为《思乡曲》魂灵素描

李强

（赘言：2007年初，我原在单位接到上级主管部门交给的任务，编辑、出版《马思聪音乐作品全集》的音像制品，我作为出版单位的出品人，有幸接触到有关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生平的一些情况。闻之唏嘘，阅后感慨！）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这是马思聪先生“逃往”美国后于1968年4月12日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如是说。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1923年，11岁的马思聪随大哥去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师从奥别多菲尔、浦舍理等名教授。

在中国音乐史上，马思聪成为中国出国学习小提琴第一人。

6年后，马思聪学成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1930年再次赴法，向毕能蓬教授学习作曲。1931年，马思聪再次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马思聪赴广州中山大学任音乐教授，在炸弹声中创作出《思乡曲》。此曲取材于蒙古民歌《墙头上跑马》——北方的土城墙狭窄，在上面跑马只能向前，不能掉头……寓意铁蹄战乱下无法归乡的思绪之情。

此曲被广泛流传，直至今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专程拜访马思聪，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的大学乐于聘邀马思聪先生到美国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婉言谢绝。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当年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马思聪谱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欢喜组曲》。

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高音乐学府的首任院长，时年37岁。

马思聪意气风发，激情四溢。他发掘并培养了傅聪、盛中国和刘诗昆等好苗子，还鼓动搞音乐的妻弟和两个妹妹举家回国。同时，饱蘸激情，创作不辍，如《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就是这一时间完成。

在马思聪身上，明显刻印着中国知识分子“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言书。”的典型特质，单纯单一，挚傲不羁，不谙政事，只求学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马思聪受到狂暴围攻。马思聪的妻子、也是他当年求学时期的师妹王慕理女士，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的时候，马思聪还在沉重且天真地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966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

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倔犟简单的性格可见一斑。

经过数度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去广州，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妥协，化装前往广州。

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马思聪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被抓回北京，其结果必定性命难保；或者偷渡香港，逃离灾难。

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无奈最违心的决定，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龙海滩。

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机飞往美国，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此君一别，无再归途。

马思聪从此离别了生于斯养于斯爱于斯毁于斯的这块土地，再也没有回来。

6年后，周恩来对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背井离乡到国外，我很难过。”

然而处在那个特殊年代，马思聪未因周总理这番话而得以任何改观。

1982年，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音乐家李凌先生上书邓小平、胡耀邦，申诉马思聪之冤。中央领导指示：“可以欢迎他回来看看。”

在中央主要领导的具体指示下，中央音乐学院党委成立了调查小组，详尽调查了马思聪先生解放前后的政治表现，以及“文革”中所受迫害的真情。认为马先生离国出走是由于“左”倾思想路线的严重迫害，是不得已采取的行动，不是叛国投敌，他们将平反结论意见送交国家公安部、文化部。

1984年12月30日，公安部回复：“……1967年5月由公安机关对马思聪先生立案审查是康生、谢富治决定的。原认定马为‘叛国投敌分子’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文化部党组会议专门讨论了马思聪的问题。1985年1月25日，下发了《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

此时，已是马思聪离开祖国的第19个春秋了。

（如此结论，马思聪为什么最后还是未再回来？带着疑问，我询问中央音乐学院有关部门和几位教授，并拜访了他在国内的亲戚及翻阅了有关资料，得知了一些原由。）

1986年，有关部门借北京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为由，邀请马思聪回国作嘉宾，他没回来。又有“红领巾”给他写信汇报听《中国少先队队歌》的感想，他还是没有回来。其间，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活动、途径想方设法安排马思聪回国——哪怕走一走、看一看——都遭到了他的婉谢。

1980年，马思聪和妻子在给长女马碧雪的家信中，坦率地谈了当时的感受：“爸爸对大陆犹有余悸。初到美国半年都做同一恶梦，捉回去再逃不出来。文革之罪，头上伤痕仍在。床单、外衣上的血迹是洗净了……。何堪回首话当年！！！”

三个惊叹号的结束语，饱含深意。信中内容冗长，句句透露惊悚颤音。虽切思乡，辛酸铭刻，几度梦归，恐惧重现，归去来兮，缠绵难解。

思乡、乡思，在心头萦绕。

那只相依为命的小提琴犹在，《思乡曲》的作者常常奏起了《思乡曲》，头那次是因日倭践踏中华民族时的铮铮呐喊而谱，尾这次是“叛逃”祖国在异国他乡空中的凄美飘逸而鸣。

同一首乐曲同一人奏，一个在天涯奏，一个在海角响。且思乡惧回乡，为何？奈何？

他的亲戚跟我说，马思聪晚年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无法控制地痛苦失声：“这个世界，很美……。”

（很美？我听后感觉凄美，难受。犹如听《思乡曲》，好听，且乡愁含泪。）

1987年5月20日，75岁的马思聪因肺炎引发心脏病，逝世于美国费城一家医院的手术室。

马思聪没留下遗言，只在书桌上留下了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曲名仍是―――《思乡》。

（中国的一代音乐宗师在异国他乡走了。他走的很平静，但，他的内心会平静吗？我这样想。）

2007年底，国家为马思聪先生办了三件事:

一是将马思聪先生的骨灰移棂“回家”，由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作了批示。2007年12月10日，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在亲人和挚友的护送下从美国启程，终至广州安放；

二是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决定在广州谒建马思聪先生纪念馆；

三是集结出版马思聪一生音乐作品全集。

我有幸在参与及负责其中编辑、出版音乐作品的工作中，接触和了解到马思聪先生的一点生平，他的遭遇可谓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与不幸，不胜感怀叹惜，个中滋味，沉思沉重，不可名状……

笔至此想起，1968年马思聪先生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叛国投敌分子”，1985年，也就是“文革”过去后的第9个年头，他又获“不是叛国投敌分子”的平反结论。出文部门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同一个部门，同一样的题头红字，透露着同一样的威严与不确定性。令人不知所言所措，是该喜还是忧？

一位伟大音乐家的命运就在这掌股之间的红头纸上随意又严肃地被掀被辱，犹如贝多芬“命运在敲门”的惊魂未卜，令人难以捉摸！

凝望着那两张轻如蝉翼的纸片，不！一片枷锁一片解镣的命运判决书，我仿佛看见马思聪先生的那捧骨灰伴随着《思乡曲》的急速颤音与心中余悸，交织在抖擞的寒风中，幽灵般地向着我们扑朔飘来……

啊！化为灰烬的骨灰是回来了，然而逝者的魂灵又会附体安宁下来吗？

聊以欣慰的是，《马思聪音乐作品全集》套装完成版制作的很精致，已如期出版，全部赠与世界各地和国内有关图书馆作为馆藏，不予售卖。

我想，马思聪先生的幽灵应该是在那里得以“还乡”、获得安魂吧？！因为，那里面有他报国爱国、壮志未酬亦难酬的《思乡曲》。

在那里，他永远会无尽思乡的！

泛楫海外犹惊悚，

不信东风唤不回。

文革后尽管国家对马思聪出走尽力纠错，尽最大努力希望他能打消顾虑回到祖国，但直到马思聪离世，他惊魂落魄的淤结仍未解开。

险夷原不该胸中，

何异阴云滞九重。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瀑难天风。

思乡切切，顾虑重重！籍籍悲哀可叹可惜，嗟嗟社稷更该所思，是矣！

此文2022年8月修改于广州

2024年9月再修改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