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峻山整理

珺珊

【专用名词的起源】 九十八年前的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结束后，李济随即写出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他认为，这些远古陶片属于史前文化的新石器时代产物，由此表明在六千年前，西阴村是一个热闹的原始社会生活聚落，这里的陶器工艺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 　　【“西阴纹”的命名诞生】 李济对出土的西阴彩陶花纹进行了颇有兴趣的研究：彩纹中最要紧的个形是横线、直线、圆点，各样的三角，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及拱形也有。最拨人眼球亮点的集合是“四个三角形成的一个铁十字”。这个十字花纹与西方考古学家安诺及苏萨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那种西阴出土的独特花纹集合别具一格。所以李济将它命名为“西阴纹”。“西阴纹”这一考古学术概念的提出，是李济这次考古的最大发现之一。它应该是河东的先民们，在新石器时代图腾意识的浓缩，是“华”“夏”图案的抽象化表现。中华文化的祖根，应该以地处黄河中原地区“西阴纹”这里为中心。 　　【”西阴文化”的雏形】 面对李济这个首次中国人自己挖出的一大堆所谓的“地下实物材料”和“西阴彩陶文物宝贝”，王国维先生揣测“它的可能用途，更与形式类似的铜器比较”，“从西阴的彩陶可以看出与商代青铜器的联系。” 梁启超面对西阴彩陶兴趣盎然，写信让他远在美国哈弗大学学习考古的次子梁思永回国，协助李济在国内做中国人的考古事业。梁思永回国后，集中精力研究了李济从山西带回来的陶片，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并对西阴村出土的陶片，从陶质、陶色、纹饰，到口部、底部、腹部都作了分类研究，梁思永断言:“在西阴村史前居住的陶器生产鼎盛时期，不仅相对地说生产了最多的典型的西阴陶器，并且在器类和器型上也最为富有变化，丰富多彩。”梁思永将西阴村遗址的陶器，与中国其它遗址乃至远东的相关遗址做了比较，从而肯定西阴村遗址与仰韶遗址是同时代遗存，而西阴略早于仰韶遗址。 　　【“西阴文化”的命名诞生】 根据梁思永的西阴彩陶特殊花纹现象，考古学家张培忠先生首次正式提出“西阴文化”的概念。考古学家余西云先生在《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文章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西阴文化”这一在史前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前考古遗存内涵，并主张以“西阴文化”代替“庙底沟文化”。确定“西阴文化”分萌芽阶段、形成和发展阶段、文化大迁徙阶段，而其萌芽阶段正是在晋西南、豫西北、关中东北的黄河三角区地，是黄河流域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其时间距今约六千年到五千二百年，前后绵延约八百年。 西阴文化是新石器时期典型的彩陶时期，陶器以盆、罐、尖底瓶、钵为大宗，陶色分红(褐 )、灰两大类。西阴人的生活中，取水和酿酒使用尖底瓶、平底瓶，盛放食物用盆、钵、杯，存放粮食用缸、罐、做饭用釜、釜形鼎，生产工具有陶球、纺轮、陶饼等等。 西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滥觞，它以晋、陕、豫三角区为基点，作了长期的扩张，其文化辐射面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它以花卉彩陶纹的“西阴纹”为特点，在中华大地上形成“重瓣花朵”式的早期中华文化格局。在西阴人的生活时期，传统的家庭模式趋向瓦解，社会的阶层化已经出现，私有观念逐步形成，从而成为中华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西阴文化”的延伸传承】 李济先生主持的西阴村考古发掘，是一件大事，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96年为纪念西阴村考古70周年，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了西阴村考古的第二次发掘，收获颇丰，出土了百余件完整的陶器，这比起李济在七十年前的发掘幸运许多。 主持考古发掘的田建文写就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从大量的出土实物，具体确认西阴村遗址属于庙底沟文化的早期阶段，或西王村二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临界点上，并得出结论:“通过西阴文化，我们可以彻底地认识和研究仰韶文化。” 　　【以上资料源于考古学老前辈，特向有关考古史学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