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根河林场伐木记

龚洪飞

——谨献给当年一起上山伐木的战友 　　1972年，是我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三团501连（现大庆银浪牧场）的第四个年头。这年冬天，我参加了营部组织的到大兴安岭根河林场伐木工作。‍ 一、上山伐木工作的时代背景 我们到大兴安岭伐木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70年代初，大量的城市“知青”到兵团后，兵团加大了基本建设（盖房、以及其他基建项目）的步伐，计划供应的木材远远不能满足基建的需要。兵团组织劳动力到林场伐木，林场按一定的比例给兵团木材，成为兵团计划外的木材来源，解决了兵团基建中需要大量木材的问题。其次，到了冬季，农田里的活都已经干完，各个连队都能抽出一定的劳动力上山伐木，使大量富裕的劳动力在冬季有活可干。另外，到了冬季，森林中的树木水份囤积到根部，树干、树枝被日蚀、风蚀后，水份减少，树木被冻后比平时要脆好多，伐木时锯子不容易被树木夹住。再说，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山上的道路坚硬，便于运输木材。所以，冬季是伐木的最佳时机。 　　当年，人们用很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山上情况，说大兴安岭林场有两个多：一是缺胳膊少腿的人多；二是寡妇多。由此可见，伐树不但是个既苦又累的活计，而且是个高风险的工作。那时候，确实有个别“知青”害怕上山伐木。这一年，在营部保卫组工作的哈尔滨“知青”史* * （能到营部保卫组工作的，都不是一般人），但他因害怕上山伐木，他干脆就一溜了之，回哈尔滨后再也不回来了。还有503连的一名哈尔滨“知青”***，据说他已经被提拔为连队干部，他因不肯上山伐木，而被免去了职务。 　　二、上山伐木工作的前期准备　‍ 这一年，营部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由营教导员宗瑞林同志带队，各个连队也有连领导参加。宗瑞林，当年是行政17级领导干部，后调绥化农场分局，任办公室主任。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思路敏捷，非常善于交谈。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他知道我是上海知青，说他到过上海，那是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是第三野战军，渡江战役后，他们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他还告诉我：他们打进上海后，解放军都是睡在马路上的，不让住进老百姓的家，他们在上海没有呆多久就南下了……。这次，他亲自在山上坐阵，与兵团战士同吃同住，以鼓舞士气。可能也是宗教导员亲自上山的原因，营部还给上山的人员带了不少白面、冻猪肉、冻羊肉、粉条、大白菜、土豆等，另外还用装汽油的大铁桶满满地灌了两大桶白酒。营部（大庆银浪牧场）距离根河林场大约有80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先遣部队就在银浪火车站把这些物资装上闷灌车厢，大家随车往根河林场进发。真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到了根河林场，卸下火车上的物资后。第一件事就是搭帐篷。这年上山的男男女女的一百几十号人，要搭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帐篷。那时候，一个大帐篷里，要睡几十号人。两侧用树干钉成两排高高的通铺，一人一米宽的床位，过道中架两个偌大的铁皮炉，烧柴柈取暖。有时候，铁皮炉烧得通红，把人烤得不能入睡，但是，在床铺下的地面放一盆水，第二天的早上，这盆水的表面仍积着一层厚厚的冰，可见铺上铺下的温差有多大。有时候，好不容易入睡，炉火熄灭，我们不是被烟雾呛醒，就是被冻醒。一个冬季，吃的主要是老三样 —— 冻豆腐、冻白菜和土豆，隔三差五的改善伙食时，也能吃上面条、白面馒头、肉包子以及猪肉炖粉条等。用的水从河中取冰融化，洗脸、刷牙水配给供应。因山上缺水，无法洗浴，好多人身上都长有虱子，不久，我感到身上奇痒难忍，一看自己短裤叉的橡皮筋缝隙里都是白色的虱子卵，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为好。后来，我干脆把短裤叉扔进火里，一烧了之。 　　当年的根河是归黑龙江省管辖，后来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根河林场是大兴安岭林区重要组成部分，落叶松是根河林场最主要、分布最广的建群树种，白桦与落叶松组成混交林，’还有樟子松、山杨、杨树、柳树等树种。过了几天，大部队都到了根河林场。在开始伐木前，先由林场的老师傅给我们上安全课。老师傅的开场白是“山里人的规矩很多”，必须严格遵守。他告诫我们说：山里的“树墩子”不能坐，那是山神爷（老虎）的座位，人坐了会出事。走路一定要看树上面，如果有干的树枝叉挂在上面，一定要躲开，那叫“吊死鬼”，掉下来会伤人的。同时也要注意脚下，因为有“困倒木”会把你绊个跟头。还有在听人家“喊山”时，要听清楚是“顺山倒”、“横山倒”、还是“迎山倒”，好及时躲避！听了老师傅的讲述和告诚，我们初步知晓了一些山里的规矩。心想：自己一定要遵规守距，注意安全，向老师傅学习，顺利地完成这次采伐任务。另外，老师傅还对伐树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第一、做到有选择的采伐，按采伐规定伐树。第二、树的胸径一定要符合伐树标准，不能砍伐小胸径的树；第三、即使都符合标准也要间隔采伐，不可放倒一片，要做到疏密有度。 　　三、伐树工作中遇到的惊险事件　‍ 伐树工作正式开始了。那一年，根河林场的大雪厚得有没膝深。每伐一棵树，我们都要蹚出一条雪沟，半跪在雪地上拉锯。不一会儿，绑腿、皮垫子、棉鞋都被融化的雪浸湿了，棉衣里全是汗水。我们天天在冰天雪地里摸打滚爬，干了大约有半个多月，我发觉自己的左腿膝盖肿涨疼痛。三连的卫生员（据说在部队也是卫生员）给我三颗十全大补丸，让我和水吞服，不知道是药丸的作用呢？还是自身抗体的作用？过了几天膝盖肿涨奇迹般地消退了。但是，就此落下了病根，上了岁数后，一到阴天下雨的日子，我的左膝盖就隐隐酸涨，然后就疼痛难忍。当时采伐主要靠弯把子锯和大斧子来完成，在平坡上采用坐式采伐，在斜坡上采用单膝跪地式采伐，伐双丫树或处理搭挂树时用立式采伐。伐树时，首先要观察树冠形状，确定树的重心倒向。然后在认定倒向那侧，距离树根底部往上二十至三十厘米处，用锯锯到树干的一半左右，叫“下扎”。再用斧子砍成一个斜面，一定要锯多深砍多深。再到相反一侧，在“下扎”锯口以上二十多厘米处用锯锯，叫“上扎”。直到锯口到达一定的深度，树干开始微微倾斜，锯口处咔咔做响，马上抽出锯片，高喊“顺山倒”或“横山倒、迎山倒”等，自己也要及时闪在一旁。一棵大树轰然倒地，伐树宣告成功！这时候， “嗤……嗤……嗤”的拉锯声，“顺山倒！”、“横山倒”的叫喊声，“轰隆！轰隆！”的树倒声，交织成一曲又一曲的交响乐，把寂静的深山老林搅得沸沸腾腾。仿佛沉睡千年的大森林，在人的唤叫和拖拉机的轰鸣，以及电锯的声乐里苏醒过来。 　　伐树共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组6个人，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我们还开展了劳动竞赛，定期进行评比，前几名的给于表彰，并发给纪念品（日记本）。另外，为了鼓励大家快伐树，多伐树，伐树还实行计件制，多劳者多得。每次评比时，我们这个组的伐木数量总是遥遥领先，其他的组很是羡慕。有的人问我有什么诀窍吗？我这个当组长的吱吱唔唔地回答他们：没什么……！但心里是偷偷地乐。其实，我们小组每次能胜出的秘密是：我们组有个本地老职工，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40岁左右，在连队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32元，他的媳妇在家属队干活，虽然也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但也要到年终才能分红。他上有父母要瞻养，下有三个小孩要抚养，平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次上山伐木，是他本人积极要求才来的，目的是为了能多挣点钱。他身体强壮，以前上过二次山，具有丰富的伐木经验，加上计件制的作用，多干就能多得。每个月多挣上几十元，一个冬天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能改善一下家庭的生活。于是他巧干、实干、拼命地干，一人能抵我们2—3个人的工作量，一下子把我们组的伐木数量提升上去了。 　　我们在伐树时，时不时地会发生一些有惊无险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王泉泽在放一棵树杆直径有一米多的大松树时。上、下“扎”的锯口都己经锯到位，砍的斜面也基本上到位，但大树巍然不动，就是不倒。俩人也不敢离开。山里人传说：如果人一离开，走路带的风会使树倒下，很容易被砸中！再说山里有这样的规矩：伐过的树不倒，人是不能离开的，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棵树倒了，把刚路过的人给砸着了，那可是个天大的事故。我和王泉泽，心里是又着急又害怕，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大树也没有倒下的意思！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坐在大树旁边休息一会儿再说。而后，我们对大树的锯口又进行了砍伐，大树四周的斜面已被我们砍成圆锥型了，再看树冠，枝干分布均匀，无明显的重心倒向。我们用出吃奶的力气推了推树干，没有一点晃动。大树仍然丝毫不动。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山上刮来一阵风，这时，树根部传来了咔咔声，大树也开始向山坡下微微倾斜，我们赶紧喊：“顺山倒”，随着喊声，大树终于倒了下来。我们俩悬着的心落了地，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起来！ 在伐树时，有人也遇到过又惊又险的事。天津“知青”梁志颖，在伐倒一棵树时，被弹回来的树丫枝（这根树丫枝被称作“回头棒”），将梁志颖头上带的藤制安全帽打了一个瘪洞，好在没有打穿安全帽，否则后果不可设想。当时，梁志颖被吓得不知所措，摘下头上的安全帽，看着安全帽上面的瘪洞，呆在原地不敢动弹，傻傻地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连三天梁志颖没敢上班，大家一边安慰他一边为他打气，都说：小梁，你是福大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过了好几天，他无精打采地，怀揣着无奈的表情，拿起了斧子和弯把锯继续伐树。 　　有惊无险，又惊又险的事情不会光顾每一个人的。在我们伐树的最后一天，灾难终于降临。这天，太阳在云层里时无时现，整个天空给人感觉有点阴沉沉的。这是伐树的最后一天，食堂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这天中午饭是羊肉包子。食堂人员把午饭送到伐树的地方，已经是过了大晌午，大家吃完午饭，就到下午了。冬天的太阳西斜得早，我们见时间不早了，又是伐树的最后一天，谁也不想在伐树的地方多呆，我们收拾好工具，慢悠悠地返回营地。还没有等我们进帐篷，在另外一个方向传来慌张的惊呼声，说山那边出事了，有个人被树砸到了。有人问被砸哪里了？那人说是砸在头上了。大家一听不得了，被树砸中头部那还了得啊？这时候，宗教导员正从帐篷里出来，听说有人被砸到头了，赶紧叫司机开车拉他到出事地去。这时，宗教导员真的急眼了，还没等车门打开就要驾驶室里钻，人命贯天啊？作为一营之最高长官，又是在山上亲自坐阵的最高领导，面临着这样的突发事件能不着急吗？事后，我们才知道，第四伐木组吃完午饭后，原本与我们一样，打算吃完午饭后，收拾一下就早点返回营地。有人提出今天是伐树的最后一天，伐几根“站杆”（是枯死的树木，基本上是没有树冠，倒向很难判断），拉回去作为燃料，晚上帐篷里好暖和些。这样大家七手八脚的就干开了，可能是伐树的最一天，大家放松了安全意识，人与人之间没有拉开一定的距离，加之“站杆”的倒向较难把握，一个北京青年在伐这棵“站杆”时，这棵“站杆”倒下后，不巧砸中了另外一个北京青年叶岭。据在场的人说，这棵直径并不粗的“站杆”直接砸在了叶岭的太阳穴上，他当场就咽气了。这批北京知青都是小69届的初中生，当年，还不满20岁的北京知青叶岭，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东北大兴安岭……！ 　　四、在极寒天气下的归楞和装车工作　‍　在伐木组进行伐树时，其他的人员在打枝丫（把放倒的树的枝丫砍掉，成为一根圆木），还有人在截坚子（把圆木锯成一定长度一段一段的），然后才能归楞（把圆木由人工抬起堆成木垛）。 我们完成伐树工作后，伐木组的人员都转入归楞工作。归楞则全靠人工来完成，4人或6人一组，遇到特别大的木材则需要8人一组。人们首先选择两根直径20厘米左右的木头做楞腿，楞垛一般高2——3米，上下用跳板。归楞时，小肩（用左肩抬木者）还要负责拿卡钩、把门。上楞时由一个人喊号子，其余的人接号子，动作是哈腰、挂钩、挺腰、走步、上跳板、放下，动作要求整齐划一协调。“哈腰挂啊，咳嗨，长长腰来，咳嗨！往前走啊，咳嗨！”的号子声，是最常见的。号子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具体情况，由喊号子的随机应变喊出。如果有人挡了他们的道，他们会用粗鲁的话语喊号子骂人，让挡了道的人哭笑不得。看楞工拿扳钩或压角子将放下的原木移位摆放整齐，楞头不要求一律对齐，以方便装车为准。 　　根河林场位于大兴安岭北麓西坡，属于迎风坡，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很低。此外，根河林场的海拔高度平均为1000米，根河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年都会有零下40-50度的极寒天气，在这种天气下，你向空中泼一杯热水，它会立刻冻结成冰。 501连履式拖拉机驾驶员小梁，他是负责用履式拖拉机，将伐木组伐下的树木，拉到储木场去的。有一次，他在拉树木时，感觉拖拉机有点异样，但是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水温表、油温表都正常。后来，他爬到发动机下面检查才发现，水箱的放水伐被树凳子刮掉了，水箱里的水已经漏光了，但是，水温表的温度还是显示正常，万幸的是拖拉机没有拉缸，他赶紧回营地找了配件把伐门安装上。事后，他与我说：不要与任何人讲这件事。因为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是要作为事故处理的。拖拉机在水箱没有水的情况下，发动机依靠绝对严寒进行降温，还能正常运转，可见根河林场的气温有多么寒冷。 有一天晚上，501连（高炮连）张万茂连长带着我们加班，大家往车上装木材。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刺骨的狂风呼啸，地上的积雪被大风刮起，和空中的碎雪搅成一团，转着圈狂舞，天地间一片混沌。这就是东北特有的“大烟泡”天气。气温骤降到了零下45度，虽然，我们身上穿着的大皮袄的皮毛有一寸多厚，但是，在这极寒的气温下，感觉身上穿的皮袄如同披了张薄薄的纸一般，那个冷啊！大家只得放下活计，都跑回帐篷取暖了。张万茂连长到宗教导员的帐篷里拿了二瓶白酒，让每人灌上几口，抵挡一下大兴安岭的绝对严寒。大家要求张连长给讲讲越南战场的事。他告诉我们：在越南战场时，他所在的部队是高炮部队，主要任务是帮助越南防卫一座大桥，因为这座大桥是运输各种物资的重要通道。守卫这座大桥的，有苏联、朝鲜的高炮部队，朝鲜的炮兵都是女兵，苏联的炮兵最怕死，一见情况不好就躲进防空壕。他们共同用高炮组成密集的火网，不让美国飞机炸桥。当时，他是一名通讯兵。有一次，他外出执行通讯任务，等他完成任务返回，他所在部队的炮兵全部阵亡，原因是：这次美国人出动的是B52轰炸机，地面炮兵根本无法抵挡住B52轰炸机的狂轰滥炸。这一天，如果他没有外出执行通讯任务，也就牺牲在越南战场了……！ 　　五、后记　　‍ 山上的每一项工作都是较强的体力劳动。尤其是伐树或归楞的人，都会程度不同的落下腰肌劳损、关节炎等伤病痛。另外，在归楞时，磨菇头（抬杠）压在脖子上，脖子的后颈大脊锥处会被压出一个肉包，多少年也消退不了。山上的工作，对于我们20出头的”知青”来说，不但是一种艰苦劳动的磨炼，也是一种面对稍有不慎就会危及性命的人生考验。后来，由于每年上山伐木都会发生一些人员伤亡的大小事件，逐渐地大家都不愿意上山了。在多种原因的驱使下，各个营逐步地取消了组织大规模上山伐木的做法。以后，由团部统一组建两个工程连，长年驻扎在山里从事伐木工作。 ‍‍‍当年上山的上海知青如下：王泉泽 钱荣春朱正勇陈‍纪英 ‍李素珍 ‍ 2024年10月16日写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