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嶟与通海小新村朱氏宗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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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边疆，远离全国政治中心，因而历代能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的人物不多，但是在清代后期，云南通海却出了个著名的政治家朱嶟，他的一生政绩颇多，尤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中，朱嶟起了先锋作用，其禁烟思想影响深远，成为当时严禁派的理论先驱。朱嶟是位值得深入研究的云南历史文化名人。

朱嶟（1791-1862），汉族，字仰山，号㮹堂；云南通海人。著名清朝重臣。

朱嶟官履：

嘉庆二十四年进士（1819），选庶吉士；二十五年（1820）授检讨，同年入翰林院任编修迁御史。

道光十二年（1832）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十三年迁礼部给事中；十四（1834）年任大理寺少卿，数月后转詹事府，充起居住官；十五年（1835），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七年（1837）任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1844）任吏部左侍郎；二十五年（1845）检授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六年（1846）主考山东乡试，试毕回京任顺天学政。二十八年（1848）历通政副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九年（1849），授仓场侍郎。

咸丰三年（1853），任户部左侍郎，朝廷赏“紫禁城骑马”；六年（1856），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八年（1858），署兵部礼部尚书，旋授礼部尚书；十年（1860），出任全国会试总裁。十一年（1861），又以病乞罢。

同治元年（1862），四月二十三日,在京逝世。

嶟逝，朝廷谥号“文端”，有“品端学粹”、“恪尽厥职”、“选持文柄”等评语。光绪初年，地方绅耆报请朝廷批准崇祀乡祠。建立“清礼部尚书朱文端公故里碑”于大桥驿道旁。

朱嶟生平概略

目前，史学界对云南籍政治家朱嶟的研究几乎空白。其实，朱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政治家，他历仕四朝（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官至尚书，台阁寺院，迁转几遍，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四朝元老”。

朱嶟（1791-1862）汉族，字仰山，号致堂，今云南省通海县杨广镇古城小新村人，年幼时随经商的父亲迁到县城居住（今通海向阳宾馆附近）。朱嶟从小就天资聪慧，才智过人，幼年刻苦好学，五岁入私塾听讲，十八岁中乡试举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从此开始了漫长但并不十分顺畅的仕途。朱嶟历仕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历任过监察御史、给事中、各寺少卿和寺卿、内阁学士、学政、通政使、侍郎、尚书等；还是一位诗文书法家诗作、墨宝所遗颇多；更是一位衡文高手，多次主持（包括参与主持）各类各级科举考试。在其长达43年的政治生涯中，由翰林院的检讨累官至礼部尚书，累迁太和殿军机处行走，成为清政府中央朝廷的一位重臣。朱嶟卒于同治元年（1862）享年 72 岁。

朱嶟去世后，朝廷对他有“学粹品端”、“克尽厥职”等评语。 上谕曰：“朱嶟由翰林晋陛乡贰，历仕四朝，屡掌文衡，学粹品端，老成持重，特沛殊恩予谥文端，以示崇重老成之至意”。朱嶟曾是四朝忠，臣历任四部的尚书，勤冕卓绝，于是慈禧太后亲自主持为朱嶟行厚葬大礼，谥为“朱文端公”，钦命云贵总督在其家乡通海立“皇清敕封忠信朱文端公嶟故里碑”，“皇清敕封忠信朱文端公嶟神道碑”，并敕令礼部在遵化皇陵之地劈出一块地安葬朱嶟。慈禧太后又亲自下懿旨敕加封已故的朱嶟之母为 “一品诰命夫人”；再下圣旨敕封朱嶟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恩敕朱嶟之子四品顶戴，由礼部调国库白银五千两以送往朱嶟府第，以作悯恤之资。对于已故的臣子这些无疑是莫大殊荣，足见朱嶟是一个充分被清朝政府肯定了重要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云南通海家乡人亦为之建“礼部尚书朱文端公故里碑”在通海县杨广镇的小新村还留存有历尽坎坷的朱氏宗祠。

朱嶟的历史功绩

一、禁烟运动的先声

清朝的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朝代，也是推行封建专制制度比较严厉的朝代。尤其乾隆时期后半叶，由于统治者闭关锁国，狂妄自大，造成了科技的落后，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自嘉庆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国家已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嘉庆、道光两代皇帝执政期间，外患加剧，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英国殖民主义为了攫取血腥的暴利，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财政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生产力逐渐萎缩。鸦片泛滥严重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中国人民深受鸦片毒害。

朱嶟为官的年代，正是清朝统治衰落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学技术的落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使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历程。

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朱嶟在考察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之后，深深地体察到鸦片之毒害已由沿海蔓延到了京师北京。他在紧急上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中华若不尽早根除鸦片之祸国人危矣；国人既危，中华更危矣！”这可以看作朱嶟禁烟思想的萌芽阶段。朱嶟较早地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为其成为禁烟运动的先驱奠定了基础。

然而，弛禁派的吹鼓手许乃济却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弛禁鸦片当道光十六年六月 (1836年7月) 许乃济在太常寺少卿任上时，正式陈奏《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一疏，进一步阐发弛禁论观点。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道光帝下令大臣对鸦片问题提出意见，并将该折批交祁贡和新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以及粤海关监督文祥议论复奏时，祁贡又会同邓廷桢、文祥联合上《奏请准照许乃济所奏弛禁鸦片并拟章程呈览折》不仅再次赞同弛禁，而且订立实施章程九条，将弛禁措施具体化。与此同时许乃济的奏折公开后，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很大反响，许多人表示反对。

最先上书道光帝驳斥许乃济的是道光十六年八月(1836年9月)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的《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提出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能堵截鸦片入口？反过来看，如果能堵住鸦片入口，那么白银自然不能外流。因此必须进一步申严鸦片禁例。这道奏疏可以说是朱嶟禁烟思想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其禁烟思想成熟的一个最主要标志。

与朱嶟同时上折驳许乃济的另一人便是兵科给事中许球，疏名《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

道光十六年十月（1836年11月），又有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的《议开鸦片禁例有妨国计民生折》一折，力倡严禁鸦片。

许乃济的弛禁论与朱嶟、许球、袁玉麟的意见形成的严禁论的第一次交锋，当时的中央及地方官员分化为两派：

弛禁派以穆彰阿、琦善、许乃济、广东地方利益集团等为代表，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可阻绝官员贪污舞弊，鸦片买卖所课征的关税能充实国库，更提议在国內种植鸦片价格会更便宜，弛禁派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严禁派以朱嶟、许球、黄爵滋、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认为鸦片祸国殃民，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财政、兵源、民生有重大的妨碍与危害应该“严例禁遏”。虎门销烟使严禁主张变为禁烟现实的顶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西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分别多次向道光帝陈奏，驳斥弛禁派观点，仍然主张严禁鸦片。1838年严禁论的主张成一边倒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1838年6月），正当朝中大员们为弛禁还是严禁争论不休时，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

其中还有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最剀切，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朱嶟主张禁烟的奏折，在时间上早于黄爵滋和林则徐近两年，云南籍的政治家朱嶟是禁烟运动的最先声，其禁烟思想是当时主流思潮中的先驱。

朱嶟禁烟思想分析：

朱嶟的禁烟思想是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主要集中体现在其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一疏里。下面对其禁烟思想作初略分析：

禁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和军事思想：一个国家应该以民为本，重视军队建设。朱嶟说：“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富，民弱不可救药”，他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了。因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他还提出，鸦片对军营严重腐蚀，军队将无法训练，丧失战斗力。这包含了两年后林则徐提到的“中原已无可以御敌之兵”的思想。可以说朱嶟是打响了要求禁烟的第一枪。朱嶟还积极驳斥弛禁鸦片，大力主张全面禁烟，不能“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反对“宽内地罂粟之禁作，“掩耳盗铃”之事。朱嶟说：鸦片弛禁，军队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若说“只许民食烟，不许兵食烟”而兵却是出于民，还有，一旦吸上了烟“父不能诫其子，兄不能保其弟，主不能制其仆”，一切就全都乱套了。

禁烟思想中的禁烟策略思想：

重治吸食论，朱嶟等人在与驰禁派辩论时，提出了“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的禁烟策略，“必先重治吸食者为先”。从重治吸食者为禁烟重心。请求道光帝下令各省督抚与地方官，重申禁令，“实力搜查，认真擒捕”，对于“以身试法、违禁犯例者”，“置之严刑，有犯必惩”。并各举出实例批判许的驰禁论，指出实行驰禁并不能使白银外流减少。认为鸦片既是祸国害民的，就应当禁绝，而不应该让它继续流毒，特别是对许乃济主张的“禁兵而不禁民谬论”予以严厉驳斥，“重治吸食的禁烟方案在当时受到琦善等官僚的竭力反对。朱嶟等人的驳诘理直气壮，许乃济根本无法招架。许球说：“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他们力言弛禁有伤政体、请申明厉禁，立论高尚，说理透彻，道光帝终于打消“变通办理”的念头，朝野没有人再敢公开提出弛禁的主张。朱嶟等的论点实际是两年后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论的先声，实质都是驳斥弛禁鸦片。

禁烟思想中的反侵略思想：

朱嶟以荷兰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毒害印尼人民，使其丧失战斗力，国土遂被侵占的惨痛教训，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走私，即有“削弱中原之势”所以应加强海防，整军备战，痛击敢于入侵之敌，朱嶟的这一反侵略思想，比林则徐更早提出，可以说在禁烟运动上他与林则徐同样是禁烟斗士；朱嶟还主张加强禁烟法纪对走私贩烟团伙和首恶分子，须进行严厉打击，这比单纯治吸食者的观点无疑更进了一步。

当然禁烟运动是严禁派的一个整体行为，各人的思想都是不断影响交流互相促进发展成熟的，他们各自的思想都互相交融传承，比如说朱嶟等的论点实际是两年后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论的先声，可谓一脉相承；又如朱嶟的禁烟思想和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其实他们的私交也非常不错朱嶟常与黄爵滋、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聚在一起言论国事，提倡经世之学。严禁派的禁烟思想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都有满腔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前仆后继、大义凛然！而且彼此团结互相支持，这就是民族之魂的凝聚力，如朱嶟在朝中与黄爵滋为力主禁止鸦片进入中国的“严禁派”并合力举荐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烟，朱嶟黄爵滋在朝廷上与其呼应，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投降派的阻挠，中国被迫成为战败国，同时，因为举荐林则徐之故朱嶟也遭贬为山东学政，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禁烟运动是严禁派的一种整体行为。

总之云南籍政治家朱嶟在鸦片战争前最先主张严禁鸦片，是中国禁烟运动的先驱。朱嶟禁烟思想，是中国禁烟运动的思想先驱。朱嶟作为禁烟运动的思想先驱者，其功不可没，在禁烟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和民族英雄林则徐都是禁烟运动里的伟大斗士，他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远见卓识将永载史册。

清代后期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朱嶟以一个忠于清王朝的精明干练、有见识、有作为的爱国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一生清廉好，恪尽职守，兴利除弊，公正严明；在挽救国家的衰败，对待外来侵略等方面，他打响了禁烟运动的第一枪；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针对时弊的经济思想等等，并在国家救亡与振兴上做过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

二、朱嶟是清代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道光年间，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物价浮腾。朱嶟上书建议银钱画一，“附近用钱，致远用银”，银钱通用，以补偏救弊，解决财政困难。

据清史稿 卷四百二十一 列传二百八载：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道光十二年，畿辅灾，广东副贡生潘仕成捐赀助赈，赐举人。有援案以请者，嶟疏言："仕成本副贡，去举人一间，赐以举人，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厥后叶元堃、黄立诚次第援请，若因此遂成定例，生富人徼幸，阻寒士进修，於事不便。应请旨饬各督抚，水旱偏灾，捐输应奖，不得援引前案。"上嘉纳之。五迁至内阁学士。十七年，擢兵部侍郎，迭兼署吏、户二部，坐事镌五秩。二十六年，补内阁侍读学士。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嶟疏言："泉布之宝，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於上。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於下而不转於上。於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於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搀杂诸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挽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镕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徵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徵收，向来徵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有耗羡平馀，仍行提出解司，而本管同城之官俸，本州县之书工、役食、祭祀、驿站，本地方分汛之兵饷，俱准坐支。馀则视道路之远近，解存道、府、藩各库，以放兵饷。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徵前十日为定，由藩司通饬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千七百，少不过千二百，取为定则，不得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可坐支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收钱者，皆发银如故。官局钱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则虽变而实因，不至纠纷窒碍。至如百姓出粟米麻丝易钱输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柜者，不遽改折，是於民无扰也。兵丁领银，仍须易钱然后适用。每至兵领饷时，不准铺户抑价，今照定价放给满钱，此於兵无亏也。先时银多，则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则官以易钱赔累。多用钱则少解银，即累亦因而减，迨银价平时，又复可获羡馀，此於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廛市一空，恐致钱荒。不知兵役领钱，仍行於市，地方官除存库外，尚有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行於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莫利於收钱，尤莫利於停铸。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以工本之银，发出易钱，实收上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铸难行，而官钱日多，钱价可平，而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铸者用钱之转关，平价者绝私之微权也。将欲平价，非使银钱相埒不可，为平价而暂停铸，迨价平而复开炉，所谓欲赢先缩，一张一弛之道也。夫损上必期益下，今钱值日贱，物价日贵，泉府费两钱而成一钱，官兵领一钱则仅当半钱。无益於民，有损於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总之可用钱则用钱，必须用银则仍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补偏救弊，无逾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三、朱嶟的著述及书法艺术

朱嶟还是一个精于诗文书画的清代历史文化名人，他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也是值得肯定和研究的。朱嶟在京做京官四十多年，因为从政之累没有能留下可见的著述。据学者许秋山说，朱嶟曾经写过一本《政要十疏议》，但许秋山也只是听上辈人说，他也未曾读过。流传在云南的朱嶟墨迹中，他的诗文作得非常好，书法也写得非常漂亮。从墨迹中看，有欧柳之功力，兼苏米之体态，行草包容着赵松雪，董香光的流美娴和。

小新村朱氏宗祠历史沿革

朱氏宗祠坐落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杨广镇小新村的中心地段，始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距今已有170多年历史。朱氏宗祠占地1227.86平方米，殿前耸立着一对古朴且富有神韵的石狮，建筑按照前殿、中殿和正殿三层建设，共52间房舍。朱氏宗祠设计独特，结构严谨，做工考究，三个殿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分内外两院，前殿墙面，嵌有道光皇帝封赐朱嶟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等内容的诰封碑。中殿与大殿之间各有两厢十二耳房和六个躲间，中殿板壁背面有朱斗南于光绪十六年（1890）敬书之朱子治家格言。林则徐为宗祠題写的匾额及其它数十块。正殿天花板壁画有山水花鸟、飞禽异兽和各种书法，屋门上刻有数百幅以故事为内容的图案或古代诗词名作等。宗祠所有门窗、房檐、壁间都被艺术雕刻，绘画装饰点缀，琳琅满目，是一座具有典型中国传统方格式宫殿建筑，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价值。朱氏十六世袓朱嶟，为清朝著名重臣，在他的倡导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族人募资所建，作为案祀、集会、议事之用。

2009年12月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1月22日被公布为玉溪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值得一提的是，朱氏宗祠在文革期间，宗祠内的祖宗牌位、木门、雕刻、匾额等被毁。自1955年至2018年，长达63年间被无关人员侵占杂居，在族长朱培盛、家族后人中的仁人志士、村委会及通海文物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理清产权，清除杂居人员，为朱氏宗祠实施抢救性保护维修奠定了基础。

通海杨广小新村朱氏渊源

小新村朱氏始祖，朱文益，字昭稳，籍贯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人，于明代洪武十二年（1381），跟隨明军将领沐国公沐英（朱文英）入滇，次年1382年进入昆明，择居于通海县杨广镇古城小新村、大家龙泉东边小陡坡处有碑勒石记载。

朱氏宗祠应承担发挥的作用及历史使命

2019年11月3日，朱氏宗祠迎來了一年一次的冬祭典礼，只是这次典礼让从外面返乡的朱氏后人们，感到一丝欣慰！宗祠主体建筑进行了一番修缮，清除了混居多年的无关人员。虽然未达修葺一新的程度，但能还宗祠一个干净整洁的空间，已算祖先有德。

追根溯源朱氏先祖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随沐英征滇，后定居通海县杨广镇古城小新村至今已有638年。

朱嶟个人已然成为了朱氏宗祠的灵魂和代表；通海县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旅游产业的支撑，小新村朱氏宗祠，也不应拘泥于具体景点或是某个历史遗存，要展望未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朱氏宗祠将以崭新的面貌晋升成为中国百年名祠的行列。

附注：

要正确理解朱嶟判处何桂清“腰斩”，首先要从何桂清与曾国藩的恩怨纠葛入手。

何桂清何许人也？

何桂清（1816-1862），字丛山，号根云，云南昆明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何桂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第二甲第四十九名进士出身，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六年（1836），散馆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任司经局洗马、右赞善、左赞善、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四年（1844），升太仆寺少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光禄寺卿，改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六年（1846），改任山东学政。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内阁学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迁兵部右侍郎。丁忧去职，服满后补任原官。

咸丰元年（1851），历任署理吏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南书房行走。

咸丰二年（1852），署理经筵讲官。八月六日授江苏学政。太平天国袭江南，何桂清以江苏学政身份疏陈军事，抨击封疆大吏软弱，无所顾忌侃侃而谈，咸丰帝感到惊奇。咸丰三年（1853），任礼部左侍郎。

何桂清镇压太平天国

咸丰四年（1854），任吏部右侍郎，改仓场侍郎，九月二十一日升浙江巡抚。太平军攻陷江宁（今江苏南京），东南震动。安徽徽州、宁国是浙江屏障，何桂清驻兵黄池，扼守要冲，与浙江提督邓绍良击退太平军。

咸丰五年（1855），令道员徐荣攻黟县、石埭，太平军主力到达后徽勇败，徐荣战死。何桂清上疏主张安徽浙江互为唇齿，主客一心方有胜算。咸丰帝上谕令地方官吏不分畛域剿敌。安徽巡抚移驻庐州，徽、宁二郡暂由何桂清管辖。何桂清令徽州知府石景芬、副将魁龄等收复徽州府城及休宁，布防堵敌军来路。江西太平军侵入浙江，攻陷开化，进犯遂安，檄令邓绍良等夹攻，击退之，周天受、石景芬等收复黟县、石埭。何桂清奏请增补道员缺额，准石景芬任徽宁池太道；总兵豫祺战绩不佳，革职，以江长贵代；前侍郎张芾驻皖南团练，督办徽、宁防务，兼顾浙江衢州、严州。

咸丰六年（1856），檄令邓绍良、秦如虎、都兴阿等合攻宁国府，江长贵击败来袭的太平军，收宁国府城。朝廷嘉奖。好友杭州知府王有龄被通判徐征讦控。何桂清复奏有微词，被中央责问，以病请辞，慰留。年底两江总督怡良解职，文渊阁大学士彭蕴章举荐何桂清可胜任江督统筹军饷。

咸丰七年（1857）春，以二品顶戴署理两江总督，随即实授。桂清举荐王有龄任江苏布政使，负责军饷。以江宁将军和春负责军事、江南提督张国梁为帮办、前总督怡良为运馈。桂清奏陈方略称旨，上谕和春商酌。冬，攻克镇江，以办理军饷功加太子少保。

咸丰八年（1858）11月，会同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法、美三国改订税则、通商章程：1.有限承认鸦片贸易。2.依《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上海创建关税总局。3.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关税，洋货远销内地一律按时价抽2.5%子口税。4.各口税收划一办理，聘请英人李泰国帮办海关税务等。

咸丰十年（1860）春，收复江宁九洑洲，清军合围江宁，功加太子太保。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分兵由安徽广德奇袭杭州，杭州将军瑞昌死守，咸丰帝下诏令何桂清、和春尽速救援。桂清急檄广西提督张玉良驰援，到达后以600兵击破太平军，并收复临安、孝丰、安吉。咸丰帝下诏嘉奖。何桂清意气发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

丢城失地

太平军围金坛，陷江阴，何桂清遣总兵马得昭、熊天喜、曾秉忠，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抵御，兵分益单。太平军于是合众十馀万出建平、东坝，一由东坝趋江宁，一由溧阳窥常州，何桂清闻之，几失所措。会马得昭、周天孚分援苏州、常州，太平军已趋金坛，陷句容。句容为大营后路，自此隔绝。张玉良回军抵常州，和春飞檄调援大营，何桂清留勿遣，复调马得昭，亦莫之应。王有龄已擢浙江巡抚，贻书何桂清戒勿离常州一步，且曰：“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盖规之也。

会大雨雪，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和春、张国梁退守丹阳。何桂清疏陈：“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部署稍定，即进规溧阳，而太平军已迳犯丹阳，张国梁死之，和春奔常州，桂清大惊。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希其意，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即疏陈军事付和春，自驻苏州筹饷。将行，常州绅民塞道请留，从者枪击，死十馀人，始得脱。张玉良留守，寻亦走。士民登陴，数日城陷，屠焉。何桂清至苏州，巡抚徐有壬拒勿纳，疏劾其弃城丧师状。和春退至无锡，伤殒。桂清讬言借外兵，遂之上海。苏州亦陷，徐有壬殉之，遗疏再劾桂清，诏褫职逮京治罪。

会各国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迁延两年。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皆其故吏，叠疏为乞恩，不许。言官数劾奏.同治元年（1862），始就逮下狱，谳拟斩监候。大学士祁俊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尚书李棠阶力争，谳乃定。何桂清援司道禀牍为词，下曾国藩察奏。曾国藩疏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是冬，遂弃市。

二破江南大营之役太平军围金坛、攻陷江阴，桂清传檄总兵马得昭、熊天喜、曾秉忠，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进剿，太平军合兵十余万出建平、东垻，一由东垻进江宁，一由溧阳攻常州，马得昭、周天孚分别救援苏州、常州。太平军攻陷句容，江南大营后路断绝。张玉良回军守常州，和春飞檄求援，桂清不准张玉良赴援，和春又请调马得昭，也未得回应。浙江巡抚王有龄递书告戒桂清勿逃离常州：“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江南大营遇大雪，缺饷，噪乱溃败。和春、张国梁退守丹阳。桂清上疏推诿责任：“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部署稍定后进军溧阳，而太平军已攻破丹阳，张国梁战死，和春逃奔常州，桂清震惊。总理粮台查文经等洞悉其意，建议退守苏州。桂清便奏言军事已交托和春，自赴苏州筹饷。出逃后张玉良不久也出走。常州士民自筹登陴守城。数日后常州城破，以人民抵抗而屠城。苏州守军闻讯大为愤恨，何桂清到达后，江苏巡抚徐有壬拒绝开门，并弹劾何“弃城丧师”。和春兵溃重伤退至无锡，自杀殉节。桂清托言借外兵，逃进上海租界。数日后苏州城陷，徐有壬于巷战被杀殉节，遗疏再弹劾何桂清多条罪状。

桂清统领十万清军竟弃城潜逃，导致常州、常熟、苏州皆失守，咸丰下诏革职逮捕送北京审讯。凑巧遇英法联军，咸丰帝避难热河，何案搁置两年。期间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等相继上疏乞恩，不准。

同治元年（1862）言官纷纷弹劾，恭亲王与租界交涉，正式逮捕下狱，拟斩监候。秋审处总办、直隶司郎中余光倬，将其由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应处之“斩监候”加上罪名“击杀执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而改拟“斩立决”。刑部尚书赵光，因与帮办江南军务的许乃钊有交情，了解桂清失陷苏常殃民细节，覆奏：“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慈禧太后降旨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大理寺卿李棠阶认为桂清为两江总督，骄横颟顸，治军无方，克扣军饷导致将士哗变、全军覆没，弃城而逃又嫁祸他人，其罪不容诛。会议结果如刑部议，而太后另有旨：“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有17人上疏论救，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祁寯藻，引用嘉庆帝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认为刑部所拟不合制。另有工部尚书万青藜、御史高延祜，而薛焕以重金疏通，故拖延深秋仍未决。 礼部给事中卞宝第（浙江道御史任内就曾参劾桂清）抗章驳祁寯藻：“仁宗上谕，只就承平时期寻常罪名而言。”又言：“道光年间浙江提督余步云失定海，咸丰年间湖北巡抚青麟失武昌，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其时祁寯藻当军机大臣，何独于何桂清护惜若此？”大理寺卿李棠阶以东南战事尚未结束，求顾全大局再上密折：“刑赏大政，不可为谬悠之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将士之气？”

刑部审讯时，桂清提出一份薛焕等人具名之公禀，请其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作为其本不欲弃地的证明。公禀出于当时或事后伪造已无从查究，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具奏。曾国藩身在江南，疮痍遍地，且负破敌责任，考虑士气影响，覆奏：“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当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判处斩立决定谳，12月21日在京师菜市口法场执行，弃市。

《清史稿》评论：“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身名俱陨，罪实难辞。”

《清史稿》：桂清由侍从出任疆事，才识明敏。在两江值英吉利构衅，迭陈应付之策。偕大学士桂良等议税则，多中肯綮，亦不能尽用其言。晚节败裂，误国殄民，虽廷议多有袒之者，卒难挠公论云。陆建瀛、何桂清皆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初起，不能预有规画，临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陨，罪实难辞。青麟受事於危急之秋，艰难支拄，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

何桂清与曾国藩的恩怨

曾国藩与何桂清不和，在朝廷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同在1835年参加会试，有同年之谊。只不过，曾国藩名落孙山，何桂清金榜题名。此后，何桂清仕途很是顺利，38岁就当了浙江巡抚，41岁就当了两江总督。那时候，曾国藩还仅仅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指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

何桂清一贯看不起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地盘上屡屡排挤曾国藩。曾国藩本身就失宠于朝廷，又被何桂清骑在头上，受尽奚落，当然怀恨于心。曾国藩并没有发作出来，只是静静地等待机会，对何桂清进行报复。

1860年春天，在干王洪仁玕的建议下，李秀成率领一支军队，以“围魏救赵”的计策，一举攻破清廷苦心经营多年的江南大营，然后趁势而下，进攻两江总督驻地常州。

当时，常州还有数万清军，能够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可是，何桂清不思抵抗，率领数万清军弃城潜逃，导致致常州、常熟、苏州等江南财赋重镇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更加恶劣的是曾国藩陷构何桂清在弃城潜逃时，打死19名挽留何桂清的常州士绅。

此事让朝廷震动。咸丰皇帝下诏，将何桂清革职逮捕，送往北京等候处置。何桂清留下的两江总督职位，由曾国藩继任。不巧的是，很快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驾崩。何桂清的案子，就暂时搁置起来。何桂清本人也逃到了上海租界。

同治皇帝继位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言官们的推动下，何桂清的案子再次被翻出来。

在这之前，江苏巡抚薛焕和浙江巡抚王有龄都是何桂清的人，能够包庇何桂清。现在，江苏巡抚换成了李鸿章，浙江巡抚换成了左宗棠，而两江总督则换成了曾国藩，何桂清的好日子就结束了。1862年，在朝廷的授意下，李鸿章亲自带兵进入租界，将何桂清抓捕归案。

怎么处置何桂清呢？朝廷里为杀不杀何桂清，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何桂清多年担任督抚，在朝廷里势力雄厚。以大学士衔吏部尚书祁文寯藻为首，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具一疏，纷纷为何桂清求情。

朝廷为表示慎重，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针对公卿督抚为何桂清脱罪的理由之一，是何桂清弃城逃跑出于僚属的请求，在密奏中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言下之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

于是，当年12月21日，何桂清在北京菜市口法场被执行死刑，弃市。

何桂清死后，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幅挽联：“雷霆雨露总天恩，早知报国孤忠，惟拚一死；成败功名终幻境，即此盖棺定论，亦足千秋。”

清廷对朝中云南权臣的打压

表面看从何桂清弃守常州，常州被太平军占领，何桂清被革职，政敌曾国藩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继任两江总督，趁机报复铲除何桂清这个史实，深入分析不难得出这与朝廷内部权力更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治元年，两宫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慈禧与慈安也开始了权力斗争，当时云南藉在京为官，有一拨云南籍的优秀士子也分批选入翰林院并之派往各地任事，如：何桂珍、何桂清、窦垿等都是几个省的省府大员。这几位大员中，何桂珍是师宗人，曾任两江兵备道，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以身殉职；窦垿也是师宗人，在湖南任事时，曾撰写过有名的岳阳楼长联；何桂清曾出任两江总督，与朱嶟的关系密切。何桂清是昆明人，清道光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赞善，内阁学士，礼部、户部侍郎等职。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何桂清调任浙江巡抚，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开任两江总督。云南藉官员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巳经在形式了一股势力。西太后(慈禧)为了整治朝纲，树立吏治的权威，用以夷治夷的策略，将何桂清交吏部案审，命朱嶟督理何案。在何桂清案审期间，何的亲友多次向朱嶟说情，为同乡、门生情，请朱嶟多与朝廷斡旋，能以何桂清不处死刑为目的。但朱嶟因何桂清的案情重大，且朝廷中微词连连，有以"何案"陷朱嶟之念。此时的朱嶟进退微谷，一旦上书保桂清不死，朝廷就有陷朱嶟口实，自身将会带来终生前程声誉的毁灭，还要背上不忠之罪。如果将何桂清按实情判决，那何必死无疑，而自身就要挨个"落井下石"和六亲不认的罪名，朱嶟无奈，将何桂清判处死刑。原来死刑只是一般的砍头，罪加一等之后就判成"腰斩"。何桂清被"腰斩"之后，朝野对朱嶟判此早黜之酷刑舆论大哗。促使朱嶟处于矛盾漩涡里，左右不是人，朱嶟因此一病不起，病逝于京。

真正得利的是曾国藩，随后同治元年（1862）四月，曾国藩派亲信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军上海。不久清廷令李鸿章替换了薛焕的江苏巡抚，以湘藉为主当权派迅速地在清朝末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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