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才Ⅱ揭密一段 尘封百年的陈年往事

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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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章德权陪同下夜宿南峰章安湾采访九旬老人章宽志

　　1， 在殷祖最南边与阳新三溪毗邻的南峰街南对面的南山脚下，有一个小村落叫章安，该庄周围有六座小山包，形似六顶乌纱帽，古时有地理先生说是一块乌纱地，要发大富大贵之人。可是当这个地理先生爬上第五顶乌纱帽茅兔垄山顶往下瞧时，突然看见山脚下的“三峰寺”，正处在风景秀丽的六顶乌纱帽的龙脉筋位置上，地理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唉，好好的一块出将入相的风水宝地，却让这座小寺庙给破坏了。”故几百年来，章安湾乌纱地没有出一个文臣武将，但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出了几个提着脑袋闹革命的年轻人。

　　2 ，话说解放初期的某一天，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带着三个二十冒头的男孩，抗着锄头，提着香纸炮烛和两个大纸箱，走上几十里山路，来到高峰崖山脚下地名叫“阿弥陀佛”的乱坟岗迁坟，他们找到坟头上放有一堆石头的那具坟，中年人对身边三个男孩说，“就是这具坟。”烧了香纸，放了鞭炮，三个男孩跪下去磕了响头以后，中年人就开始指导他们挖起来。结果扒开坟包以后，看见两具已成遗骸的尸骨，都是面朝下爬在土坑里，双手都被麻绳反背捆着，麻绳还没有完全腐烂；颅骨处各有拳头大小的一个窟窿，里面还有一颗生了铜锈的子弹头清晰可见，显然两人是被枪打死的，见此惨景，三个男孩马上伏地大哭起来，“父啊，你死得好惨好冤啊！”旁边的中年人也是禁不住泪水横流，喃喃自语骂道，“遭孽啊！这帮畜生！”这两个死者，就是章安湾的兄弟俩，一个叫章自金，一个叫章自玉。三个男孩就是他们俩的儿子，章自金的儿子叫章宽江，章自玉的两个儿子分别叫章宽溶和章宽淦。而那个带他们三个人一起去迁坟的中年人，就是同湾的章自湖，人称“麻子嫂”。他们几个人，一边哭，一边小心翼翼地将两人的遗骸捡起来，轻轻地放到旁边纸箱里摆好，因为兄弟俩的尸骨出现交叉现象，已经分不清彼此，只好将遗骸全部捡起来放进一个纸箱里，一路抱回去仍然合莹安葬，算是兄弟俩魂归故里，埋进了祖坟山。章自湖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叫“麻子嫂”，这里还有一段典故，就是章自湖小时候得过“喜子”，即天花，好了之后就有一脸的麻子。他成年之后好不容易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个孩子，结果生孩子时难产，儿子虽然保住了，但老婆却走了。一个家庭没有了女人，就等于塌了半边天。没办法，章自湖除了做男人该做的事以外，还要学女人做女人该做的事，什么缝缝补补、纳底做鞋、碓稻磨麦、烧火喂猪、照护小孩、赡养老人，一句话，女人该做的事，他全部学会做了，并且比湾里有些女人做得还好，纳的鞋底比妇女纳的还结实耐用，久而久之，“麻子嫂”这个绰号，就叫出名了，章自湖这个真名，反倒没人叫了。

　　3， 在南峰有一条港叫冠塘港，又叫南峰港，源于刘仁八镇邹清水库上面的白山崖龙洞，经刘仁八、殷祖，于阳新三溪口汇入蔡贤港，流入富水。河道全长22.5公里，流经殷祖镇畈段、七冲、花市、朱铺、胡六5个行政村。在旧社会，冠塘港是一条苦难港，港里流淌着穷人的血和泪。

今年已经九十高龄的章宽志老人便是“麻子嫂”章自湖的那个儿子，他对作者说，旧社会这里的人经常饿肚子，吃的是糠粑、观音土能吃上一顿红苕饭，小孩子都会兴奋得叫出声来。据《中国共产党黄石历史》（第一卷）记载，大革命前，大冶全县总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了耕地总面积的50%，且多数是肥田沃地。其中，刘仁八和殷祖两个地区的地主占有本地区耕地总面积的90%以上。通过地租剥削，无数农民走投无路，家破人亡，在死亡线上挣扎。与此同时，在冠塘港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田里谷子黄，地主狠如狼，交完租子剩把糠，官府还要来征粮。”这就是当时南峰农民被逼上“梁山”的原因。

　　4， 话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趁机进驻黄石地区，土豪劣绅依仗反动政权的支持与掩护，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愈加猖狂。一时间，整个黄石地区乌云翻滚，掀起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悲惨生活激发起当地贫苦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的勇气，农民运动不断孕育爆发。由中共大冶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的《铁冶旗红》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当地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的故事：1926年7月，早期革命者许建人和李汉香一同回果城里发展组织，吸收段华峰、万云山、黄梅卿等人入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万门第一个大冶农村党支部。同年9月，他们以访亲串友方式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启发农民群众觉悟，动员山村的农民群众鼓起勇气、团结起来。刚开始，农民群众思想上有些顾虑，怕穷人的力量单薄，斗不赢势力强大的地主豪绅。段华锋便是南峰山冲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别人是穷人闹革命，而他则是富人闹革命，他把家里的财产都拿出来支持革命，并且满怀激情地对附近的穷人讲：“比如我们山段村，穷人几十家，有钱的富人只有我一家，一家饱暖千家怨，看见大家这么穷，生不如死，我于心不忍。在我家中，我是同情穷人并站在穷人一边的，我老婆是听我的，搞革命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反对，大家说，我们难道斗不过一个风烛残年的固执老人吗？这个命，我们革定了！大家跟着我走！”不久，段华锋、万云山等人带领果城地区农民群众，向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斗争。他们清算土豪劣绅的财产，打击不法劣绅的反动气焰，将殷祖街的大土豪殷南甫捉去游行，缴获了地主武装和民团的枪支，计长枪30余支、短枪10余支，将地主家里的粮仓打开，将粮食拿出来救济当地贫苦百姓，并由此建立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同一年在阳新三溪口，王平也在本乡参加组织农民协会……他们以南山头为根据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这一时期，在南山头成立了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带领革命队伍活跃于高峰崖、金柯、郑沟、金盆山、幕埠山等一带崇山峻岭之间，与敌人周旋，三峰寺也成为南山头的革命前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当时鄂东南委员会有余志立、段华锋、饶惠河、查立诚、饶梦南、胡汉元等革命领导人。

　　5， 段华锋的夫人是章安湾的姑娘，经段华锋这个堂姐夫介绍入党并带去参加革命的，还有他的两个堂弟，就是章安湾的章自金和章自玉兄弟俩。跟随段华锋一起去闹革命的还有“麻子嫂”章自湖等人。数人之中，章自玉的身份尤为特殊。章自玉，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力大无穷，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而参加革命。听章宽志老人说，他听他父亲章自湖“麻子嫂”说过，章自玉长得一表人才，当时暗下是在农民互济会管钱，明着是在南峰街当铺做事（还有一说，章自玉兄弟俩是木匠出身）因为有经济管理头脑，所以他既是段华锋的贴身护卫，枪不离身，斧不离手，时刻保卫段华锋的人身安全，又是段华锋的内当家，筹钱理物，管着段华锋这支革命队伍的全部家当。章宽志老人还讲，他父亲“麻子嫂”跟他说过，说章自玉整天提着一个钱箱子，时刻不离段华锋左右。段华锋带领队伍打仗打到哪里，他提着钱箱就跟到哪里，一刻也不离开段华锋，把没收来的土豪劣绅的钱财以及金银珠宝都纳入手提箱之中，充当革命活动的经费。

据说，有一次赤卫队打进南峰一个恶霸地主家里，连地主埋在院墙下的一罐银子，也被章自玉他们找出来了，当场受到段华锋的嘉奖。为了保障章自玉身上钱箱的安全，段华锋还安排两名赤卫队员持枪保护章自玉，一刻也不离开章自玉身边，可见段华锋对他的信任程度，以及章自玉在这支革命队伍里的重要作用。章自玉也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一分一毫也搞得清楚明白。他不负众望，知道身上钱箱的重要性，在看紧钱箱的同时，也苦练杀敌本领，他的枪法听说是百步穿铜钱，百发百中；一把斧头能在百米之内飞去，取敌首级，故而受到段华锋的特别器重与重用。所以说，章自玉与段华锋，既是亲戚关系，更是上下级关系，他们俩是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这种关系也为后来章自玉和章自金兄弟俩带来了杀身之祸等灭顶之灾。

　　6，这个时期的冠塘港，就成为一条战斗的港，港中流淌的是革命者的鲜血，炙热而又鲜红。1928年，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迅速发展。果城里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1929年6月27日，因刘仁八大地主刘西岩指使狗腿子刘维敬杀害了万云山、刘近臣、陈传道三位革命者，从而爆发了刘仁八“6·30”农民暴动。刘仁八是果城里当时最大的封建堡垒，村里土豪劣绅多，为首的有三个，即所谓刘仁八“三架灯”：刘朱舫时任南京海关官员，刘超甫时任湖北省参议员，刘西岩时任武昌商会会长。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后，他们在刘仁八组织反动地主武装一一刘仁八民团和常练队，任命贩卖鸦片烟的地方赌棍、恶霸刘维敬为民团团长兼常练队队长。刘超甫还从省里弄回100多支枪，招募地痞流氓百余人，编成3个班，驻扎在刘仁八祠堂。自此果城里四乡再无宁日，刘维敬带着“常练队”那帮爪牙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时任中共大冶县委委员、第五区委书记万云山,根据中共县委指示，以教书为掩护，以杨湖小学为据点，同区委委员刘近臣、陈传道、段华锋等同志一起深入各乡村，秘密串联，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建立了第五区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组织，指导和成立了区、乡赤卫队。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鼓舞穷苦农民的斗争信心，区委经过细致调查后，报请上级组织批准，及时镇压了刘仁八八角亭村反动劣绅郑确卿和反动分子刘幼南以及南峰张明村的反动分子张果权等，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为武装暴动奠定了基础。但也激起了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极端仇恨，特别是对万云山、段华锋等县乡区委领导，更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29年6月下旬，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在南山头金公祠召开党代会，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六大”精神，学习“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分析鄂东南地区当前的斗争形势，讨论大冶中心县委提出的在大阳鄂边举行武装起义总计划。段华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章自玉则与其他保卫人员一起，尽心尽责，保护着会场的安全警戒。当会议进行到紧张阶段时，6月27日，“内线”传来万云山、刘近臣、陈传道三名共产党员惨遭刘仁八反动地主武装杀害的噩耗。三名烈士的壮烈牺牲，使处于一触即发的武装暴动迅速提前爆发。“为三位烈士报仇雪恨！”与会代表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

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书记吴致民当即将会议改为武装暴动动员会，决定以大冶县委手枪队为骨干，组织大冶、阳新、鄂城三县边境地区的赤卫队和革命群众，于6月30日晨举行攻打刘仁八的武装起义。为及时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送达大冶、阳新、鄂城三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地下共产党员“神行太保”万正立连夜通知三县苏维埃政府，组织本地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6月30日晨在果城里八角亭港坪集结，准备攻打刘仁八地主武装。万正立一夜跑三县送情报的故事，被传为佳话，故被称为“万麻雀”。与此同时，派地下联络员秦盛铭迅速与打入刘仁八“常练队”内部教练、地下党员徐德意取得联系，暗中做好部分队员起义的准备。

　　1929年6月30日拂晓，大冶、阳新、鄂城三县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吴致民的指挥下，由段华锋等人带队，章自金、章自玉、章自湖等一万多名手持猎枪、大刀、长矛、棍棒、锄头的赤卫队员和贫苦农民，把反动常练队驻扎的刘仁八祠堂围了个水泄不通。暴动队伍高呼“为万云山、刘近臣、陈传道三烈士报仇”、“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并向刘仁八祠堂发起了总攻。刘维敬见势不妙，急忙拴上大门。章自金手举斧头，上前几斧头就砍开大门。县委手枪队队长余立金率先冲向刘仁八祠堂。剎那间，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赤卫队有的点燃洋铁桶内的鞭炮，充当机关枪，有的呐喊助威，有的手持大刀、长矛同县委手枪队一道，冲向刘仁八祠堂。反动土豪劣绅刘西岩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杀了三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破坏了中共第五区区委机关，就可以把果城里革命的星星之火彻底扑灭。

29日，为了庆功，主子刘西岩给奴才们发了饷奖，赏了酒宴。刘维敬带领一伙赌徒酒后张灯通宵开赌。当他们正赌得忘乎所以之时，祠堂外已是人喊马嘶、枪声大作。刘维敬见大事不好，推开牌桌就往外冲。他手举两支手枪，冲出房门左右开弓，举枪对着起义队伍就打。可他一勾扳机，枪却哑火了，一支也打不响。刘维敬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双枪早就被打入“常练队”当教练的地下党员徐德意做了手脚。说时迟那时快、刘维敬正在纳闷惊诧之时，赤卫队员黄守成一梭标刺进了他的肚子，后面的赤卫队员一拥而上，连砍带刺，当场就杀死了刘维敬，并将他的狼心狗肺掏出来祭了三位烈士的英灵。其他常练队一班乌合之众见匪首已死，回天无力，寡不敌众，纷纷缴械投降。在这次战斗中，章氏兄弟跟其他赤卫队员一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六·卅”刘仁八农民暴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震动了鄂东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对派，既为万云山等三位烈士报仇雪恨，更为随后彭德怀率领红军在刘仁八成立红三军团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7， 1929年8月下旬，李灿率领红五纵队挺进鄂东南。1930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到达阳新龙港，后率主力围攻阳新县城，30日红五军主力转移到阳新和大冶边境的三溪口、花犹树一带，乘胜占领大冶，司令部移至刘仁八；1930年6月10日，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大冶殷祖马对于召开大会，宣布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6月16日，在刘仁八成立了红三军团，随后率部挥师南下。红军离开果城里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第七旅又卷土重来，果城里再一次被白色恐怖笼罩，敌人对“通共”、“窝共”的革命群众和赤卫队员进行大肆捕杀。

到了1931年秋冬，因革命党内部自上而下开展肃反运动(杀改组派)，果城里地区雪上加霜。所谓“改组派”，是由“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化而得名，它是国民党的一个派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合流，而大权则操纵在蒋介石之手。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对此极为不满，逐酿成了蒋汪之间的派系斗争。1928年间，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

1929年3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央设总部，各省市及海外设支部。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湖北等省及海外法、日等都成立了支部，最盛时期全国成员达万人。“改组派”打着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的旗号，倡导重新改组国民党。其真正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介石争统治权。它实际上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蒋在野派。

　　1931年12月至次年1月，汪、陈、顾等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中分得了一定职位。“国民党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一个反革命派系，而且因蒋、汪秘密勾结后已经土崩瓦解。那么又何以要在共产党内大抓大杀“改组派”呢？这完全是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酿成的恶果。

1931年1月，王明等人强行夺取中央领导权后，“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国各苏区泛滥开来，尤其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出版后，把苏区的肃反运动推向了极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驱使下，鄂东南特委于6月中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杀“改组派”运动。7月，中央巡视员到鄂东南苏区。7月7日，巡视员在《巡视湘鄂赣边区给中央的报告》里说：鄂东南此次破获“改组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1927年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脱离党组织的知识分子现在跑回苏区找关系，大多数是“改组派”。7月11日，巡视员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改组派”在苏区内活动的目的，是破坏红军及消灭苏维埃政权，杀尽负责人，恢复土豪劣绅地主的统治，响应白军。他们每种组织都有两个候补机关，据说他们有了万名群众组织，有周密的暴动准备和计划。龙港是他们暴动的中心目标，时间决定在6月20日(阴历端午节)，并从武宁来了六个人，准备成立领导机关，就已破获的有阳新县委、县苏(主席在内)、CY县委(书记在内)、县总工会(主席在内)、鄂东特委都被他们钻入。CY县委只有一个不是“改组派”，大冶、通山、武宁县委清一色的“改组派”，其他各社会团体各下级组织，他们差不多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区的组织。如此一来，鄂东南苏区各县的“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活动就更加活龙活现了。

因此，鄂东南地区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纷纷惨死在自己人手中。

　　在果城里地区，上级派来一个叫阮耕(通山县人)的干部，主持本地肃反工作。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委员、九县联委书记段华锋当时也是肃反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阮耕的主持操纵下，平地刮起一股残杀阴风，他们滥用酷刑，刑讯逼供，逼迫那些所谓有“嫌疑行迹”的党团干部和乡、村苏维埃干部，特别是有文化的党员和干部，逼其承认是改组派，并予以残杀。在当地第一个被杀的是少共区委殷炳南，是在角亭村三甲港开大会宣布执行的。第二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黄群增、第八区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董等弟、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干事饶秀冬、中共第五区区委委员饶华西、郑家沟村村长郑昌金、角亭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郑正青、鄂城县手枪大队大队长郑世德、大阳鄂县委委员纪宏主、黄汉区委委员纪宏林、邓金山、邓训兰等一大批党员干部被杀。那段时间，党内几乎每天杀人，有时一天要杀几个甚至十几个。在马迹乡(汀桥管理区)，有个叫蔡自坤的人，是这一带查杀改组派的总负责人(阳新人)，在熊家铺召开杀“改组派”大会上讲话说：“我的计划是杀一百人，现在已杀了七十二个，还没有完成任务，党的组织还不纯洁。”那时，在果城地区杀“改组派”几乎到了疯狂程度，最多的一次是在南山的高峰岩宣判的，两张罪状杀了72个革命者。据说只要是读了一点书、甚至认得秤的人都被杀光了。最后连九县联委书记、大冶县肃反委员段华锋自己，也没有幸免 ，也被捕杀了。那天下午他们去抓段华锋和余志立时，两个人正在开会，他们知道章自玉枪法和斧头的厉害，以假冒进去开会的名义，抓住段华锋和余志立两个人，用布网住眼睛和嘴巴，避开在前门外看守的章自玉等保卫，迅速从后门秘密押走，怕夜长梦多，傍晚就把他们两个押进山林处决了。

古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段华锋和余志立两个革命者，经历过九死一生，毫发无损。有一次，段华锋搞完革命活动，晚上回去，路上碰到一伙民团坏分子埋伏要他的性命，他就和章自玉还有另外一个保卫一起，三个人三支枪，打退了敌人十几杆枪。特别是章自玉，左手开枪，右手飞斧，打得敌人前仰后翻，冒着生命危险杀开一条血路，保护段华锋冲出敌人包围圈，连夜逃了出去。可是段华锋做梦都没有想到，杀改组派，最终杀到自己头上了，没有逃过自己人的手掌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8， 段华锋被杀以后，跟他这个堂姐夫跟得最紧的两个堂弟章自金和章自玉，可就跟着遭殃了，最终难逃一劫。那天晚上，兄弟俩偷偷溜回家看望父母妻子时，遭到埋伏在他家的那伙人突然抓捕。他们知道章自玉有一身本领，还不等他逃跑和反抗，十几杆枪同时对准他，稍有动静，就会遭到“蜂窝”似的子弹射杀。章自玉怕牵连和伤害到旁边的父母和妻子，放弃了反抗，让他们卸了他的手枪和斧头。那伙人将章自玉五花大绑以后，知道他是段华锋的内当家，身上有一个钱箱，替段华锋管理着全部家当，他们就一部分人用枪押住章自玉兄弟俩，另外一部分人把章家翻了一个底朝天，翻出钱箱以后，为了泄愤，更为了毁灭证据，还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老屋，一瞬间，熊熊大火，腾空而起，只听见藏在章家阁楼草堆里从反动派手中缴来用于闹革命的子弹和手榴弹，在大火中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那伙人拿到钱箱以后，还不罢休，甚至怀疑章自玉还藏有段华锋叫其代为保管的互济会的其它钱财，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手段极其残忍，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要他把替段华锋保管的所有钱财和金银珠宝都拿出来，后来看见已经奄奄一息的章自玉，实在榨不出什么来，才把兄弟俩押到高峰崖山脚下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在早已挖好的一个大土坑旁开枪杀害了他们俩，连身上五花大绑的麻绳都没有解开，就一起推倒在那个土坑里草草掩埋了。兄弟俩没有死在敌人枪下，却冤枉地惨死在自己人手上，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据章宽志老人说，他父亲曾经说过，他去看到兄弟俩合葬在一起的坟包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大雨倾盆而下。天象的异常，似乎也在为这对兄弟的冤魂鸣不平。当时“麻子嫂”章自湖因分到陈贵矿山八区去闹革命，从而躲过了一劫。半个月以后他回来时，突然听说章自金章自玉兄弟俩被杀以后，大吃一惊，正好认识处决队里一个人，他就买通那个人并叫他带他到阿弥陀佛地，看见章自金章自玉兄弟俩新磊的坟包，伤心得抱头痛哭起来，后来在大雨中捡了一些石头，堆在那具坟头上，作为记号，并对该地主人说，“千万不要搬动石头！”这才为解放以后，带着俩兄弟的后人去迁坟，提供了标识。所以章自玉的孙子章德权，那天晚上带作者去采访章宽志老人时，很激动地对老人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赶去认坟并在坟头堆一堆石头作为记号，并在解放以后带我父亲和大伯去迁坟，我大爹和我爹的尸骨肯定无存，不知道葬在哪里，是怎么死的，两个先人死不瞑目，我们后人也心下不安啊。”

章自玉被害时，还只有31岁，他年轻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孤儿寡母的，无以为生，走投无路之际，只得带着两个孩子改嫁到南山头上面一户人家，后来实在舍不得丢下年迈的公公婆婆不管（婆婆已经哭瞎了眼睛），又与后来的丈夫一起下山回章安居住，直到把两个老人送上山，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解放以后，她经常梦见章自玉兄弟俩的冤魂不散，看见几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说是该完成心愿的时候了，于是她就请“麻子嫂”章自湖带着几个孩子，前去把两人的尸骨捡回重新葬进祖坟山。而“麻子嫂”章自湖，那时虽然躲过一劫，因他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民团坏分子在到处抓他，要杀他，他有家不敢归，整天躲在附近六顶乌纱帽山以及南山丛林里，像野人一样靠吃野果喝山泉水为生，最后还是他母亲去找了房头当民团官儿的外甥求情，外甥以脑袋作担保，又是请人喝酒，才保下“麻子嫂”章自湖这颗人头不被砍掉。不然，他也早死了。他要是一死，章自金和章自玉就永远埋葬在“阿弥陀佛”这个乱坟岗，成为杂草丛生的荒冢，冤魂永世不得安生。“麻子嫂”章自湖，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还成了抗日的英雄，直到1974年去世，享年65岁，不过这是后话。

　　9， 再说杀改组派这件事，早在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1932年1月7日，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传达到了湘鄂赣省和鄂东南地区，成为肃反工作路线的标准，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控制。

同年3月，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林瑞笙、陈佑生等一伙篡夺了湘鄂赣的领导权后，又大搞肃反扩大化。而后，改组的湘鄂赣省委组织工作检查组来到鄂东南，在鄂东南党政军中追查“改组派”。在反“改组派”斗争中，鄂东南和大冶地区党政军许多负责人被杀害，鄂东南道委副书记吴干、秘书长刘溪山、鄂东南苏维埃文化部长兼秘书长罗冠国、通山县委书记黄玉田(即刘怀玉)、河北指挥部指挥长柳润泗、红三师政委叶金波、政治部主任张向明、参谋长童友军、鄂城县委书记林明炯、阳新县委书记张晶等，甚至连鄂东南道委书记吴致民也险些被杀。大冶地区被杀害的有戴英奇、刘梅岭、何介夫、敲金刚、刘世范、刘世模、石励全、石发世等党政负责人。段华锋也是这一时期被杀害的，章自金和章自玉兄弟俩是在次年遇害的，也即1933年。

　　当时大冶苏区(果城里)肃反的领导与执行机关是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区设有政治保卫局特派员。政治保卫局自上而下自成体系，脱离党的领导。在“加强其工作”的过程中，权力日益增加与扩大，常常超越同级党政机关，自行逮捕与处决“改组派”。大冶苏区此次肃反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有的领导者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加之党内又有“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所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肃反工作代替了思想斗争，把肃反看成“中心论”犯了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大冶苏区的反“改组派”斗争，对苏区的革命，特别是果城里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乱杀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分子，使革命力量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办不到的而蒋介石借王明的手办到了。大冶地区在肃反斗争中，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的干部群众近千人，而果城里一个区就杀了600多人，当地党员干部几乎被杀光，许多党员干部的亲属亦遭株连而被无辜杀害，至使当地党的组织一度瘫痪。在那段岁月里，党内发生恐慌，同志互相猜忌，干群失去信任，精神压抑，忧虑重重，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严重地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看到一个个党员干部无辜被杀，群众心疼地说：这是为什么？共产党是不是出了叛徒？乱杀“改组派”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和刘仁八苏区失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场内讧持续时间长，直到1934年春，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曹衍元奉令处决了鄂东南大搞肃反扩大化、乱杀“改组派”的政治保卫局局长明安福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冲击后，这场党内内讧才基本结束，教训是极为惨痛的。肃反以后，党在本地的元气，断丧殆尽。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进剿，一部分幸存的党员干部又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剿杀。

1935年后，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党员干部，只得隐进深山老林，同敌周旋，昼伏夜出，食野菜草根，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0 ，作者在章德权的陪同下，那天晚上到殷祖南峰去采访了九旬老人章宽志，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才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不为人知的历史，让章自金和章自玉兄弟俩被错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还了兄弟俩一份清白与公道。老人的讲述，沉重而又悲伤，充满了对历史的责任感，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探索，更是对过往岁月中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的追寻与还原，其口述资料成为作者抢救性挖掘的关键。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心情同样沉重与悲伤，同样有责任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事情本来的面目。 章自金和章自玉兄弟俩的故事，原本是静默无声的，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几近无痕。但正是通过作者这样一次深入而细致的采访，抢救性挖掘，他们被错杀的真相才得以还原，这不仅是对那些逝者的一种迟来的正义与尊重，更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深刻的反思与铭记。它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真相毕竟是真相，总有被揭示的那一天。 这次采访与记录，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同时也促使我们反思历史，努力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这段历史，不仅是一段个人的悲剧，更是当时社会的悲剧。它提醒我们，正义与良知永远不应被遗忘，而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冤魂，也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章德权作为溯源者与陪同者，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行动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对真相的追求。

　　章自金和章自玉兄弟俩，虽已无法亲自感受这份迟来的公道与清白，但他们对幸福和理想的追求，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去追求正义，守护真理。

作者有诗赞曰：

鸿濛初啟正英年，阶级同仇志节坚。

抗租抗债为民众，革头革命鼓人心。

忠魂万代荣书简，英灵千秋浩长天。

午夜灯前挥史笔，为君试泪谱诗篇。

昂扬豪气壮山河，临难从容恣笑多。

赤帜初张寒敌胆，丹心夙秉解民瘼。

浩气长存日月盛，人间正道作楷模。

更喜英雄相继起，忠魂万代奏凯歌。

章德权有诗赞曰：

缅怀忠魂志未休，南峰夜访泪难收。

九旬老叟情悲壮，千载冤魂恨未休。

铁证如山明黑白，丹心一片照春秋。

章门兄弟今昭雪，历史长河正气留。

秦立才，刘仁八镇秦垴村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理事，黄石市优秀中青年文艺人才库入库人才。大冶市和黄石市两级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获北京市《东方少年》2018年度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文学奖。在《东方少年》《阅读与写作》《小说月刊》《今古传奇》《海外文摘》《黄石日报》《东楚晚报》《今日大冶》《黄石视听》《黄石文学》《铜草花》等发表过文学作品数百篇。喜欢搜集、整理、挖掘果城里的民间故事，被黄石市作家协会主席荒湖先生誉为果城里的“蒲松龄”；喜欢撰写乡土文学，被大冶市宣传部原副部长、文联主席余伟先生称为大冶的“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