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邮局沧桑录：汕头一等邮局（5）

蚁健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为践行使命，守正创新，开启邮政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集邮博览》杂志在今年第10期，隆重推出专题“ 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并通过广东省集邮协会组织特稿。本人应邀撰写《汕头开埠邮局》专稿，现将原文全文陆续转载与大家共同分享。

十、汕头一等邮局与战时侨汇业

抗战期间汕头一等邮局的另一项重要邮务，就是辅助广东邮政储金汇业局设立的“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协力发展邮办的国际“华侨汇票”侨汇业务。

早在1914年3月1日，中华邮政正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1918年中华邮政与澳门邮政互通汇兑。1919年7月1日，中华邮政成立“邮政储金局”办理储蓄业务。同年10月，中华邮政开始与外国邮政订立互办邮政汇兑业务协定，正式开办国际邮政汇兑业务，当年又与荷属东印度邮政签订互通汇兑协定，1920年又与英属香港、英国伦敦邮政总局签订互通汇兑协定。1920年8月1日，汕头一等邮局开办邮政储金和国际汇兑，大力发展国际邮政汇兑业务。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国内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巨大的影响。为了发展战时的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大力吸收外汇，鼓励海外华侨汇款，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和支撑战时的国民经济，维持政府的财政开支和保障抗战军费之充盈。而为了提高战时的海外侨汇吸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署理华侨汇款事务，除了制订颁怖《吸收侨汇合作原则》和《银行在国外设立分行吸收侨汇统一办法》及《便利侨汇办法十条》等一系列措施，便利海外华侨汇款的法令之外。还指定一批有条件办理国际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做为国立侨汇机构，努力吸收海外华侨的汇款。其中，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即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指定的国立侨汇机构之一。

由于其时的英属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海外各国汇往中国的侨汇批款，多是通过香港接驳转汇入国内。故此，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遂在香港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地点位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十六号的告罗士打行酒店内（图27为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旧址），同时委派中华邮政高级客卿、署邮务长、驻港专员慕雷（威廉·戴维·默里William David Murray，中文名：慕雷，英国人）出任办事处主任（图28为慕雷驻港时期的照片），负责接收转驳海外汇经香港中转至国内的侨汇。

图27：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十六号告罗士打行酒店大楼（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旧址）。

图28：中华邮政高级客卿、署邮务长、驻港专员慕雷（注：本图片由慕雷的外孙、加拿大特雷弗·戴维·埃文斯先生提供）。

与此同时，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利用原有开办的“华侨汇票”业务和中华邮政的邮递网络之优势，与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合作，并仿照民营侨批局的作业方式，由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总行及其设立于东南亚各地的分行，将侨胞交寄的批信和批款寄汇至国内，然后经由各省的邮政储金汇业局设立于各地的华侨汇票分发局分发投递，同时将收汇人交付的回批寄返海外的华侨银行转交汇款人。其模式与民营侨批局办理侨批银信业务相同，再加上国家邮政的信用做为担保，故邮办的“华侨汇票”业务，受到海外侨胞和国内侨属的欢迎。

其时，广东邮政储金汇业局分别在省内广州、台山、海口、汕头等地设立有华侨汇票分发局，专责办理该项“华侨汇票”业务。其中，“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就设在汕头一等邮局的内部，并配备有专职人员。因其为不对外营业的内部邮汇机构，业务上由邮局局长统管，人员薪金和费用开支均由邮局负责。所有经由东南亚各地华侨银行收寄往汕头的“华侨汇票”侨汇批款，在抵达香港之后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转驳到广东邮政储金汇业局，再由该局转发到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而这些侨汇在抵达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之时，均由分发局的专职人员填发出“华侨汇票”正、副一式两份，并将汇票连同批信和回批，一并交由汕头一等邮局发往潮汕各县的邮局分发投递和办理汇兑，然后再由各县市邮局将收汇人交付的回批，收集后寄返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再由分发局统一集中后以总包邮件的方式交汕头一等邮局寄往东南亚各地的华侨银行转交汇款人。由此可见，汕头一等邮局及其各县庞大的邮政系统和邮递网络，成为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办理“华侨汇票”的辅助，有力地保障了此项侨汇业务的顺利开展。

图29侨汇封由新加坡华侨银行小坡分行于1940年1月寄往广东汕头潮安县江东都蓬洞乡，批款交寄国币8元，汇款号列S4013号，封背加盖“星洲华侨银行小坡分行”汇款专用章。而图29A和图29B则为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接收该笔侨汇之后，所填发的“华侨汇票”正票和副票对据。该正、副汇票上均加盖有汕头一等邮局的26毫米点线式汉英文“汕头.29.1.26.SWATOW”邮政日戳。汇票内分别登记有该笔批款的金额、收汇人和指定的兑付邮局，以及该笔侨汇的汇款号码、汇款人姓名，同时还有填发此份“华侨汇票”邮汇人员的姓名及私章。另正汇票的右上端还加盖有方形“如收款人找寻不着、立即作为无法投递”说明印章。但是，由于该笔侨汇投递之后，收汇人因故未向邮局兑领批款，故批信和正、副汇票三件得于完整保存，迄今发现仅此一份，是极为难得的完整反映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办理“华侨汇票”业务的侨汇珍品。

图29：1940年1月新加坡华侨银行小坡分行寄广东汕头潮安县江东都蓬洞乡侨汇封。

图29A：1940年1月26日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填发的“华侨汇票”正票。

图29B：1940年1月26日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填发的“华侨汇票”副票。

图30华侨汇票回批邮封由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接收后，于1940年11月20日交由汕头一等邮局寄往马来亚槟城的华侨银行，封面贴烈士像邮票面值5角一枚，符合其时的国际水陆路信函初重20克邮资，盖销26毫米点线式汉英文“汕头.40.11.20.SWATOW”邮政日戳。该封后于12月13日抵达槟城华侨银行，封面另加盖有银行的“DEG 13 1940”日期印章，全程邮期历时23天。

图30：1940年11月汕头华侨汇票分发局寄马来亚槟城华侨银行回批封。

此项邮办“华侨汇票”侨汇业务，后因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被日军查封而停办。而慕雷主任在香港沦陷之际，为了掩护中华邮政驻港邮务机构和人员的安全撤离，以及避免大量机密文档落入日军之手而身陷险境，最后被日军拘捕关押入赤柱集中营。在那里，慕雷度过了他人生中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

但是，该项邮办“华侨汇票”侨汇业务，在抗战前期为国家的外汇吸收和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国际汇兑业务开展，以及战时中华邮政国际邮件的收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既是抗战期间中华邮政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还极大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和保障了国内侨属的生活来源，其历史意义和作用重大，是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最为辉煌的邮史篇章。

根据1940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他在国民参政会的报告中指出：1939年军费支出达18亿元，而同年的侨汇收入为11亿元，其中义捐性侨汇占1亿元，赡养性侨汇占10亿元。而依据世界银行的通例，有1元基金就可以发行纸币4元，如以当年侨汇11亿元为基金，便可以发行纸币44亿元，除了发还侨眷的赡养性侨款10亿元之外，还有34亿元可以做为国民政府的各项军政建设费用。也就是说，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战时中国对外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起到了增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充实国家外汇储备、巩固货币币值和支撑着战时国民经济的巨大作用。

而战时巨量的海外侨汇输入，其中经由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吸收者占有相当的份额。这些侨汇绝大部分是汇往广东和福建两省的侨区。当时协助经办此项“华侨汇票”侨汇业务的邮局，东南沿海侨区方面，主要是汕头一等邮局。闽南侨区方面，则是厦门一等邮局（图31为民国时期的厦门一等邮局）。

图31：民国时期厦门一等邮局。

而且，广东邮政为了配合此项战时侨汇吸收国策，可以说是极尽所能。如1941年8月10日，时已迁驻香港“广州邮局香港分信处”内部作业的"沙鱼涌邮局"局长丁锡培，他在获悉昆明邮政总局下令裁撤驻港沙局之后，在给分信处主任慕雷转呈邮政总局的《为职局办理国际邮运责任綦重目下未能裁撤恳请转呈部局收回成命庶免邮运阻滞由》呈文之中，便有重点指出“查我粤潮梅属与四邑一带，以及邻区闽省，素称为华南侨汇富庶之区。该处旅外侨胞为数极众，关怀祖国抗战至殷，而政府亦恒将抗战消息广为传播，以慰侨望。且值此抗建期间，一切抗战宣传单，及华侨汇票回批．当局亦曾有明令须交航空转运至港，然后转轮运往原汇局转寄汇款人，以期快捷，倘职局不设在香港，又何能将此项函件封发？苟一旦确将职局裁撤时，不特对于南中国国际邮运大受打击，且影响侨汇吸收，殊非浅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邮政驻港专员、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慕雷在港期间，除了以他非凡的才能出色完成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的任务，接驳转汇大量海外侨汇到国内广东和福建两省的侨区之外。他同时还担任“邮政总局会计处驻香港监印邮票处”主任、中华邮政“广州邮局香港分信处”主任，一人身兼三处主任，权重一时，也是“沙鱼涌邮局”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还以他的英籍身份全力协助中华邮政与英属香港邮政和港英政府之间的事务，不但屡次促成中、英两国之间的合作，并以他的智慧多次居中协调，化解中、英两国之间的分歧。是一位抗战期间中华邮政派驻香港，全权处理邮务的重量级外籍杰出客卿，为中国战时的邮政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战”胜利香港光复之后，英国重新恢复对香港的统治。慕雷在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之后，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劫后余生的慕雷氏在香港邮政恢复初期，除了出任香港邮政总局的邮政司代理人之外。他还帮助广东邮政接收抗战期间“广州邮局香港分信处”和“沙鱼涌邮局”遗留在香港的邮政物资和信件，抢救回大量的宝贵邮政档案资料。除此之外，慕雷还协助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于1946年4月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一号公主行三楼，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香港分局”（图32为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香港分局旧址），恢复收寄和转汇海外华侨汇到国内闽粤两省侨区的侨汇。

而关于这位从1919年8月入局为中华邮政服务的外籍高级客卿慕雷氏，他在战后和晚年的轨迹故事，在邮政史料方面却从未见有记载，扑朔迷离、不得其解，遂成中国邮政史上之谜团。

图32：香港皇后大道中十一号公主行大楼（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香港分局旧址）。

岁月不居，似水流年。在慕雷离开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后，直到历史车轮迈入二十一世纪的2021年5月，本人在编著《中国抗战期间邮政侨汇史》一书之时，在英国皇家邮学会首位华人理事张华东会士的竭力帮助下，才与慕雷的外孙、现居住在加拿大的特雷弗·戴维·埃文斯先生（Mr. Trevor David Evans）取得了联系。并从埃文斯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珍贵照片和原始资料中，详细获悉慕雷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晚年各个历史阶段的轨迹，原原本本地还原了慕雷的生平事迹及其在华功绩，从而填补了中国邮政史中这段极其重要课题之空白。

关于抗战胜利后方面，原来，当年慕雷于1948年从香港返回中国上海，结束了他长达十年的中华邮政驻港专员光荣使命，并继续服务于邮政事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慕雷并没有返回原籍英国，而是赴美国纽约州的布朗克斯维尔市（Bronxville）定居。在那里，慕雷与他的太太（Emily Murray）度过了他的余生，后于1966年10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图33为慕雷的太太在北京动物园留影照片）。

图33：慕雷的太太在北京动物园留影照片（注：本图片由慕雷的外孙、加拿大特雷弗·戴维·埃文斯先生提供）。

慕雷在华期间，对中华邮政感情至深。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邮政事业，且居功至伟，贡献巨大。遥想当年，经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驻香港办事处，接驳转汇到国内广东汕头和潮汕八县各个乡镇村庄的大量“华侨汇票”侨汇批款，及时有效地亟救潮汕地区数十万侨属家眷、亲朋好友于水火，都是由慕雷坐阵香港，亲力亲为指挥下成功经办的。他是一位永远值得潮汕人民铭记和缅怀，追述其在华历史功绩的中华邮政外籍高级客卿。

未完待续

附录：关于慕雷的生平事迹，可参见本人发表于台湾中国集邮协会《中国邮刊》会刊中的《追寻慕雷在华功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