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强｜《姚启圣传记》『第十二篇』权臣明珠，处处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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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权臣明珠，处处发难

明珠党人急先锋上疏弹劾
在清廷获知郑氏发生重大变故，台湾收复良机突现之际，明珠党人又开始了对福建总督姚启圣一轮又一轮的攻击，累及台湾收复时机。特别是，作为明珠党人急先锋的左都御史徐元文，再度发难。距离此前清廷查实收复金厦期间的万正色二度贪功之举，为姚启圣正名之事，才仅仅过去二个月。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左都御史徐元文受权臣纳兰明珠指使，联合原水师提督万正色，疏劾姚启圣“妄借库银贸易、克扣军饷、搜刮民膏、苦役百姓、强抢民女、平台不力”等七款“莫须有”的罪名，其弹劾用辞多“刻薄凶狠”，其内容多“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对此，康熙在了解事情原委后于七月二十八日予以驳斥：“观姚启圣回奏，俱系已经题结之事”“今事平之后，乃为追论，于事何益？”“今追论不已，何异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特别一提的是，时任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的徐元文，系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殿试状元，曾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明史馆监修总裁、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官职。但此次弹劾，最终不仅没有污化被弹劾者（姚启圣），却成为了弹劾者（徐元文）一生中的重要污点；此事不仅未见于《清实录康熙朝实录》等史料（注：明珠与徐氏三兄弟均曾任清廷主要史官）中，更是让后人得以通过《清耆献类征选编》等相关史料所涉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了姚启圣与此相关联的“荒政施策”等历史功绩（详见本书相关章节），作为明珠党人的徐元文，必然是万万想不到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仅数年后当权臣明珠日薄西山，先后被直隶巡抚（小）于成龙（1638－1700年，汉军镶红人，二十九年十一月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御史郭琇（1638－1715年）疏劾之际（分别为康熙二十六年冬、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包括徐元文和徐乾学兄弟在内的明珠党人或阿附者，纷纷调转矛头，与权臣明珠进行“坚决”割裂。当然，反复之人历史上的人品评价自然不高，特别号称“昆山三徐”的徐氏兄弟，据相关史料显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二人均因自己的儿子（徐树屏、徐树声）涉及科场舞敝案而受到牵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二十九日，左都御史董讷疏参徐元文有营求、请托之事，徐元文降四级调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湖广巡抚张汧因巨额贪污被朝廷问罪，审查时曾招供向徐乾学行贿等；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御史郭琇、许三礼上疏弹劾徐党，高士奇和徐乾学都被迫“休致回籍”，康熙命徐乾学罢官回乡专心著述《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乾学因包庇“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一案勾连前山东巡抚钱钰，被追究责任；六月十四日，被明珠外甥、时任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参（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纵放子侄家人“招摇纳贿、争利害民，所行劣迹，还有敲诈监生学员，结交地方大员等违规事项”共十五款，被责令退休，并于次年病亡……另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著）第5辑收录的《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的案情中，涉及控告徐乾学及其子侄等9件、徐元文4件、徐秉义2件、另跟徐氏家族有关的案件有8件。而关于此次明珠党人的弹劾事件，在《清耆献类征选编》《清史稿》等史料中，对此进行详细叙述，现摘录如下： ㈠《清耆献类征选编卷六·姚启圣列传》
左都御史徐元文疏劾之曰：启圣自为香山县知县秽迹彰闻，革职拿问，永不叙用；只以逆孽变乱，孑身戎行，遂冒军功，骤致节钺。正当殚力竭忠以报恩遇，不谓素性乖张，举措轻妄，以虚词为实事、以干没为己赀；其言欺冈无据，其心险侧不平。臣请略举数端，有大可骇者：大臣官员侵占民利，煌煌严禁；而启圣前者妄请借司库银十二万两，经营取息：可骇者一。启圣自陈疏称“家无片瓦”，而以臣所闻：启圣挥霍金钱不异泥沙，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两有奇，此银不从天降、不由地出，谓非剋军饷、睃民膏，臣不信也：可骇者二。闽省民困已极，启圣不能加意存抚。乃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县乡绅戴玑孙女为妾，委其兄戴法署教官，物议沸腾：可骇者三。海坛进师，启圣力为阻挠；一则曰不敢轻举丧师辱国，一则曰不敢以封疆为儿戏。及恢复海坛，继取金门、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其始则欲养寇，其继又欲穷兵：可骇者四。启圣有卒数万，与海坛万余之贼相持三载，不能成功。乃欲令水师提督统新降之众远涉波涛，以图万一之侥幸；继因词穷理屈，即自请出师，漫无布置，始为是语以塞人口：可骇者五。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心怀惭妒，跪向侍郎温岱云：“正色密遣人与伪都督朱天贵约定投诚，随让海坛而去”；其言尤为不根。海坛贼遁之后，朱天贵尚尔狂逞；启圣疏云“厦门虽经恢复，而朱天贵实为后患”。则所云“让去”者，显系妄造。臣不知启圣何心，与驱除海逆者作难如此！可骇者六。总督封疆大吏，乃因欲行谗谮，长跪部臣之前，失大臣体：可骇者七。兵部据启圣之言，以为兴祚等冒滥军功；赖皇上圣明洞鉴万里，令即行议叙。自此劳臣吐气，人心莫不鼓舞；克海贼者既有功，则妒功者自应有罪。总之，启圣恣睢放诞，险诈欺诬；委以封疆，甚非八闽苍生之福。乞敕部确察严议，以为人臣诡谲行私者戒。疏入，命启圣回奏。寻（姚启圣）奏言：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甚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及外省贸易，颇有微息；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曾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等虽因公起见，然不应以琐事上渎宸聪。臣自入仕京中，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革职后贸易七年，颇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业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数。臣视师漳南，于康熙十七年七月巡边至省，见总督衙门被耿精忠屯伪官兵居住，以致拆毁倒塌。臣因捐赀修整，每日所用匠夫不过数十名，各给口粮、工价；栅外有员役搭盖小房，令其自行拆去。至臣妾数人，俱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玑孙女，更无其事。教官戴法，乃前督臣郎廷相批委者；臣到任时，戴法已署事八月矣。康熙十八年十一月，臣有《密陈进剿机宜》清字一疏，请水陆各分五路进兵；内称：“转盼来春南风一起，船只难行；又须坐守一年，徒费钱粮”。臣彼时尚尔踊跃，岂至次年辄肯迟滞！且抚臣一经拜疏出师，臣即会同将军杨捷亲领弁兵进攻岛屿、海仓并十九寨，上下夹攻以分贼势。至得厦门之后即攻台湾，臣先于十八年九月有密陈《一统规模》清字一疏云：“前得厦门弃而不守，亦不再攻台湾，将船只尽毁，以致海贼复起，我兵无船可用；今托皇上洪福，如得厦门之后即进剿台湾，不难破卵覆巢”。是臣欲攻台湾，始终如一；非既得厦门，方请宜取台湾也。 及十七年九月，臣等大破海贼于蜈蚣山，实因兵单不能分取海澄观音山等处；至十月中，催各路官兵到漳，而贼已深沟高垒矣。平南将军臣赉塔、抚臣吴兴祚、提臣杨捷及臣等会商：若止于陆路进兵，断难必胜；决须水陆夹攻。臣百端策划，不敢轻举贻误封疆；审有可取之机，方敢上疏自请督师，始为是言也。侍郎臣温岱入奏之言，臣得之朱天贵；天贵六月到漳招抚投诚之说，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总之，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则平贼之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乎！温岱曾云“总督、提督俱要和衷”，臣因望阙跪誓，不肯负恩；岂跪部臣乎！总之，臣任闽三载，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罪。伏祈敕部严加议处，另简贤能；庶臣心安而臣心白矣。疏入，报闻，下部知之。二十一年二月，叙（姚启圣）恢复海澄、克取金门、厦门功，授“骑都尉”世职，加“一云骑尉”。
㈡《清史稿·姚启圣列传》
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朱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于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于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朱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
其中，关于朱天贵由谁招抚的问题，在康熙实录上也给出明确答案，即系水师提督万正色滥冒军功，审查不当的兵部尚书郭四海也因此被调离兵部尚书；而姚启圣曾密遣总兵官朱光祖，要求朱天贵将之前招抚征逆将军刘进忠之际从中作梗的伪总兵马兴龙，先行用心拘禁（縻絷）。朱天贵投诚之前，即已暗拘马兴龙父子及弟五人沉死海中，且带各伪总兵随朱天贵一起投诚。姚启圣对此汇报说，“朱天贵于未经投诚之先，而能诛已抚复叛之贼，实心报国、功不可泯。”（详见上文“招抚朱天贵”章节） 兵部追赔姚启圣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十三日，兵部题：“原任福建总督姚启圣（已故）修理兵船、兵器浮冒钱粮四万七千余两，应行追赔”。得旨：“姚启圣攻取台湾，著有劳绩；著免其追赔”。此时，距离福建总督姚启圣过世九个多月，自然已无法再次为自己辩白，且当时权臣明珠一党独大，个中缘由史书上仅一笔带过。而乾隆年间为姚启圣立传时，史官遵循乾隆之意，并未一味称颂，更令人一时无法得以一窥历史全貌。但从《绍兴姚氏谱》中，可以得知乾隆后来为姚启圣列传，并奖励了一套别业（别墅），与康熙一样对其生平进行了肯定。笔者特意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从中发现了一些线索，先看几条史料：
⒈令福州同知苏良嗣督造战船；（后，）会苏良嗣战船报竣，贼遣侦者数辈觇动静，启圣故示以弛缓。值元夕（元宵）令百姓张灯，自与文武大僚置酒还珠门楼上，若无意用兵者。漏下二鼓，忽称疾，命属吏行酒，而启圣已开南关，疾驰三百里，至闽安镇之五虎门，亲自配舟，调遣精锐出师矣。（《续修台湾县志·卷四·军志·戡定戎略》，谢金銮、郑兼才）⒉令福州同知苏良嗣分金计费，督造战船；其机密粮务，则端委随征同知林升。而苏良嗣督造战船，功成报竣。公夜驰三百里，至闽安镇之五虎门，亲自配舟，调遣将士；乘风破浪，操演水师。随又回漳。（《台湾府志·卷十·定谋推毂·总督姚公平台传》）⒊又与巡抚吴兴祚造船300艘，用投诚的郑氏官兵充水师员弁，很快组成2万余人的水师队伍。（《福建人物志·姚启圣列传》）⒋康熙十八年（1679年），移驻漳州，与台迩，间谍可施。乃大开招徕馆，使随征参议道黄性震董其事，贼降者，无真伪皆纳之，高宴华轩，焜煌于道。令福州同知苏良嗣督造战船，委随征同知林升督粮运。既数月，贼稍有降者，即厚其赐予，宠以礼貌，使闻者心动。先是伪将军朱天贵来归，启圣知其勇，且熟海道，谙贼形势，特疏请以天贵参军事。至则引入帐中，相与卧起，供帐过于自奉。天贵感激，竭诚致命，得其死力，遂增置火炮军器，买上游米石，以图大举。会苏良嗣战船亦报竣，乃夜驰三百里，至闽安镇之五虎门，亲自配舟，调遣精练水师。随又赴漳，使兴化知府卞永誉、泉州知府张仲举往说贼降，而伪行人傅为霖虽约为内应，实心持两端，启圣以计杀之。十九年二月癸未，乘贼懈，遣兵攻破陈洲、观马洲、音山、石码十九寨。（《福州府志乾隆本·卷之四十六》）⒌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等疏言：臣等已将征调舟师敕谕，令荷兰国人赍往，因赶塘石碑洋诸地，为海寇所阻不得行，故未达而还。上谕：顷因定海舟师少，已特增兵。今荷兰国人为寇所阻，何以不行扑灭，俾得前行。音问既未能通，舟师必不能如期而至。如此，则我兵遇有机会，可不俟荷兰舟师，即进剿耶。抑必俟彼船至日，方举事耶。兹以剿荡海寇，增调师旅，修理战舰，靡费军饷甚多。大将军王等，宜规取厦门金门，速靖海氛，不必专候荷兰舟师。（《清实录康熙朝实录》）⒍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是福建巡抚吴兴祚，请修理战舰。上遣吏部郎中萨耳图等往闽督修。至是，吴兴祚又疏言，战舰二百五十艘，见在修理。若待竣工齐发，恐误风汛之期。请以修缮已毕者，同新造鸟船，配兵先发。余俟萨耳图等督趣告竣。上谕：战舰乃破贼急需，其令巡抚吴兴祚、同萨耳图等，速行修治，无误万正色师期。（《清实录康熙朝实录》）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疏言新船虽竣，旧船尚在督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⒏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二十三日，先是命福建总督、巡抚、提督，酌定进剿海寇机宜。巡抚吴兴祚疏言：“臣询之习知贼中情形者云，贼䑸虽多，不如我新造鸟船，坚固便捷。”（《清实录康熙朝实录》）⒐（康熙）十九年，（吴兴祚）疏言：“郑锦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炮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清史稿·吴兴祚列传》） 由此可知，其时负责修造战船的相关官员，涉及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吏部郎中萨耳图、福州同知苏良嗣等人。此前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一代廉吏”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康熙十八年夏，福建巡抚吴兴祚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于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升任福建布政使一职；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直隶巡抚。期间，相继作为负责监督职责的按察使、负责行政和财赋的布政使，一代廉吏的于成龙对此自然知根知底，不仅没有依附明珠党人，还与总督姚启圣合作无间。要知道，权臣明珠与廉吏于成龙之间，还颇有渊源：康熙十三年（1674年），明珠嫡长子纳兰性德迎娶了姚启圣“香山案”案发后自杀的卢兴祖（原任两广总督）之女卢莲轻；而当年（康熙六年，1667年）的两广总督卢兴祖与广西巡抚金光祖，便一起向朝廷举荐了罗城知县于成龙为广西该年唯一的“卓异”，称“罗城在深山间，民风顽悍。于成龙廉洁有为，建学馆、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凭借这第一个“卓异”政绩，于成龙被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府。于成龙赴任前，金光祖还与于成龙促膝长谈，并因其清贫特备路费，修书与四川督、抚。于成龙为报其举荐，还把自己对治理广西的思考，写成《再对金抚台问地方事宜》留存于世。只可惜，后来升任两广总督的金光祖参与三藩之乱，被劾革职归旗；而两广总督卢兴祖，更因在擅开海禁案中索贿大量钱财而案发自杀。而作为明珠亲家卢兴祖提拔的于成龙，后来被康熙钦赐“高行清粹”匾额，称其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福建任上（按察使、布政使）的经历，不仅没有任何针对姚启圣的打击行为，所作所为更与姚启圣配合的相当默切。同时，查阅《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姚启圣等官员造船时（康熙十八、九年间）的兵部尚书及侍郎、户部尚书及侍郎，可知：
一、兵部尚书、侍郎兵部（满）尚书郭四海（康熙十七年十二月至康熙二十年二月，此前为左都御史）、兵部（汉）尚书宋德宜（康熙十七年十二月至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此前为刑部尚书，继任李之芳）。兵部左侍郎郭丕（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至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兵部左侍郎杨永宁（康熙十二年六月任，康熙十八年八月转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兵部左侍郎焦毓瑞（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兵部右侍郎转，康熙二十三年八月转户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孙光祀（康熙十二年六月任，康熙十八年八月降三级调用）、兵部右侍郎项景襄（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任，康熙二十一年三月祭葬如例）、兵部右侍郎温代（康熙十九年四月已任，二十年六月转为督捕左侍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转礼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兵部督捕右侍郎金鋐（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任，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转福建巡抚）、兵部督捕左侍郎邵甘（康熙十八年四月任，康熙二十年五月转漕运总督）。 二、户部尚书、侍郎时任户部（满）尚书伊桑阿（康熙十六年八月至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历六部尚书及文华殿大学士等职，索额图女婿）、梁清标（康熙十一年二月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时任户部侍郎有：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梁鋐（康熙十七年五月以原任工部左侍郎转）、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喀尔图（康熙十八年四月左副都御史转任，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升刑部尚书）；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马汝骥（康熙十八年五月左副都御史升）；户部左侍郎察库（康熙十六年六月户部右侍郎转任）、户部左侍郎于可托（康熙十七年八月户部右侍郎转任）、户部左侍郎田六善（康熙十八年五月户部右侍郎转任，康熙二十年二月原品休致）、户部左侍郎萨穆哈（康熙十八年八月户部右侍郎转，康熙二十年五月升左都御史，后升工部尚书，后因罪拟绞，卒于狱）、户部左侍郎觉罗沙赖（康熙二十年四月户部右侍郎转，康熙二十年五月转任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户部左侍郎科尔坤（康熙二十年四月升左副都御史为户部右侍郎，康熙二十年五月转任户部右侍郎为户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朱裴（康熙十八年五月工部右侍郎转任，康熙二十年二月原品休致）。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郭琇上疏参大学士明珠党人时，勒德洪（康熙十六年年七月十二日授“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康熙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被革去大学士职务，李之芳（康熙十八、九年时在任兵部尚书）被勒令退休，余国柱（康熙二十年升户科给事中为左副都御史）被革职，科尔坤（康熙二十年四月升左副都御史为户部右侍郎，康熙二十年五月转任户部右侍郎为户部左侍郎）、佛伦（康熙十八年五月升大理寺卿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些明珠党人在福建总督姚启圣生前，更是数度陷害，但均得以一一辩明。姚启圣过世后的次年（康熙二十三年），明珠党人更加得势，所以才再次有了这样一出诬陷：
时任兵部（汉）尚书李之芳（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任，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转任吏部尚书，明珠党人）、兵部（满）尚书伊尔根觉罗·哈占（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任，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转任礼部尚书，与明珠外甥傅拉塔，同为“伊尔根觉罗氏”）。时任兵部侍郎：舒穆禄·佛伦（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升兵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历工、刑、户三部尚书、川陕总督，累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明珠党人）、阿兰泰（兵部右侍郎，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及吏部尚书，擢武英殿大学士）、郭丕（兵部左侍郎）、焦毓瑞（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兵部左侍郎转任户部右侍郎，次年卒）、杨雍建（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升贵州巡抚为兵部左侍郎）、马世济（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兵部右侍郎转任吏部右侍郎）、达哈塔（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调兵部督捕左侍郎转任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后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库勒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调户部右侍郎为兵部督捕左侍郎，后擢户部、吏部尚书）、熊一潇（兵部督捕右侍郎，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转任吏部右侍郎）。
此外：
时任工部尚书：萨穆哈（满，继任佛伦、阿兰泰）、杜臻（汉，继任陈廷敬）；时任兵部尚书：哈占（满，继任伊桑阿）、李之芳（汉，八月改吏部，梁清标以户部尚书原衔管，再继任张玉书）；时任吏部尚书：伊桑阿（满，继任达哈他）、宋德宜（汉，七月迁文华殿大学士，九月李之芳继任）；时任刑部尚书：诺敏（满，继任禧佛、佛伦）、魏象枢（汉）；时任礼部尚书：介山（满，继任杭艾、哈占）、沙澄（汉）；时任户部尚书：杭艾（满，继任科尔坤、佛伦）、梁清标（汉，继任余国柱）。 其时，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升吏部左侍郎张士甄为刑部尚书；九月初四日，命户部尚书梁清标以原衔管兵部尚书事；以左都御史余国柱（明珠党人）为户部尚书；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调吏部尚书伊桑阿为兵部尚书。可见，事件发生时，当时（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是在调动重要六部官员期间。查阅户部史料，恰好有吴兴祚浮冒的史料，现摘录如下：
（康熙二十四年）吴兴祚疏请于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鼓铸，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劾兴祚鼓铸浮冒，下吏议，当镌秩，命以副都统用。（《清史稿列传四十七》）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二十三日，都察院遵旨议覆，“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参广东广西总督吴兴祚，鼓铸浮冒，户部不行稽核一案”。查吴兴祚，先经题请鼓铸银两，就本省司库支银三十万两。于康熙二十六、七两年，止奏销十二万九千余两。余银十七万余两，并未奏销。又户部据咨私拨江苏银三十万两，未经具题，并无着落。应将吴兴祚降三级调用。其据咨拨给，不行稽核之原任户部尚书科尔坤（康熙皇长子胤禔岳父，明珠党人），见任尚书今升吏部尚书鄂尔多，原任侍郎今升总漕董讷，见任侍郎傅腊塔（明珠外甥），俱降二级调用。得旨：鄂尔多、董讷，居官尚优，着带所降之级留任，余依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月二十八日，吴兴祚为右翼汉军副都统。（《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月初四日，兵部疏参右卫将军希福等不收八旗拨送马匹，以致虚费钱粮。希福应革职，护军统领札木素、内大臣护军统领四格、副都统方额、马锡、张素仪、吴兴祚等，俱降三级调用。（康熙）从之。（《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特别一提的是，吴兴祚作为康亲王杰书嫡系，查阅杰书与明珠的关系，可以得知康亲王杰书八女、郡主淑慎（1681－1706年），后来还嫁与明珠之子揆方（1679－1707年），生子纳兰永寿（1702年10月1日－1731年2月12日，乾隆舒妃之父），也就是说明珠与杰书后来也是亲家。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还为纳兰揆方之妻，康亲王第八女郡主撰写了墓志铭。查阅史料可知，姚启圣从政后捐资的银两总数近百万两之巨，全祖望所撰的《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这样记叙道：“自公以布政使随征，即自膳部兵，不资国帑。及筑修来馆于漳浦，招抚用三四十万。及赎难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勋大赉，又十余万。而又未尝丝毫取之百姓，莫知其经营所自出也。公笑曰：‘台湾则既平矣，然亦销金一大锅子矣’！”特别是权臣明珠及其党人，不择手段阻挠姚启圣收复台湾，甚至以古人迷信的彗星之说来迫使水师延期进兵，愈加加重了自膳部兵的姚启圣军资紧张。即便总督姚启圣采用种种开源节流的手段，倘若没有巧妙利用平抑粮价、盐价等打击之机，借机收缴投机商贩不法所得，从而起到助民益政、大增军资的意外效果，要养活这一大批收复台湾的清军水师、陆军，实是不易。而关于造船的费用，最直接的证据是康熙二十年十月十六日，惊悉刚刚上任十日的施琅上疏请求专征之际，姚启圣在《进攻淡水夹击台湾事本》上疏中特别提到：“臣等四月闻郑经死时，即造船募兵、措饷置械直至今日矣”“今日进剿台湾，臣等不敢上请国帑一分，不敢下派百姓一件，一切造船、募兵各项费用，并水师提臣及四镇所需军械、犒赏等项，皆系臣等捐办。”在《总督福建少保兵部尚书姚公再造全闽鸿功碑》上，礼部侍郎富鸿基明确记载启圣公“膳养甲兵一万五千有奇，捐造战舰二百余艘，缮甲帐器械等数十万，不取民间一钱”，可见二百余艘战舰即为姚启圣本人捐造，再加上膳养的士兵、配置的战备物资，何止这区区四万七千余两？明珠党人对已故总督姚启圣的诬陷之举，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明珠党人“脏车”沉河
姚启圣与明珠党人的冲突，也直接体现在其长子姚仪在京城与“昆山三徐”的直接冲突上。这也是时任总督姚启圣在过世前夕，欲调姚仪出京城，自文职改为武职的直接原因。《绍兴姚氏谱》中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十一日，姚启圣在上奏中说：“臣子姚仪蒙皇恩，已（于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补狼山总兵矣，但臣父子蒙恩过重、超拔过优，即授臣子“总兵”之职，也应补授边陲远地，得以勠力疆场。非臣报国之初心，也非臣子自文改武之本意。”其背景，据清朝宗室大臣、史学家、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1776－1830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八世孙、礼烈亲王代善七世孙、和硕康良亲王杰书之玄孙、和硕康悼亲王椿泰之曾孙、和硕康修亲王崇安之孙、和硕礼恭亲王永恩之长子）在《啸亭杂录》一文中，写道：
“姚制府启圣，佐先良亲王平闽，决意欲灭郑氏，以绝民望。尝与纳兰太傅明珠不睦，太傅嗾徐总宪元文（徐元文，1634－1691年）劾之。立斋故为顾亭林甥，亦嗛公所为，遂周内其罪，露章弹劾。幸仁皇帝（康熙）察之，不究其事。公子仪心衔之，侦之其兄健庵（徐乾学，1631－1694年）自某学政归，苞苴无算，伺于卢沟桥，候其车数十乘至时，公子固兼人力，乃拽其车尾，尽掀于巨浪中。大言曰：‘若辈资财，皆取诸不义者，敢与予鸣之官乎？’健庵惧，隐忍而已。事久，仁皇帝闻之，大笑曰：‘姚仪此举，殊快人意。然有此勇力，不可使闲置郎署。’遂改授武职。立功海上，洊至南阳总兵官，以善终。”
上述情节虽无其他史料佐证，但综合《绍兴姚氏谱》等史料中姚启圣及其子孙的言行资料来看，此事想必是十有八九之事。作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昆山三徐”，姚仪在卢沟桥上将徐乾学受贿的“脏车”推入永定河中的这一举动，自然令徐乾学等人颜面大失。在当代武侠小学《鹿鼎记》中，金庸先生将此故事情节嫁接于主角“韦小宝”身上，充分体现了“快意恩仇”的一面。结合相关史料，可知明珠党人在总督姚启圣攻台工作准备就绪之际，除了以种种理由阻挠攻台，作为明珠党人急先锋、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徐元文，还以七条莫须有的罪名对姚启圣本人进行直接攻击。通过姚本人向康熙回复中的逐一澄清，让此诬告成为了徐元文人生中勾结明珠的一大污点、笑料。康熙实录中，掌管史料记录的明珠党人，只得有意无意间回避了这条诬告记述。作为“昆山三徐”的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均先后担任《明史》总裁或监修；三人也先后担任过乡试主考官或副考官。特别是总督姚启圣过世后的次年，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的顺天乡试中，时任左都御史的徐元文，其子徐树声与侍讲学士徐乾之子树屏，同届中举顺天举人。康熙事后发觉，中举之人皆为江浙之人，而湖广、江西、福建之人竟无一人中举，显然有悖常理。时任左都御史陈廷敬，受康熙之命处置了这起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陈廷敬秉公办案，不受明珠党和索额图党的党争影响。在随后的复查中发现“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特别是徐树声、徐树屏等人或文体不正，或字句疵累，昆山徐氏因此遭到朝廷罢官，更成为科举史上的一大笑话。作为明珠嫡系党人的“三徐”，在之后也逐渐与权臣纳兰明珠分崩离析。此外，查姚启圣的《忧畏轩遗稿》（详见《绍兴姚氏谱》）之中，有一篇名为《寄陈伯文侍御》的五言律诗，或许正是姚启圣早年写给陈廷敬（存疑）的诗，现摘录于下： 寄陈伯文侍御
自作郎官后，方知侍御尊。埋轮清辇道，煮海壮军屯。赖子光吾党，惭余负国恩。读书在行道，富贵复奚论。
从该诗文中也可以看出姚启圣的处世哲学：一个人读书并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和地位，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姚启圣重新出山后，不仅为百姓施行“革除大珰、严禁火耗、开浚河道、修理桥梁”等暗合“范仲淹之‘荒政三策’”等措施（详见上文），还在任上积极整顿吏治：“贪官即刻参处，蠹役（害民的差役）立毙杖下”。没有自己的以身作则，自然难于执行如此严政。事实上，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姚启圣就任福建总督当日，即发布《禁革馈遗》严禁下属文武官员前来送礼。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又立下重誓：“如我受尔等馈遗、暮金、代仪、币帛、杯缎以及寿烛、果品、小菜各物一分一厘者，姚即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刃万箭之下。文武各官如不洗涤肺肠，改做清官，爱民如子，仍前败检害民，我若听情面不参不杀者，姚亦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刃万箭之下”。从史料上看，曾先后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1639－1712年，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工户吏三部尚书、左都御史，授文渊阁大学士）、（小）于成龙（1638－1700年，曾任左都御史、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加总督衔直隶巡抚、河道总督等职）相继与权臣明珠不和；而清代著名廉吏（大）于成龙（1617－1684年），虽有卢兴祖（明珠亲家）的举荐之恩（广西罗城知县任上被举“卓异”，得以升四川合州知州），在福建任按察使、布政使期间（1678至1680年），仍与时任总督姚启圣合作无间，更因其操守被康熙称为“今时清官第一”。而在（大）于成龙去世时，不仅身边没有子女亲人，就连二两银子都没有，于是（小）于成龙主持料理了老上级（大）于成龙的丧事。在陈廷敬的《于清端公》中这样记载道：“时署中无亲指，衣食、饭舍皆不备，江宁守于公经理其丧。”可见，三人之间交情的非同一般。在厦门大学邓孔昭、孔立、陈在正三位老师所著的《论姚启圣》中这样写道：军需后勤方面，姚启圣积极催趁粮晌、修造船只、捐资捐膳，为清军进取台湾准备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在任福建总督的五年间（康熙十七年到二十二年），为了应付频繁的军事活动，先后捐资至少在四十二万八千两之多，以至于在姚启圣过世后，“肃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可以说，姚启圣最终将多年的积蓄全部献给了收复台湾的事业。
姚仪资助清代“李白”
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康熙皇帝诏开特科“博学宏儒科”。三月，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彭孙遹、汤斌、邵吴远等五十人入选。而朱彝尊密友钱霍，当时也在京师，姚仪对钱霍为人和诗作十分欣赏，这为两人的后续交集埋下了伏笔。此次特科之中，朱彝尊、毛奇龄等人与姚启圣家族多有渊源，甚至在姚启圣过世之后，他们还与长子姚仪、次子姚陶等后代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另外，康熙十六年时任江西提学道邵吴远（又名邵远平），曾与江西布政使姚启盛以及南康知府伦品卓等人一起整修白鹿洞书院。而这位江西布政使（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任）姚启盛，正是姚启圣的族叔。顺治十六年，姚万雍为避祸时投奔了姚启盛之叔父姚章楷（顺治四年进士、山东郓城县知县。其兄即为姚启盛之父、赠“资政大夫”姚章模），入汉军镶红旗籍，并改名姚启圣。该年六月二十五日，姚启圣奉旨令其嫡长子姚仪赴京候补。八月初十日，姚仪奉旨以京官身份任用，部议后确定为同知对品京官、顺天府治中宗人府经历。八月三十日，再奉旨姚仪升任郎中。此后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二十五日，姚仪以都督佥事、候补总兵官的身份出任都督佥事兼江南狼山总兵官，这一阶段均在京师任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姚启圣请求朝廷让姚仪以武职到边远要塞任职，十月二十四日部议决定授予五品京堂（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寺丞、光禄寺少卿）之职；但康熙皇帝认为姚仪才干出色，且愿意改以武职为国效劳，于是改授他为“都督佥事”，以总兵官（正二品）之职任用。要知道，当时武职待遇远低于文职官员，此事也侧面印证了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啸亭杂录》中姚仪对于徐乾学的所作所为，故受到明珠党人处处迫害的姚启圣，在病重之际的担忧之情，又在过世前夕亲题匾额“还云堂”堂号，将次子姚陶承继给嫡堂弟姚日章。 姚仪任职沅州总兵官期间（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八月），从朱彝尊等人口中得知钱霍的困境，即出资为其刊印诗集，并邀请他前往自己任职的沅州居住。钱霍行至苏州，由于年老体衰竟不能成行，只得暂时居住在途中的苏州枫桥。得知境况的姚仪，便每年捐出二百两银子对他进行资助，以改善其生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姚仪病逝于云南鹤丽，年仅四十有七。此后，生计日窘的钱霍被迫回到故乡会稽上虞，尽管家贫如洗，但他的豪气却不减一分。若干年后，吏部拟任命他为训导（学官名，是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但调任令下达时方知他已去世多年。
附：⒈《绍兴府志》：钱霍，字去病，会稽人，上虞籍。为诸生，贡太学，精举子业，然不好。独好为诗，其诗自辟阡陌、劲出横贯、不假雕饰，而姿态横生。性豪喜谈，酒酣兴至，音吐如洪钟，目闪闪有光，惊起坐客。性狷介，耻以诗文干士大夫。尝游京师，故人居华要者，不投一刺。詹事沈荃独严重之，曰：今之谪仙（李白）也。乡人姚仪好霍诗，为梓其集。⒉《上虞县志》：钱霍，字去病。由诸生贡太学。精举业，然不好。独好为诗，其诗自开阡陌，劲出横贯，不假雕饰，而姿态横生。性豪饮，喜剧谈。酒酣兴至，吐音如洪钟，目闪闪有光，惊起座客，咸指为狂生。然内狷介，耻以诗文干士大夫。尝游京师，故人居华要者，不投一刺。少詹事沈荃独严重之，曰：去病“今之李谪仙也”。乡人姚仪好霍诗，为梓其集，欲挟至沅州官署。霍至吴门，以老不欲往仪，遂居之枫桥。每岁捐二百金子之，仪死，霍还家，贫日甚而豪气不衰。吏部以次除霍训导，檄下，已物故数年矣。
钱霍与朱彝尊等人交往甚密，常有诗唱和。顺治九年（1652年），朱彝尊长子德万夭折，次子昆田出生这一年，钱霍曾陪同朱彝尊从绍兴前往苏州，二人沿途即多次作诗附和。钱霍作诗《土城山》：“西施明艳世间稀，此地曾经换舞衣。春色不随流水尽，暮山犹见彩云飞。”朱彝尊则以《土城山和钱六》应对：“江花江草满江关，浣女清歌日暮还。曲罢彩云犹未散，春风吹上土城山。”诗句中的春色、彩云、江花、江草，以及浣女（西施、郑旦）、清歌等语句，无不表现了江南风土人情的优美。这座“土城山”，位于今天的西施山遗址公园（绍兴市越城区范蠡路89号），相传是西施教习歌舞的地方。《越绝书》有载：“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丘土城，勾践所习教西施、郑旦宫台也。”西施、郑旦送达会稽后，勾践在会稽土城山建立了“美人宫”。在这里，她们学会了宫廷歌舞和应对礼节。后人为了纪念西施，将土城山改名为西施山。而钱、朱二人前往苏州之途，正是当年“江边浣纱伴，黄金扼双腕”（《越溪女》唐·于濆）的二位同属诸暨苎萝村（今为“浣纱村”）美人西施、郑旦自越国赴吴国之水路。在这条同样是自山阴故水道转钱塘江再转抵苏州舟行之路，由土城山旁的山阴故水道上一路舟行向西，直到浙东运河的固陵码头，进入钱塘江，再转入古苕溪水域。沿途的石门语溪（今属于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曾为石门县、崇德县驻地）、嘉兴范蠡湖和西施妆台等西施古迹的传说由此而来。相传，范蠡送西施、郑旦去吴国，途经嘉兴槜李园（今属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时，西施以槜李解渴，纤指一划而留有一痕，自此“西施槜李”成为了当地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
附：拥有“西施指痕”的槜李，自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种植历史。槜李树树形优美，花似雪海，远望晶莹如雪，其果肉鲜润如琥珀，完熟后浆液极多，味鲜甜爽口，带有酒香。食用时只需在果皮上刺一小孔，慢慢吮吸果汁，吸完汁后只剩下皮和核。品质口感超群的“西施”槜李，又因其难于在别处栽培，属水果珍品，在中国“十大名李”当中一直位居首位。而笔者的祖母姚金宝（1927－1958年，毛氏）肺结核早逝，遂家贫，祖父姚金有（1924－1989年）一时难以抚养三子二女。故笔者父亲姚德荣（又名姚三毛、陈福良，1951年出生）先后寄养于萧山（今属杭州市钱塘新区）、桐乡桃园（今属梧桐街道管辖）、桐乡史桥（今属高桥街道管辖）等地。1960年代，姚德荣曾在拥有槜李园母树的周家寄养过多年，笔者儿时也能每年有幸品尝到周家奶奶带来的这一美味。 在朱彝尊所作的《槜李赋》中，也留有“西施与槜李”的传说：“徐园青李核何纤，未比僧庐味更甜。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钱霍则以《同朱敬身舟过槜李道中》应对：“舸船信宿向晨开，为客欣同作赋才。别浦听歌风转送，薄云出日雨飞来。青青野麦侵书恍，拂拂荷香上酒杯。拟到姑苏邀月色，相携取醉虎邱回。”另外，在今天绍兴马山姚启圣帅府故居西南10公里处的白马山庙中 ，钱霍写下了《宿白马山庙有徐文长墨迹》一文，有“文长（徐渭）吊千古，我复感前贤”之诗句，其感伤之意境，不言而喻！
附：康熙十八年开“博学宏儒科”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自立为“大周”皇帝的藩王吴三桂病死。此前“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先后被清廷招降，三藩之乱已接近尾声。为促进满汉两族文化融合，康熙帝诏开“博学宏儒科”招揽前朝大儒耆老，在被举荐的人有203人中，彭孙遹、李来泰，以及汪楫、朱彝尊、毛奇龄等50人被录取，俱授翰林院官，分修《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诏开特科“博学宏儒科”，谕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无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三月初一日平明，齐集太和门，以鱼贯入，诣太和殿前，鸿胪唱行九叩头礼毕。是日，上御殿祭堂子回，命诸荐举人员赴东体仁阁下，太宰掌院学士捧题出，用黄纸十张，写题二道，置黄帏桌上，跪领题讫，用矮桌列墀下，使坐地作文，题为“璇玑玉衡赋”，“以天下为一家诗”。及巳刻，太宰掌院学士复宣旨云：“汝等俱系荐举人员，有才学，原不必考试。但是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赐宴，为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所无，汝等须知皇上德意。”宣讫，命起，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给直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首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时陪宴者太宰掌院学士各满、汉二员，皆南北向坐，谓之主席，以宾席皆东西向也，余官提调皆不与焉。其夕，晚出者十余人，皆给烛竣事，然后弥封，诸试卷作四封，当夜呈进。此次无论已仕、未仕，一体保荐。其应举者，除京城现任官员外，官人布衣，各给月俸银三两，米三斗，旋取列一等彭孙遹等二十名，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悉令分修《明史》。中有以布衣超授清秩者，而应举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舆马，舁以篮筥，驰赴国门者。施愚山久于仕宦，应征而至，坐卧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称贷以营寒具。其他贫士，或就食畿辅，或寄宿僧庐，北地苦寒，狼狈万状。是科取中者五十人，俱授翰林院官。侍讲一：邵远平；侍读四：汤斌、李来泰、施闰章、吴元龙；编修十八：彭孙遹、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陆棻、钱中谐、袁佑、汪琬、沈珩、米汉雯、黄与坚、李铠、沈筠、周庆曾、方象瑛、钱金甫、曹禾；检讨二十七：倪灿、李因笃、秦松龄、周清源、陈维崧、徐嘉炎、冯勖、汪楫、朱彝尊、邱象随、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李澄中、庞垲、毛奇龄、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黎骞、高咏、龙燮、严绳孙。或谓是时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征以《以天下为一家》之诗题，其或然欤。（摘选自《在园杂志》清，刘廷玑撰）御赐“清慎勤”匾额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康熙御书“清慎勤”三大字，颁发各省督抚；八月十一日，内阁中书德启纳将康熙钦赐“清慎勤”匾额，送至姚启圣总督府。“清慎勤”，其意为“清廉、谨慎、勤勉”，出自宋代吕本中《官箴》，一说出自司马昭之言。是现今流传最广的“官箴”，康熙以后至清末都将“清慎勤”作为官场座右铭。其时吏部、礼部二部官员分别为：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时任吏部（满）尚书介山（康熙二十年五月刑部尚书改，康熙二十二年二月改礼部尚书）、吏部（汉）尚书黄机（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迁文华殿大学士，继任兵部尚书宋德宜）。吏部左侍郎觉罗沙赖、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科尔坤（胤禔岳父，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吏部左侍郎张士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升刑部尚书）、吏部右侍郎杨永宁（康熙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过世）、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杜臻（官至工部、刑部、兵部、礼部尚书）。康熙二十一年时任礼部（满）尚书帅颜保、时任礼部（汉）尚书吴正治。同年礼部侍郎有：杨正中（礼部左侍郎）、阿兰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吏部尚书，擢武英殿大学士）、张玉书（礼部右侍郎，官至刑部、兵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富鸿基（礼部右侍郎）、达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牛钮（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李光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国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浙江总督、福建总督、刑部侍郎、奉天府府尹、兵部侍郎）、胡简敬（礼部右侍郎）、金世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工部侍郎、奉天府府尹）、喇巴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理藩院侍郎）等人。 附时任礼部（满）尚书赫舍里·帅颜保资料：帅颜保（1641－1684年），家族为满洲八著姓之一的赫舍里氏，隶属满洲正黄旗，其父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辅政大臣索尼堂弟、索额图堂叔，官至六部尚书。康熙六年闰四月十九日，命内国史院学士帅颜保、内秘书院学士范承谟，教习庶吉士；康熙六年九月初五日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命大学士班布尔善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巴泰、图海、魏裔介、卫周祚、李霨为总裁官，学士塞色黑、禅布、帅颜保、岳思泰、多诺、明珠、范承谟、刘秉权、周天成、刘芳躅、田逄吉、綦汝楫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达哈他、马尔堪、纳桑阿、卢震、侍读喇沙里、杜冷额、内图、额色、噶卜喇、田启光、典籍伊尔哈、噶布喇、王国安、董昌国为满纂修官，侍读学士单若鲁、田种玉、侍读宋德宜、熊赐履、编修田麟、王勖、李平、张玉书、朱世熙、检讨李天馥、陈廷敬、吴本植、朱之佐、申涵昐为汉纂修官；康熙八年六月初七日，升内国史院学士帅颜保为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七月初五，以吏部右侍郎帅颜保为漕运总督；康熙二十年五月初八日，以一等公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调刑部尚书介山为吏部尚书，升漕运总督帅颜保为工部尚书；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调工部尚书帅颜保为礼部尚书；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礼部尚书帅颜保，再引疾乞解任，得旨：帅颜保准解任调理，病痊起用；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予故致仕礼部尚书帅颜保，祭葬如例。 原著作者：姚国强（内部稿，2024.09.05版）全书约45万字。10月26日，纪念姚启圣诞辰四百周年之际。特此发表！作者介绍：姚国强，又名陈国强，姚启圣后裔，浙江省桐乡市市场监管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