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的故事 第二集 军队生活∝

子敬爷爷

一、第三青年学生训练大队

1951年夏初，朝鲜战争仍处在激烈状态，军队再次以军事干部学校的名义招生，在重庆招收坦克兵。那时，我刚好看了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特别是片中士兵们从战壕里爬出来，一边喊着：“为了斯大林，乌拉!”一边勇敢地冲向敌人的镜头很感动人。片中坦克兵也很厉害。我想，我原来想当骑兵，现在没有骑兵了，就坦克兵吧，为了国家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吧。于是，我也去报了名。招生条件是年满17周岁，但我还不到16周岁，于是我虚报了年龄，填了17周岁。但是体检时，我的身高不够，才1.54米；体重也不合格，我落选了。

1951年7月14日，学校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门科目，当我考试完交卷时，老师叫我留下来到办公室有事，结果告诉我参军被录取了。而后，我看到母亲坐着滑杆来到学校，再后来老师拉来一匹高大的马，给我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用绸缎扎的大红花，让我骑着马绕学校的操场转了几圈，然后用滑竿把母亲送回家，把我送到市里的一个小山头上（我不知道地名），那里是那些参军被录取的同学们早已集中的地方。

先没让我跟大家一起住，我是单独住的。第二天，我看见母亲又被划竿抬到我住的地方来。接着看见几个挑夫从山下挑着大大的担子上来，原来是馆子里送饭菜来。我们一桌人，十多个菜，我还是第一次正式的吃宴席，菜很可口，很多菜我没吃过。参加宴席的，有我母亲在内的老百姓，有军队的干部，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后来才知道，我并非正式录取，只是正式录取的人，在几天前逃跑了两个, 部队马上要出发，招兵的人慌了，忙找人补充，我是补充者之一。另一个补充者临时变了卦，没有来。就这样，我糊里糊涂的被军事干部学校录取了。

第三天，部队出发。部队的领导跟我们说：军干校在北京，我们是去北京。我们从朝天门码头乘船。船起航了，码头上大量送行的人，我们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首歌是解放后才学的，现在派上了用场。船慢慢离开了朝天门，同学们仍唱着，挥着手与家人告别。其悲壮的情景，至今栩栩在目。可惜，我家没有人来送我，原来母亲昨天来吃的那顿饭，就是部队领导特意为我安排的告别宴。

船过山峡时，同学们都在惊奇观看美景，我却看到山中小道上的人，怎么那样矮小？其实是当时我不懂得物体近大远小的原理。

船到汉口，住下了，我看见离住处不远有一个堰塘，于是在午觉时间，偷偷跑去游泳。那晓得被来招生的军人看到了。还好，他只批评我：这样不行，以后不能再离开队伍单独行动了。

从汉口向北京出发，是乘火车，闷罐车。关上门之后，车厢只有四个小窗，空气很闷，没有凳子，只有坐在车厢底板上。到一个站，火车停了，大家下车来，在车厢附近活动一下，而后又上车。

到北京了，大家以为是目的城市了。结果休息了几个小时，连北京城什么样都没有见到，又叫上火车。传下来的话说，学校还在修建中。最后把我们拉到了东北长春。不过，这次坐的是普通客车。

那时的长春比重庆现代化多了。沥青路面的、双车道的马路，上面跑的是有轨电车，马路两边是高大的行树，行树两边是水泥和砖瓦盖的楼房。看不到重庆的这种简易的房子，更没有吊脚楼之类。郊外的公园，虽然被战争破坏了，但留下的废墟仍能看到以前的繁华。公园里有一个很大的铁笼，仍然完整，看来是关鸟类的。城市很整洁，清爽，规范。冬天还有集中供应的暖气。当时的长春市是亚洲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城市，整个城市掩映在森林之下，在世界上被称为“森林之都”和“城市山林”。我们由重庆到长春，似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驻札的地方是在城市边缘，一个废弃的学校。简易的两层楼房，睡通铺，一个班10个人睡在一个木板的“炕”上。我们的第一坉饭，是在空地上一个班围一圈，圈内的地面上放一大碗甜面酱，和一大把放在报纸上面的大葱，用大葱沾大酱下窝窝头吃。同学们吃得很欢，我对生的大葱很难入口，只勉强吃窝窝头。从此开始，每天的主食，早上是小米稀饭，中饭和晚饭是窝窝头。每星期三有一餐改善生活，吃白面馒头。馒头很大，同学们一手抓两个，两只手就可抓四、五个。而我不爱吃馒头，口水少，吞不下。等我吃完一个再去拿时，装馒头的大烧箕已空空了。后来我也一开始就抓两个，慢慢吃。不敢拿多，吃不完是不敢丢的。后来，每星期三改善生活这一餐，有了米饭，我就好多了。

图1：刚满16岁 穿上军装的我

到驻地后，不久，脱下了便装，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徽，胸前缝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牌，布牌的背后写上了姓名和血型，然后集体宣誓。从此开始，我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的一员了，部队被正式命名为“第三青年学生训练大队”。

我们驻地的隔壁，是一所初级中学。他们的操场与我们的操场只用齐腰高的竹篱笆隔开。我们男生小便池，就修在竹篱笆墙旁边，而且是半截墙。小便时，面朝中学的操场，看到男女学生们运动，让我常常想起，如果我不参军，何苦每天要在这里“一、二一”地练操，不也跟隔壁的同学一样，快快活活的学习和运动吗？于是很想家。没过多久，部队开大会，斗争两个开小差被抓回的同学，当场把他们帽子上的五星和胸前的人民解放军的牌子摘了，开除军籍，押回老家交地方监督劳动。我这才知道，参军宣誓前，你参加或不参加是你的自由。宣誓后，你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对这两个开小差的，处理这样及时和严厉，就是要灭了我们开小差的念头。

入伍后，在这里进行三个月的入伍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每天除了练操，就是学习和交代问题，改造自己的三观。我年龄最小，经历简单，比较容易地过关了。我看见一个男大学生被带走了，听说他是国民党的少将，是父母用钱给他买的少将。还有一个爱在厕所里解手或沐浴时唱歌的漂亮女大学生，也被带走了，听说她的海外关系复杂。我们有3个大队（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每个中队3个班，每个班10人。其中有一个女生中队，后来全国第一批女坦克手，就是从这些人中选出来的。这些女同学，几年后大都成了师、团以上干部的妻子。当时，只准团以上的干部谈恋爱和结婚。

图：1951年参军的部份同学60周年纪念

二、东北装甲兵政治部



三个月入伍教育结束前，正值毛泽东主席要求全军干部学习文化，我与另外三个同学，被抽调到东北装甲兵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机关干部的文化教员。我们四人中，一个大学生，20岁出头，三个高中生，两个18岁，一个（我）16岁。

我被指定担任东北装甲兵政委钟人仿的教员。钟人仿当时是中央委员，后来授衔中将。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人物中有他，他那时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除了我们4人外，其他男女同学，在三个月入伍教育结束后，到长春市拉拉屯组建第三坦克编练基地，后来改名第五坦克学校。

东北装甲兵政治部，位于长春市中心的斯大林大街上，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政委钟人仿和政治部主任余孝礼同一间大办公室。我们几个教员属宣传处。宣传处与政委办公室同在二楼。我们的宿舍在三楼。我们四个教员住一间。

到政治部后，第二天上班，协理员（营一级的干部，专门管理机关里一般干部的）带我到政委办公室。向政委介绍我，说了句：“政委，这是新来的李教员，李朝杰。”然后，他就出去了。钟人仿那时大约37岁，态度非常和蔼。指着他办公桌旁的沙发， 叫我坐下。我往下一坐，差点摔了一跤。那是一个很老的皮沙发，弹簧已失去弹性，太软，一坐就像坐进了一个深坑。钟政委问了一下我的一般情况，就坐回了他的办公桌，埋下头继续写他将要作的报告的发言稿了。政治部主任余孝礼过来跟我寒暄了几句，也回到自己办公桌做自己的事了。我呆坐在沙发上，不知道该做什么事，也不敢乱动。好一会，钟政 委把他写的稿子拿几篇给我看，说：“李教员，你看看。改一改。”我接过来一看，字写得非常工整，内容非常丰富。当时的语法中，“的”、“底”、“地”是有区别的，他都用“的”，我用笔把它纠正了。然后，他又把新写的再给我改，我还是只能改这几个字。当时，我觉得好难受，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将领，我一个16岁的孩子，怎么能当他的老师呢？

图2：东北装甲兵政委 钟人仿

其实，这些人入伍前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经过长期在领导岗位的锻炼，实际的文化水平相当高了，岂是我们这帮学生兵能教的。不过，那时军区一级领导干部没有秘书编制，我们当文化教员的，只要做好秘书的工作就行了。

不久，1951年年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了。这是我七月份参军后才四、五个月，就遇到的一场大运动。也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政治运动。东北装甲兵政治部，拿我们的宣传处长黄滌塵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批斗。黄滌塵是到重庆招收我们这帮军事干部学校学生兵的队长，那时他是正团级。说他贪污了学生兵的伙食费。其实，我们学生兵被招收进来后，由重庆到长春，一路上伙食非常好，招兵的人没有带炊事员，一路上都是从馆子包餐。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忠诚老实，我想黄不会做出贪污的事。

会上有积极分子不时领着大家，举起拳头喊“打倒贪污份子黄滌塵”等口号，气氛非常激烈。但他本人站在台上，低着头，就是不承认。批斗中，人们拿不出具体的事实，都是后面的人跟着前面人的发言上纲上线，一个比一个上得更高。

我因为年龄小，参军还不到半年，没有要求我发言，只是每次批斗会必须参加。我对这种批斗持怀疑，但不敢言。最反感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批判中没得说的了，有人竟说：黄是个骚货，大白天午休时，黄和他老婆还干那种事（黄的老婆也被隔离了）。我想，你如果不趴在窗台上偷看，你怎么知道，他和他老婆干那种事？他们既然是夫妻，什么时候干那种事，也没有人规定啊。再一件是，东北装甲兵政治部有个文工团，也和政治部机关干部一起参加运动。文工团里有个男团员叫小刘，是文工团年龄最小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每次开会，他都会多次主动举手发言，内容不是揭发，只是批判得比别人更左，上纲上线更高。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竟学会了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而不管别人的冤屈和痛苦。

几个月后，三反运动结束（1952年夏）。我多次要求，不愿担任政委的文化教员，愿意去教一般干部和勤杂人员，我每天扭着协理员要求，耍小孩子脾气，不答应我就死扭不放，最终协理员与政委商议后，终于同意了。我如释重负，一身轻松，从此不再需要每天在政委办公室受约束了。于是我很快的找了间大房间作为教室，然后列出了文化程度低的一般干部、警卫战士和勤杂人员名单（包括饮事员），通过协理员跟他们约定了每天上课的时间。那时，一般机关干部、战士和勤杂人员没有上文化课的要求，全军我是第一个开头，是首创。教学的内容和进度都没人管，通通由我一个人制定。我就从拼音开始教他们认字、写字。这些“学生”积极性非常高，学习很认真，很快活。也喜欢把我当小孩子逗着玩。上课叫我李教员，下课后就没礼貌了，叫我“锤子”。因为四川人的口语中常带有“锤子”，而他们多是北方人，不知道“锤子”的含义是什么。

其实拼音我没有学过，只是我在宣传处还兼任收音员。当时，国家刚有了收音机，是苏联提供的。政治部发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叫我兼任收音员，每天定时收听北京节目，有重要内容时，上报给有关人员。那时全国要求干部学习文化，收音机里也在教拼音。我没有收到过什么重要内容，收音机确成了我的学习工具。我从收音机里学习拼音，现学现卖。这一段时间，我过得很愉快，也很充实，每天在宣传处办公室备课，到宣传处储藏室收听节目（为了保密收音机放在储藏室内）、到教室上课。业余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打球、玩耍，和阅读从市图书馆借的世界名著。图书馆的管理员阿姨见我年龄小，主动向我推荐了许多好书。如：《红与黑》《复活》《战争与和平》以及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集等等。

因为我是上级机关的收音员，有责任检查下级单位收音员的工作。1952年秋的一天，我主动要求去第五坦克学校（即原来的第三青年学生训练大队）检查工作。一个17岁的孩子，作为上级机关派出的大员，单独拿着介绍信，来到下面单位检查工作，我现在已想不起是怎样完成任务的了，只记得吃过晚饭后，天已经黑下来，从五坦校所在地的拉拉屯（地名）回到市中区，郊区夜间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要经过很大一片高粱地。五校的同志提醒我，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有狼，要留我住一宿。我坚持要回去。跨进高粱地，我后悔了。小路弯弯曲曲，两边的高粱比我人高，两眼望出去，除了高梁还是高粱。小时候曾听说，狼是从人背后爬到你的肩膀上，你以为是有人拍你，等你一回头，狼就会咬你的颈子，吸你的血。 于是，我摸出带在身上的、削水果的美式小刀，把刀片打开，握在手上，等狼爬我的肩膀时给它一刀。微风吹着高粱习习唰唰的响，我害怕有狼群来，但又不敢回头和左右张望，只有集中精力用两耳细听。一路上非常紧张。一个多小时后，开始稀疏的见到几户人家了，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1952年的夏天，政治部举办了东北装甲兵全军的运动会，我被选入机关足球队，打右边锋。中锋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他带着球横冲直闯，对方很难断下他的球，但就是进不了球。在最后几分钟时，他一脚把球射到球门员身上，球门员没有接住，球反弹回来正好碰到到我的身上，我一挺身，球就进了。最后1：0，我们机关队获得了冠军。队员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场，也是我最后一场足球比赛。

那时，部队高级机关里时兴跳交谊舞，每个周六晚饭后，文工团的团员（主要是女团员），就要被接到政治部主楼来陪着领导们和机关的干部们跳舞。舞厅就设在楼上一个大会议室里，会议室大约可容纳40-50人，通常要跳到很晚才结束。舞厅（会议室）的两个门都是敞开的，没有门岗，谁都可以随意进出。但是，级别太低或文化太低的，很自觉，不会进入。我们文化教员可随时进入，但我对跳舞不太感兴趣，偶尔参加一下，就利用这个时间，去与不参与跳舞的同志玩耍了。

政治部下面设有一个军法处，军法处下面有个牢房，牢房在大楼的地下室，里面关了有二、三十个人，都是犯了较大的刑法、准备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有的是临阵脱逃，有的是对上级不满，开枪射杀上级，有的是乱搞男女关系等等。有一天，我们突然听到一阵枪声，大家都很吃惊。结果是看守牢房的士兵冲锋枪走火，一梭子打出去，子弹从犯人头上飞过，幸好犯人们连忙趴在地上，没有打着人，否则就出大事故了。

这些犯人每天要出来放风，也允许他们在警卫战士的看押下打篮球，有几个犯人篮球还打得很好，这些人看样子多半是有些文化的学生兵。

那时，我们是供给制，每月只有一元八角钱的津贴，除了用于买牙膏、牙刷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外，还有点结余。我们会找几个人凑起来，外出去吃顿小馆子。

一次，我们四个教员去一个馆子吃“混沌”，人家做好端上来，我们中的一位大发雷霆，说别人欺负人，碗里尽是汤。店主人不停的赔不是，我们那位就是不让步，耍狠。其实，北方的混沌就是汤多干少，不像我们南方实在。那时，老百姓对解放军不很了解，明明人家么没有错，还是对我们唯唯诺诺，生怕把军人（他们还叫我们“老总”）得罪了。

这位教员姓吴，云南人，比我大两岁。我不当政委的教员后，是他接替我当政委的教员。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因为有一次，他被一位老干部批评后，他对我说：“老子以后一定比他升得快，到时候看我怎么弄他。”还有，他接替我当政委的教员以后，那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我看不惯。

有几个老兵，也喜欢在发了津贴后，约我去街边的私人小食店。这些老兵都是三十多岁的人，打了几年的仗，却没碰过女人。其实就是想借吃小食的机会接触一下女性，所以，他们总要借点菜和上菜的机会，摸摸（甚至拉着）女服务员或女老板的手不放。那时，老百姓怕得罪军人，她们也不敢拒绝。老兵们摸摸女性的手也心满意足了。

政治部里，炊事员、清洁工都是军人，唯有一个理发员是老百姓。在部队里，军人都是互相理发，但机关的干部多、级别高，不便互相理，就雇佣了老百姓。

这个理发员是本地的年轻人，20多岁，初中毕业。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长春的真实的故事。他说，当时解放军把长春整个城市包围了很久，人们断粮了，很多人饿死了，一些大姑娘，用出卖自巳的身子来换一个窝窝头。他还说，苏联军队很坏，随意强奸人，大姑娘都不敢出门。后来，斯大林下令枪毙了一些人，苏军才好一些。不过，长春人最恨的是高丽棒子（韩国人），高丽棒子最坏。他还说，苏联军队军階很严，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对下级还兴扇耳瓜子。

在政治部机关里，我人缘关系很好。可能是我年龄最小，发育也较慢，尽管我自已想变得老成一点，想变成大人，但我个头小，娃娃脸，在这些有多年战争经验的老兵眼里，始终是个小孩，人家都不把你当成大人看。加上我做事认真、自觉，该我做的事，我都会主动做好。所以，政治部里，上下左右的人对我都很好。

三、东北装甲兵文化速成中学

1952年10月，东北装甲兵组建文化速成中学，我被调到文化速成中学参加筹建工作。开始是选校址，最初选在辽宁省的铁岭，不久又改在四平。我也跟着选地址的几个人由铁岭到四平。

记得在四平，我和另一个人被分配住在一个废弃的、老旧值班室里。值班室是木板搭建的，房底是悬空的，比地面高出几个阶梯，因年久失修，除了房顶外，包括房底五面通风。那时正是冬天，气温低到零下-30多度，寒风不仅从木板墙的缝隙，也从房底的木板缝隙吹进来，特别是晚上好冷。那时，我们的装备除了棉军装和内衣内裤、布胶鞋和袜子外，就只有一床中等厚度的被子。每天晚上睡觉，不得不把棉裤脱下来，裤脚用皮带扎紧，双脚伸进棉裤里，再盖上被子，被子上搭上棉上衣，然后，把一条长板凳翻过来压在身上，再用绳子把长板凳和身体捆起来。最困难的是晚上起夜解手，要把自己松绑，到室外，解完手后，再绑上。

也正是这个时候，1953年2月，我的父亲因高血压病逝，母亲怕我们在外地的兄弟姐妹伤心，3月初才写信告诉我们。我正在为父亲之死伤心落泪，3月5号苏联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了，要所有人戴黑纱，全市鸣笛。我本来手上就戴着父亲的黑纱，现在有着双重意义了。

经过考察，铁岭和四平两地都不合适，最后定在了吉林省的吉林市，我又随筹备组到吉林市。

那里有一个日本人留下的、以前是骑兵营房，后来日本人把它改作坦克兵营房，场地很大，有现成的教室、宿舍、办公室、操场，还有一个可以停放很多辆坦克的车库。

吉林市是一个和长春市一样的、很现代化的城市，一样的整齐、清洁，舒适，只是比长春市地盘小，街道宽度也小，但是，正因为这样，街道两旁的树木形成了林荫道，更适合人们居住。特别是有松花江穿过城市中心，沿江靠市区的一岸，有石头砌的墙壁和钢练穿过石柱的栏杆，栏杆下有座椅，是人们休闲时最好的盛地。

我们速成中学的位置，在吉林市唯一的松花江大桥的一端，又是在吉林市最主要的一条马路旁，当时，我们这边属郊区，乘公交车或步行，过了大桥，就是市中心。

到吉林后，我被安排在干部处。由于属于机关，生活比较散漫。睡觉的地方组织上安排了，像我这样一个小孩子，你不去住也没有人过问。我开始把床安放在车库里，车库很大，相邻房间之间是通的，没有隔墙。车库的门也很大，又不能像一般建筑那样能把门关死。车场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半夜里，只听得风把门吹的“叽叽嘎嘎·····轰轰”的响，像有鬼，又像有坏人，我开始害怕了，整夜睡不着。几天后我只有搬回分配的床位。

到了吉林，我见到了文化速成中学的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我在东北装甲兵政治部的宣传处处长黄滌塵。原来在政治部三反运动中，说黄贪污的事搞清楚了，黄没有贪污的事实。而我也是他点名，跟着他调到文化速成中学来的。

黄的通讯员与我住在同一个宿舍，我们床挨着床，他也是四川人。一天，我俩面对面坐在床边聊天，通讯员一边擦拭黄滌塵的手枪，一边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李子，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同时，他扣动扳机，“啪”的一声枪响，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去，把我后面的窗子玻璃打了一个洞。原来，他擦枪时没有检查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他吓坏了。幸好他枪口从上到下，还没有对准我时，提前扣动了扳机，否则，我就一命呜呼了。我问他：把我打到了你怎么交代？他回答说：我就自杀。那时候，因为以前打仗，很多干部都私藏了子弹，黄也弄不清自己有多少子弹。枪走火的事，我们不讲，黄也不知道。

部队的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三个等级，营以下的干部和战士吃大灶，团级干部吃中灶，师以上干部吃小灶。文化速成中学的在职干部中，只有黄滌塵一个团以上干部，所以，炊事员要单独为他一人做中灶的饭菜。炊事员每顿饭给他做的汤里都加了芡粉，汤浓浓的，黄是南方人，不爱吃。他要炊事员给他做清汤，炊事员是北方人，不懂什么是他讲的清汤，以为是汤里不放肉和菜，于是每顿给他一碗没有内容的光汤。我和通信员见了，也不敢乱说，只有默默地看他皱着眉喝光汤。

我和机要室的祖佩心，警卫班的班长x大个等五、六个年纪较小的人玩得较好，休息时，我们比赛爬高烟筒，看谁胆大爬的最高。那烟筒是以前日本人留下来的、冬天烧暖气锅炉用的，很高。那时，我的心脏好，我可以爬到烟筒的顶上。有时，我们爬到日本人留下的坦克上玩。夏天，我们也会偷偷到松花江里游泳。

1953年 在日本坦克上

1953年 我和祖佩心、大个警卫班长 （在松花江边）

有一天下大雨，松花江涨大水了，我和几个会游水的人偷偷跑到松花江，趁着水的流速快，从上往下游。当我游到能看见松花江大桥时，看到桥上站满了人，挥舞着手，在喊着什么。开始，我还以为是北方人看见我们游水，在高兴。等我游近了，才听清是前面有游水的人被河水吸到桥底下了，叫我们不要往下游了。于是，我立即往岸上靠，但是，水的流速太大，根本靠不了岸。我慌了，拿出吃奶的力，终于在快接近桥墩时靠上了岸。但是，同去的一个宣传干事，被冲到桥下了。我以为这人完了，心里很着急。可是，隔了很久，看见他居然爬上岸来。原来他身上背了三个充满气的篮球胆。桥下水的旋涡把他往下吸，充气的球胆的浮力大，一下沉不下去，他抓到了桥墩上的一根铁丝，拼命往上拽，最后，手被拉了一条很深的血口，终于爬上来了。此事，我们一直不敢啃声，怕领导知道了，挨批评。

吉林市的北面有一座山叫北山，是一个国家级的天然滑雪场（现在，一些国内、国际的滑雪比赛常在此举行）。到冬天，星期天我一个人在山下用两角钱租一付滑雪板，扛到山上去滑雪。因为单位里没有相同爱好的人，只有一个人去。山上滑雪的人很多，很好玩。我会滑雪，就是在这里学会的（当然，只是会滑而已）。

在文化速成中学期间，学校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的学员与朝鲜战场回来疗养的伤兵打群架。那个时代，对军人的优待之一，就是看电影不要钱，不买票，且预留了一、两排好位子。那一天，我们的一些学员去看电影，先坐在了拥军的位子上，伤兵来了，要我们的学员让位。双方争吵起来，伤兵用他们的拐杖打，我们学员用腰间的皮带抽，伤兵们吃了亏。（这些伤兵都是四川人，讲四川话，抗美援朝才参军的）以后，每天只要见到怀疑是我们的人就打。我们的学员都是老兵（干部），觉得自己从枪林弹雨中活出来，还要受你这帮新兵蛋子欺负，不服气。约起一帮人打回去。这事，学校处理得了自己的学员，处理不了伤兵，伤兵仍然主动惹事。于是，在吉林市形成了两帮军人的群殴。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到桥对面去。最后，惊动了军委政治部从北京派人来，开大会，并把两边的带头人抓了，事情才平息。



坦克英雄董来扶（小学课本上的人物），也在我们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他是195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荣誉称号的。但是同校的其他学员不服他， 说他的功劳是用别人的白骨堆积出来的，也许这是嫉妒吧。



1954年元旦，我想用放假的几天，去看望父亲去世后，从重庆来到沈阳帮二姐带孩子的母亲。可是，协理员不准假，认为一个新兵，没有理由请假。我扭着他闹，休息时他喜欢打“百分”（扑克牌的一种古老玩法），我就站在他身旁扭着说。他没法，最后只有说：你这孩子，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就批了我三天假。

我到了二姐家，二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华儿、光铮和光泉。那天，五哥、八哥和表姐黄梦云也来了，我们就于元旦提前为母亲做了50大寿。

1954年元旦 母亲50岁生日

前排左起 华儿、表姐黄梦云、母亲（抱着光泉）、二姐、光铮；后排左起 八哥、二姐夫、五哥、我（朝杰）

五哥这时是鞍山钢铁公司的工程师。

八哥是1950年夏，从清华中学（高中二年级下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分配在沈阳中国第一医科大学（军医班）学习，这时是该校学员。

黄梦云是建国前（1949年）自己偷偷到万县参的军。那时重庆还未解放。这时她是沈阳东北军区空军医院的军医。

那三天，我住在姐姐家里，母亲和姐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让我重新感受到与家人在一起的温馨。

第一天晚上，吃水饺。很薄的皮，肥的和瘦的猪肉加大葱的馅。不需要蘸作料，一口咬下去，口感特别舒服，味道特别鲜香。这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水饺。因为是周七哥从厨房端出来递给我，我一直以为是周七哥做的。几十年后，在都江堰姐姐家，谈起那年的饺子，姐姐才说全是母亲一手做的。

假期结束，回到部队，母亲的形象始终在头脑里徘徊，只要听到女性讲话，就像是母亲的声音。明明知道那是别的女性在讲，甚至那人就站在我身旁，我的耳朵也纠正不过来。睡觉时，更是想念母亲。两三个月后才逐渐转变过来。



我在干部处的职务是书记员，负责管理干部档案。1953年全军整理干部的档案，要求把每个干部的履历，誊写在总政发下来的、统一的《干部履历表》上。我们干部处要检查每一个干部的档案，看填写是否合符要求，不合乎的，要退回重填，不会填的，要帮他填。因为速成中学的学员，大都是连、营级别的干部，他们的档案都归学校管，所以，工作量很大。有时还要拿着档案转送到指定的单位。有一次，我就陪同我们处的一个干事，（他是正营级）他背着手枪，我年龄小没带枪，送一份档案到北京。速成中学学员中，也有少数团级干部，但他们的档案归上级干部处管理。

1953年 装甲兵文化速成中学干部处全体

前排右起 常增贵、赵xx、唐明睿；后排右起 我（朝杰）刘毓卿

那时，军队里女同志很少，所以，凡是女同志，最后都成了首长夫人。我们干部处的女干事刘毓卿，不知什么时候被坦克三师的副师长看上了，由上级组织来做媒，刘不愿意，上级组织派人三番五次来给刘做工作，最后，刘终于嫁给了这位副师长。

我参军以后，一直关注着四妹和十一弟的学业进展，自己抓紧自学，不想让他们的学业追上我（我比他们高三个年级）。在业余时间，我除了工作和玩耍，还抓紧时间一个人在宿舍里自学。

一天，我们干部处的主办干事常增贵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准备选送我到苏联的军事院校学习，但我不是党团员，要我赶快写申请书入团，并指定了入团介绍人：干部处的刘毓卿和机要室的祖佩心。于是，我入了团。

但不久北京军委装甲兵第二坦克学校（装甲兵的全国最高技术学府）招生，干部处就推荐我到二校报到了。

四、第二坦克学校（学员生活）

1954年春末，我到了在北京的军委装甲兵第二坦克学校（以下简称二校），这是一所培养坦克兵技术干部的学校，是全国装甲兵最高的技术学府。

学员主要是从部队里推选的、有培养前途的连、排干部（毕业后晋升一级，为营或连级），和个别的学生入伍的干部。第一、二期的教官主要是苏联教官和原来的国民党教官。我们是第三期，苏联和国民党教官已经换完了，只留下了一个苏联顾问。

我到二校后，第三期尚未开学，学校把先到校的学员集中起来，举办文化补习班，让大家先补习文化。文化教员中有两名女性。这两位女性是学校领导干部的妻子，她们只在上午上半天课，各配一个小教员，下午由小教员负责辅导，我被指定担任文化小教员。

第三期文化补习班的全体文化教员

我所跟的那位女教员的丈夫，是学校的宣传处长，他生殖器的睾丸，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他没有了生殖能力。那时，学校的干部都是经历了战争锻炼的。很多人身上多有枪伤，有的身上好几处枪伤。

三个月后，第三期正式开学，我由文化教员编入到学员队成为正式学员。学员绝大部分都是战斗部队来的老兵，但每个区队（一个区队30个学员）都有意安插了一、两个学生兵。

学习的课程有：坦克原理、坦克使用、坦克修理、坦克驾驶、坦克通讯、坦克射击、防化学、战术等12门功课。

考试方式是从苏联来的“三堂会审”式。考试时，全区队学员坐在隔壁的候考教室，在区队长监督下等候（可以看书），待老师点到谁的名字后，那人才进到考试教室。进门后举手敬礼，自报姓名：“报告，学员xxx前来应考。”然后上前抽卡片，卡片上有考试题，然后坐下准备（大约15分钟），可以写回答提纲。考试教室里一般只有三个学员，你拿到题准备时，别人在回答。考试教室有三个老师：一个主考，一个监考，一个陪考（陪考通常是领导）。这场面令很多人畏缩，但我却胸有成竹，很适应。

学习对我不难，不论是理论课或实践课，每次考试我都是5分（满分）。每学期结束，我都会拿到“优秀学习者”奖。平时成绩也都是5分，只有一次坦克驾驶平时成绩得了4分。因为夜间关窗野外驾驶，我误把水田看成了道路，把坦克开到水田里了，被扣了1分。真的好笑！

图 军校 学员时代

我们班的班长姓王，身材矮小，资格老，入学前是连长，正连级，他是个好人，也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不同部队，五花八门，各有个性。他能把一个班的各色人物团结一致，而且心服口服。

班上有一个学员，入校前也是正连级，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大便，早操经常迟到，他就让他不参加早操，每天在宿舍整理内务（全班被子的整齐，宿舍的清洁等）。按规定，整理内务是由一个班的人轮流做的，现在由他一人包了。

班上还有个同学是国民党的兵，被俘虏过来的，他是国民党抓的壮丁。国民党长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王没有名字，长官见他手上正拿着一把手提机关枪，就给他取名叫王手提，此人为人小心谨慎，做事处处“左”得“正确”。

还有一位姓刘，副连级，很胖，走起路来肚子上的肉一闪一闪的。他和一位学生兵很不盯对。那位学生兵，非常死板，特别是在实际操作课时，动作常有失误。刘同学就说这人是“手脚不分”。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说，他像原始人一样手脚还没有分工。

这位学生兵也确实是他说的那样，在实践课程中，出了许多要命的洋相。一次坦克驾驶课：“过障碍”，要爬一个35度左右的长坡，他把坦克开翻了，坦克从坡顶上滚下来，同车的四个乘员（另外三个学员一个助教），在坦克里跟着打滚。坦克报废了，需要大修。坦克大修需要的费用，差不多够买一辆新坦克了。那时，买一辆坦克的钱，可以买三架战斗机。还有一次射击课，要求坦克行进到目标位置时，打开车顶的车门，向目标扔掷手榴弹，然后马上关闭车顶的车门。但这位同学，手榴弹还没有扔出坦克，就急忙把车门关下来，这样就把手榴弹关在坦克车内了。那手榴弹是苏联造的、手握式的、拔了保险插销后，松开手就会爆炸。车内的人吓坏了，幸好有一人立即捡起手榴弹，打开车门扔了出去，手榴弹在车外爆炸了，否则全车的人都要报销了。还有一次手枪射击，子弹已经上了膛，他拿着枪转过身来对着后面等待射击的人问话，把后面的人吓坏了。那时，中国的制造能力很差，教学用的坦克是苏联的T-34坦克，培养一个学员到毕业需要400两黄金，打一发炮弹就相当于耗掉一个中农一辈子的收入。

有一次，紧急集合搞夜间拉练，每个人背着背包急速行军。从深夜走到次日上午，走了100华里，才到达目的地。拉练中，没有大段时间休息，因此也没有足够时间吃饭和睡觉。吃东西、睡觉，都在行进中自我进行。实在太困了，走着走着眼睛一闭就睡着了，而脚步仍跟着前面的人的节奏，路面有情况了，前面的人节奏一变化，你自然会睁开眼，改变你的步伐，然后闭上眼，继续边走边睡。

我们的校长林彬，喜欢在清晨起床前，或者半夜里，突然紧急集合。让全校学员背着背包，站在操场上，检查风纪。看看上衣的风纪扣，和裤子的“校门”扣好没有? 有时，他要亲自点名抽查。有一次他点名，第一个名字叫到姚赛夫。我觉得此名字好怪，像是苏联人的名字，结果站出来的却是一个山东大汉（他是第二期的学员）。校长大概从此把这人记着了，后来他当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时，让姚赛夫当了军委装甲兵副参谋长（中将军衔）。我也把此人名字记着了，因为我毕业后，他是我的教研室主任和军委装甲兵技术工作条例编写组组长。

林校长也搞演习，就是把全校作为一个战斗单位，把学员按部队编制，指定一些人担任各级领导，其余的担任普通坦克手，和假想的敌人作战。校长随时改变假想敌的情况，我方要能够随时应对。担任领导岗位的，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我们只能充当普通成员。

在学习期间，我也成为了中队长（兼支部书记）钦点的入党积极分子。正在准备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审干运动开始了。我因为父亲的历史比较复杂，需要担任外调的干部前往调查清楚。那时，正是换装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发了新军装，全校就我们问题没有清楚的四个人没有发。后来，全校要求换穿新军装时，我们这几个人没有新军装，只有仍穿旧军装，每次集合时，我们这四个人就像“坏人”一样，展示在大庭广从之下。人们都远离我们，怕跟我们搭话，好像我们得了大病，会传染给他们一样。一个多月后，外调的人回来，问题查清楚了，新军装才发下来。我们才放下了这个又大又重的心理包袱。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少尉军衔、正排级，每月的待遇55元。此前是供给制，每月的津贴1元8角，而且此前我仅是班级，现在升为正排级了，在部队吃、穿、住仍不要钱，仍是供给制。这50多元，我交给母亲30元支持家庭弟妹的生活，母亲只要我每月交20元。那时物价低廉，余下的钱我当月花不完。

在二校学习期间，我过得很紧张，但也很快活，正如校训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五、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6年夏天，我毕业了，被授予中尉军衔副连级，留校担任坦克修理教研室的教官，待遇也提高到70多元。

我在二校当教官不到两个月，1956年10月即被选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

哈尔滨市是东北的大城市之一，当时很繁华，全市基本上是苏俄式的建筑，布满全市的公共交通，是有轨电车。松花江穿过市中心，江的对岸是旅游胜地“太阳岛”。夏天，松花江里可以游泳，太阳岛上可以撑把伞，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冬天，河水结冰了，年轻人和孩子们聚集在在江上滑冰和玩耍冰上游戏。我们周末进市里玩，看见满街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很多白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多半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从北俄罗斯跑过来的人的第二代，当地人称他们为“二毛子”。像“秋林公司”这样著名的百货公司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白俄姑娘。整个城市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所以，当时的哈尔滨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

我们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一行五人。带队的是制图教员黄问昕，他参军前是大学三年级，是一个文质彬彬、不爱多话的人，但是和我谈得来。另外三人是赵万璞、任万宣和高希贤，我们是很要好的好朋友。我们到哈军工后，装甲兵系主任前来看望过我们，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并多给他们提意见。

那年夏天，朱德总司令到哈军工视察。上午，全校教职员和学员在大操场列队等待总司令。那天太阳很大，很热。大家站着不能乱动，学员队列中有几个人晕倒了，被送出了会场。跟着，我也头发晕，身子摇摇晃晃，这时朱总司令已快到现场，左右两边的人立即架着我的双臂，不让我倒下。朱总司令终于到了。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发出口令：“立正，敬礼！请总司令训话。”朱总司令开口了，但是没有人发“稍息“的口令，大家只好以立正的姿势一动不动的听。好在总司令的话很短，否则不知有多少人会撑不住了。

也是那年夏天，学院的苏联总顾问去世了。据说是休息时正在与人下棋，突然患中风病逝。苏联要求把遗体用飞机运送回国。这天哈军工全院出动，列队送行到机场。队伍的头走出院门好久了，队伍的尾部还在操场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如此浩大的场面。

我们在哈尔滨学习了一年，节假日也在哈尔滨玩耍了一年。一年后，于1957年8月返回二校，我仍在修理教研室任修理教员。原来叫教官，现在叫教员了。

六、坦克独立一师

1958年军委规定，凡是从地方学校直接到军事院校或机关的干部，必须下放到连队当兵三个月。我被下放到驻扎在北京郊区的坦克独立一师的一团的修理连。



1958年下放当兵

那个时候，特务活动较猖獗，我们兄弟团大门的哨兵就在岗位上被特务打死了。当时，哨兵看见一个人朝着营房走过来，哨兵叫他站住，他继续往前走，哨兵说：你再走，我就开枪了！话音刚落，特务先开了枪，把哨兵打死，特务跑了。

不久，两岸关系紧张，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军委要坦克独立一师做好随时出发的战斗准备。于是大家开始轻装，除了规定的装备（服装和被子等），多余的东西自己打一个包裹，贴上寄往的地址，包裹内装上一封写给亲人（告别）的家书，交给部队临时代管。

结果，南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仗没打起来，北方和苏联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军委命令我们坦克一师到中蒙边界去实弹演习。所以我们没去南方而去了北方。开始是铁路行军，就是把坦克开到火车上，火车载着坦克行军。火车到了内蒙古境内铁路的终点“二连浩特“后，再履带行军到达目的地一一中蒙边界。这一带，是一片大草原，白天和晚上气温差别很大，变化也快。白天太阳出来，穿一件衬衣都热得受不了，晚上穿上棉袄、大衣和马靴还冷得受不了。眼前是大太阳，一会就刮大风或下大雨。一天晚上，大家睡得正香，一阵大风夹着雨刮过来，把我们的帐篷吹跑了，大家起身追帐篷，回来时被子和褥子被雨淋的浇湿。

这次演习时间较长，一个多月。炊事人员带的肉吃完了，就打黄羊（羚羊）吃。黄羊是成群的出现，当它们出现时，就好像一小片白云在广袤的绿色草地上移动，部队里指定的专门打羊的人，开着卡车和三轮摩托车，车上架了机关枪，用机枪扫射，然后去捡打中的羊。后来带出的盐吃完了，其他佐料也没有了。只有天天吃水煮的羊肉。我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盐巴、没有佐料的羊肉，真的太难吃了。

演习很顺利，也许正是因为太顺利了，演习结束时，出了大事故。一辆坦克返回时，通过一个演习中挖的坦克掩体，驾驶员麻痹大意， 坦克两条履带，一条开进坑里一条在坑外，坦克向坑里慢慢侧翻。坦克上有两个乘员也麻痹大意，挤在一个车门口。坦克上有四个车门：车顶一个车长门、一个砲长门，车前一个驾驶员门，车底一个安全门。他两人偏偏挤在一个车长门中，上半身在车外，下半身在车里。坦克翻车时，开始很慢，两个人完全有时间逃出来或者躲到坦克里面去，但是这两人想法太一致了，想往外时都往外，想往里是都往里。车门的口子太小，结果两人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把逃跑的时间躭误了，眼睁睁看着坦克开始慢慢的，后来很快翻过来把他俩压扁了，人死了。这时修理班长正在旁边，他看到这种惨状，吓得昏死倒在地上。卫生员来抢救时，只有先救修理班长，那两个坦克手要等到牵引车把坦克拉起来，才能把尸体拉出来。

演习结束，我们回到了北京。不久，部队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我当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改善坦克的操纵装置。苏式坦克的特点就是结实，但操作笨重。它的每个操纵杆的拉动力，正常情况下是25公斤。我想用液动或气动来替代人力操作。气动比较简单，而且需要的材料比较好找，于是，就和我们二校下放到修理连的制图教员蒋继铨合作，搞“气动操纵坦克”技术革新项目。一天，坦克一师领导陪着上级领导来参观，让我们把改造好的坦克在驾驶场开了两圈，当我从坦克驾驶窗爬出来时，听到有人高兴地说：“嗨，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教员吗！”我抬头一看，说话的人是二校的林彬校长。原来在来的上级领导中，有一员是林校长。他觉得我们为二校争了光，很高兴。这次技术革新项目，坦克一师给我和蒋继泉分别颁发了三等功奖励。

一天，听说二校我们修理教研室的一项技术革新项目出事故了，我的好友康振铭在事故中牺牲了。我立即请假回二校，到二校时，康振铭已放在担架上了，我上去和另外三人抬起担架，把他送到指定的地点。原来他搞的项目，是在一大堆报废的三轮摩托车中，取下完好的部件，重新组装成完好的摩托车。他在项目成功后，高兴地试车时，速度太快，翻了车，车厢把脑浆砸出来了。我不解的是，我们教研室的很多人，谈到事故和牺牲者，话题停留不到多久，就会转到其他的话题，甚至开起玩笑来。

七、军委装甲兵技术工作条例编写组

1958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待遇涨到90多元，加上军龄补贴和教龄补贴，每月共接近120元。还有，若没有吃饭，每月按吨数退还的伙食费大约10几元。那时，地方上一个四级工的工资，一个月仅40多元。我每月交给母亲30元后，仍好像富得流油，钱怎么也花不完。

后来，母亲叫我给四妹和十一弟的钱，直接由我负责寄给他们俩人，只把给母亲安排的钱交给母亲。

图 1962 年 上尉军衔的我

1959年春，军委装甲兵决定编写《军委装甲兵技术工作条例》,指定由二校教研室主任姚赛夫任组长，在全军挑选14名干部组成编写组，于是我被选入编写“坦克修理”方面的章节。

（后来，二校的校长林彬升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后，姚赛夫升任军委装甲兵副参谋长。当时，军委装甲兵司令员是许光达大将。）

编写工作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编写中，要到边防和内地的部队去考察调研，还要到国内的坦克制造工厂观摩学习。每到一个部队，都是由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开介绍信到大军区，先由大军区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介绍情况，然后大军区再介绍我们到相关的部队。

图 （1959.4.26）：装甲兵技术工作条例 编写组全体
青岛中山公园
左4 李朝杰（我） 左7 姚赛夫

那个时代，汽车少。小轿车是首长专座，不是一般人坐的，因为我们是装甲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又是全军条例编写组，哪个军区都会派小车接送，不过是每辆小车坐满，一辆车要坐3-4人，或者是面包车接送。但到了广州军区，居然派了十几辆小轿车，让我们一人乘坐一辆，一长队小汽车，从火车站到军区办公楼，像大首长来了一样，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办公室坐下后，由副参谋长拉开墙上挂着的大地图的幕布，给我们介绍军区的防务态势，然后再介绍我们到相关的部队。

记得，我们参观了山东军区一个边防部队的防务，那是在海边挖了许多山洞，外面伪装得很好，洞口一点看不出来，里面两道很厚的铁门，火炮就在铁门后面，洞子很深······

编写工作一切很顺利，先后到过大连、旅顺、鞍山、济南、蓬莱、长岛、南京、杭州、苏州和广州等地区的部队。唯独到包头参观一家坦克工厂时，工厂审查档案后，拒绝我进入工厂。理由是我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兄弟是右派。组长姚赛夫很遗憾地对我说：工厂太过分了，部队都审查过的，他还要审查。你就当放假休息一天吧。

图（1959.6.5） 编写组全体 南京

右4李朝杰（我） 右6 姚赛夫

图（1959.4.22） 南长山岛

左1 李朝杰（我） 左4 姚赛夫

我们还参观了正在开发中的明十三陵的《定陵》。据说郭沫若想开发明十三陵中最大的《长岭》，周恩来总理不同意说：我们现在的技术还不成熟，留给后代吧。只同意开发最小的《定陵》。那时定陵的开发还没有最后完成，中央规定只允许将军以上的人员参观，我们是特殊。我们去的时候，从洞口到墓穴的路还未修，是搭的跳板一级一级的通到下面到墓穴的。下到墓穴里后，看见考古人员和工人们还在用小扫把清理着文物。皇后身上的软被子还盖在身上，据在场的考古人员说，要等到在它上面喷洒一种药水，拿动它才不会烂。我们看见墓壁石砖缝隙的石灰处有一些手掌印，工作人员告诉说，据他们分析，是万历皇帝死后，临时修补墓穴，用石灰填补墙上的凹坑，石灰还没有干，当时送葬的人怕被关在墓里，一听到后面有动静，立即一窝蜂的争先恐后往外跑，墙上石灰上留下的手印，就是逃跑的人互相推挤留下的。我们还看了金丝编制的皇冠以及其他的文物，那金丝皇冠是真的，以后展出的复制品。

姚赛夫是一位很有领导能力的人，每到一处有名胜古迹或旅游胜地的地方，他都会叫大家抓紧时间工作，然后安排三天，让大家尽情游玩，以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



八、第二坦克学校（教员生活）

注：《二校教员生活》这一节，和《军事工程学院》、《独立坦克一师》、《技术工作条例编写组》那三节，在时间上有些混乱。因为二校教员生活是一个长时间（1956-1966年），而哈军工（1957年）、坦克一师（1958年）和条例编写组（1959年）只是其中的三段时间，但又是很重要的经历，所以把那三节提前写了。请读者不要被误导。

（二校还担任过全军的很多将军的观赏训练。那几天，从许光达大将到许多中将、少将前来我校进行了培训…）

技术工作条例编写组的任务完成后（一年左右），我回到二校，仍在修理教研室当教员。

此时，二校的技术革新还在进行，抽调了几个教员专门搞项目。上面的将军们雄心很大，提出来要搞钻地坦克和潜水坦克，这样，打起仗来，坦克可以从地下、或从河底钻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还要搞不烧油只需烧水的坦克......等等异想天开的“技改项目”。分给了二校两项：潜水坦克和只烧水的坦克。搞了很长时间，完成了一项，即“潜水坦克”。完成后，不间断的有领导和兄弟单位来观摩学习。不过，严格的说，这不应叫“潜水坦克”，应叫“涉水坦克”，因为只能通过1米多深的水。 至于”只烧水的坦克“，担任此任务的两位教员心里明白，纯属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但是没有上级命令喊停，他们只有装模作样，在大庭广从之下，时而表演式的往发动机里加水。

1958年，反右斗争在军事院校开始了，我们学校揪出了理论教研室的一名教员，一个很受学员欢迎的青年教员。原因是不尊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他说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居然脱下脚上的皮鞋在桌子上敲打，太不像话了，为社会主义阵营丢人。大会小会批斗，而后送到他家乡的农村监督劳动。但此人心里不服，脾气也大，在农村里不服管，更严重的是，他还扇了村支书一耳巴子。村里就把它转到内蒙古去拉板板车。1978年中央决定纠正反右斗争错误，二校要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却找不到他了，花了很多人力，才在内蒙古把他找到。那时，他正在拉板板车，人已经傻了。二校不错，把他收回来学校供养起。

反右是有名额的，毛主席说3%-5%，只揪出一个肯定不行，于是又揪出一个，是我们教研室的一个新来的年轻教员。他平时喜欢在背后说领导，就说他是向党放出了三支毒箭，被定成了极右分子。摘右派帽子时，没有听说也给他落实政策，极右分子似乎被政策遗忘了。

那时，上层的政治斗争也会反映到军事院校里来，林彪得势时，学校就要求教员学廖初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得不放松训练。罗瑞卿得势时，学校就要求教员学郭兴福教学法，抓紧训练。我们在基层当教员的，就觉得“千根针，万根线，都要穿过基层这个小针孔”，很难适应。于是，我这种专研业务，受训练部器重的教员，在林彪得势时就成了走白专道路，在罗瑞卿得势时就是好“枪手”。不过，除了学习廖初江那几年，几乎每年我都会被评为“五好教员”。

北京修建十三陵水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等亲自参加劳动，二校全体教职员工都轮番多次参加劳动，唯我只参加了一次。在大饥荒那几年，教员的粮食定量减少到跟机关干部一样，为了让教员身体不受粮食定量影响，学校撤销了教研室，把教员下放到学员连队，吃学员标准的饭，唯我没有下放，把我一人划到了教务处，哪怕少吃点粮食，也要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编写“修理教员研究班”的教材和备课。

那时，学员的粮食定量是35市斤，机关的定量是31市斤。但是，机关还要由粮食部门扣下3斤，发到手上只有28斤。学校还要求每人自愿上缴一些给災区，我上交了2斤。后来大哥写信给妈妈说他每月只有21斤粮，于是我又每月给大哥寄2斤粮票。这样，我每月实际吃到的只有24斤粮食了。那时，很难吃到肉，每歺的菜几乎就是一盘咸菜。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太普遍了，我也得了浮肿病，不过比较轻微，只是用手指按压脚肝时，脚肝上会出现一个窝坑长时间不会复原。

1964年，学校按照上级指示，开设了一个“修理教员研究班”，要我担任该班修理课的教员。这是以前没有的班，学校制定了大纲，具体教学内容由我确定，教材由我编写。每一节新课都必须先通过试讲。记得有一次试讲后，与教研室王主任闹了矛盾。试讲是主任教员郭恒轩安排。他只通知了听试讲的教员，没有通知教研室王主任。王主任却责怪我不通知他，把我说火了，我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关门时，把门摔得很响。王主任很冒火，但把我没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能上修理教研班的课。事后，我也后悔，不该这样对领导。还记得上修理教员研究班课程时，出过一次洋相。那是“焊接”课，当我讲到需要实际操作时，指导操作的助教没有到，我只好自己给学员表演，结果焊缝很难看。学员们都是外校的修理教员，他们的实际操作水平比我强，一个学员当场就自言自语地大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洋相让我一生难忘，但我并没有生气。

二校也收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留学生······

教学事故，多半是在课程结束时发生。一次，某教员上修理抢救课，结束时坦克把一个学员的腿压断了。一次，某教员上驾驶课结束后，坦克开回加油时，驾驶员没有拉紧刹车，被坦克顶到墙上挤压死了。还有一次，是演习时作为假想敌的人失手，把炸药包点燃后滑落在身边的炸药堆上，引发了整个炸药堆爆炸，把点炸药包的人炸成了几块，有的部分还挂到了附近的树上。

除了闹饥荒那几年，在正常的时候，坦克兵的伙食很好，每顿有八个菜，饭后还有一个苹果之类的水果，步兵很有意见。军委即组织步兵的首长到我们学校参观。学校叫坦克手穿着防化学服，戴着防毒面具，驾着坦克在驾驶教练场跑几圈，然后在地面上放上几个洗脸盆，坦克手下来后，叫每一辆车的坦克手把靴子脱了，把靴子里的汗水各自倒在一个面盆里，每个面盆里都有大约半盆汗水。



　　十、学校生活中的一些杂事

在大饥荒那三年，学校常派人到内蒙古打黄羊改善伙食，羊头就卖给家属，每次我都要买几个羊头送到二哥家。那个年代，实行票证，物资非常匮乏。当我提着羊头，一路上会吸引很多人羡慕的目光。后来，去打羊的单位多了，羊少了。有关单位说那种羊是保护动物，不准打了。

我在第二坦克学校的时候，多数周末如果母亲在二哥家，我都会去看望在北京城里的二哥和二嫂，或带着李霞和李伟两姐妹陪着母亲一起出去玩。如果母亲在四哥家，就就会去天津看望母亲、四哥和四嫂，并带着小李睦和小李斓玩。

学校夏天有游泳池，冬天有滑冰场。夏天，我的一些周末和午休时间，都花在游泳上了。在游泳池无意间结识了一大帮校领导的孩子，我当了他们的游泳教练，其中，一些胆大的一教就会，像副校长的儿子刘北川，教几次就能用蛙泳游1500米了。而他的姐姐刘平川，直到最后也只能在游泳池边上游。学校每周末要放演电影，刘北川都会早些去买票，提前去占座位，让我跟他们姐弟坐在一起。我离开二校前，刘北川考上了航空学校（军队培养飞行员的学校），刘平川考取了北京广播电视学院。

总之，我在二校工作期间，一切顺利。虽然很忙、很累，从20多岁开始，因为担任教员，常有失眠，睡眠不足，每天不得不吃安眠药，但心情舒畅。

　　十一、与妻子相识与转业

我与妻子张世媛相识，是我的大哥介绍的。1962年9月30日，我们首次在上海见面。那几天，我们一起去徐汇区八哥家，见了八哥和八嫂，八哥和八嫂留我们在家里吃饭，还陪我们一起逛公园。也一起去了黑色冶金设计院的五哥家，见了五哥和五嫂。走进北京路黑色冶金设计院大门，看见大厅里所有墙壁上挂满了大字报，全是批判五哥的，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五哥住在顶楼的一间小房间里，我们上到顶楼，这时五嫂刚生了李林正在坐月，五哥很高兴。看来，他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图（1962年） 左 世媛 中 八哥 右 八嫂

图（1962年） 左 世媛 中 八嫂 右 八哥

回部队后，我即写报告，请求允许以结婚为目的与其交往。并告知其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工程师，中校军衔。经政治部审查后，获得批准。此后，我们几乎每周通一次信，世媛也多次来北方，跟我母亲住在一起。我母亲在二哥家时，她就住在北京的二哥家里。我母亲在四哥家时，她就住在天津的四哥家里。她也多次来二校见我，所以与我教研室的同事都很熟悉。记得有一次主任教员郭恒轩请她在郭的家里吃饺子，那饺子包得真好吃，把我俩吃得肚子都涨得很了，还不愿放下筷子。

1963年的夏天，世媛来京，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王府井的上海迁京照像馆照相。照完后，像馆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商量说：想给世媛再照几张，不收钱，想把照片放大后，放进橱窗里，希望我们同意。待征得我们同意后，他们很认真的整理了一下房间的环境，而后开始拍了两组照片。

　　

图：1963年照像馆拍的厨窗用的照片之一

　　

图：1963年照像馆拍的厨窗用的照片之二

三年后，1965年我写报告请求批准结婚，政治部居然不同意，要我放弃。这不是开玩笑吗？三年前是你们批准我与她耍朋友，这三年她每年来部队，有时还住在部队的招待所，每次来都有很多同事和上级接待，你们没有意见，三年了，要结婚了，你们说不行了。而且没有新的理由，唯有的理由，仍然是他的父亲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工程师。这条理由早在三年前我的报告就写清楚的，你们当时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现在怎么就成问题了呢。我不服，训练部的领导也帮我说话，但是政治部就是不同意。并且在大会上提名批评，政治部朱主任还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说我居然把自己和刘少奇主席相比。说：你能和刘少奇相比吗？她能和王光美相比吗？你这是要老婆不要革命。教研室的领导知道责任不在我，处于尴尬地位，既不好不尊重政治部，也不好强迫我，只是在政治部要求下，开了几次本教研室范围的帮助会，其他时间处于中立状态，只有训练部白协理员给我多次做工作，他还试图让我转移目标，拿了一大堆女孩的照片让我选。我始终坚持我行动上可以服从，但心里不服，除非政治部领导承认他们工作失误了。

政治部朱主任火了说：“我不相信李朝杰帮助不过来“，于是他亲自上阵，由他带头，组织了十几个能说会道的人，用了一天时间，专门开我的帮助会。我也不甘心，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找了大量的书籍和杂志，如《中国青年》等，和他们进行辩论，他们辩不赢我。朱主任冒火了，拍桌子说：“不要以为二校离不开你。”我也火了说：“我也不相信离开二校我就不能活。”朱说：“你今天写报告，我明天就批准，”我回答说：“那就写吧”。于是，帮助会不欢而散。（现在想起来，我的话确实过重了，虽然我不会同意，但人家本是出于好心在挽留我啊。）

这场顶撞上级的“帮助会”下来后，教研室的同志们震惊了，支部书记和好多同事都来劝我千万不能写转业报告，否则，后果麻烦......于是我没有写，但是，我心里想今年的转业名单里会有我了。

不过，部队还是希望我留下。就在军队级别改为地方统一级别时，宣布名单的前一天，他们还派白协理员找我谈话，要我赶快表个态，明天宣布级别时，就不会受影响了。我懂他意思是要我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的假话。但我仍坚持“组织可服从，心里不服”。果然，第二天的套级名单中，我被压低了两级。同时，我也知道转业的命运也就此注定了。

当时，我担任的“修理教员研究班”的课程还未结束，我只有强行要求自己保持情绪，千万不能影响我的上课的质量。因为我知道，这个班的修理课程是我制定的，课本是我编写的，换个教员会很难教的。

这段时间，我心里难过，星期日就去学校附近的农田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去的次数多了，农民就给学校政治部来信表扬我。但政治主任却在大会上，不但不表扬，反而用批评的口气说，我是在体验转业后的工作了。这真让我很生气，但我又无法与他辨论。

世媛的社会关系，用现在的观点看，可能有利于我们婚姻得到批准。他的亲戚，好多都是我党内的高官。她的表姐夫曾如清，是江苏省军区的政委（少将军衔）；表姐吴友廉，是镇江市监委书记；她的表哥王墨，是邮电部设计司司长；她的另一个表哥尹池青，是太原钢铁集团党委书记，其原配妻子和儿子都是被国民党绑在树上烧死的。

我在坦克二校时，见过她的表哥尹池青，那时他正要从部队转业，儿次来我的二哥家看望世媛。也知道世媛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王墨家看望她的姑妈，她的姑妈很喜欢她。我转业后为了找工作，到镇江市由她的父亲帶我见了她的表姐吴友廉。

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现在这种想法，那时与现在不一样。当时，我只想不要她因为二校对我婚姻的为难，影响到一个刚成年女孩子的正常生话。二校对我关于婚姻的帮助和批评，我都是到转业通知下来时，才给她讲了这件事。

当然，我并不后悔。否则，就不会是现在这些家庭成员了，将不会有现在的儿子李亚，更不会有现在这两个令人欢心的孙子李子敬和李子瑜了。

十二、后记





我于1983年9月去北京出差，向国家电子总局上交我厂（重无三厂）与日本三洋电子公司合作生产“三洋”彩电的报告时，我厂派世媛给我送来补充材料，同时，工厂给我儿子李亚（那时他在读初中）买了火车票，叫他跟着妈妈一起来北京。

我办完事后，带着世媛和李亚去二校拜望老同事，走到二校的小操场时，听到有人叫小李子（我在二校时，人们都叫我小李子），我回头一看，却是姚赛夫在叫我。

那时，我才知道姚赛夫己从军委装甲兵副参谋长，调回二校当政委了。他穿着配带中将军衔的军装，问我怎么离开部队的。我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当时我曾去装甲兵司令部找过他，但没有找到。我还给他写过信，但回信虽然很客气，还盖了一个大公章，显然我的信你没有见到。

姚听了，很生气，他立即叫人把老二校的干部都叫来，姚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并气愤地说李朝杰是我们培养了多年的苗子，你们怎么就这样把他弄走了。这些老干部都说自己不知道。其实，当时曾参与处理我转业的白协理员就在现场，他居然也说不知道，因他当时也是被动的，我也没有点穿他。

而后，姚赛夫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请证明一下我的大学学历吧（因为那时二校已改名装甲兵技术大学了）。姚叫人去找来教务处的干部，叫他们出个说明，并当着那人和在场的干部们的面，叫我住在招待所，等拿到学历证明后再离开。然后，他留我们三人在他们的小灶食堂吃午饭。到小灶食堂后，他看到电风扇吊扇下的一个桌子己坐了校长，他就请校长换一个桌子坐，把桌子让给了我们。

而后，姚又派了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处的处长（也是老二校的教员）到重无三厂来查阅我的档案。查阅完后，这位处长很高兴的给我讲，我的档案没有问题。

后来，姚赛夫给我亲笔写的回信，我至今还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