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一国两制的辽朝比宋朝更纯粹的传承了唐朝的文化正统（上）

云霄

《某种意义上一国两制的辽朝比宋朝更纯粹的传承了唐朝的文化正统》（上）

1、社会万象皆为政治“内象”的映像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妖魔尽出，鬼怪乱舞的时代，什么都不稀奇，这是一个为了私欲毫无底线的年代。

说魔说鬼都是个表述，本质是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所谓的地狱之门也无非是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如果你是觉者，我尊敬你，向你学习；如果你是魔鬼，我鉴别你，弃你而去。即便是价值观不同，就真有那么可怕么？！

魔术是假的，手法是真的。能让人看不透原理就是本事。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就地取素才，演艺现实情怀，把现实演绎的淋漓尽致，既真实又现实。

社会万象皆为政治“内象”的映像。人生百态是时间的形态。礼，就是中国的戏精国民性。

服务于政治需要即属“合理”，但不等于公义。所以，低智商的效忠，换来的是深度的毁灭。在白眼中成长起来的人要么自卑要么变态！

文化与历史观上的不容你，是真正精神层面的不容。那种客气是因为儒家的伪善，总得装作一团和气的样子。这仅限于嫌你事多，照顾你心理不想和你计较这个层面，和真正的尊重是两码事。

对内则为反异，对外则为反夷。反回反伊的必然逻辑是：对内，取消境内一切民族与文化多样性；对外，排斥一切外来文化。这在实际上行不通。

科学是世界的，不分东西；文化是世界的，不分民族。

谭嗣同曾说:“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在秦代之前，属于分封而治的封建制周政，而所谓秦制=皇帝专制的大一统郡县制。

编户齐民制度是吏治帝国统治散沙顺民的体制保障。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吏治王朝的郡县制帝国时期，王朝只是一盘散沙的底层民众之上耸立着一座权力金字塔而已，整个社会被分为官僚和平民两大阶级。在大一统体制下，编户齐民制度本身即是在内部削弱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消灭作为地方凝结核的豪族（精英）。在不实施编户齐民的情况下，传统的封建制度，才是具备积极有效的民族创造力而不犬儒的做法。

其实特殊之处不在于世界，而是在于东亚。正是因为东亚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的阵痛和举步维艰。

几千年来的一轮轮文明交流，很初步也很间接，往往通过塞人、大月氏（吐火罗人）、羌戎等辗转相传。在中亚，白种定居的叫波斯，游牧的叫突厥。在东亚，黄种定居的叫汉人、苗人等，游牧的叫蒙古，打猎的叫女真。历史看，白种人随着草原交通线的败落，是逐渐西退的。汉朝开始，月氏就开始西迁， 先是征服中亚土著，在中亚整合当地人形成昭武九姓（粟特、塔吉克），在南亚建立贵霜帝国。游牧民族流动性强，从乌克兰到满洲，到处跑。所以历史学者刘仲敬说，从乌克兰到蒙古满洲草原，是内亚海洋。

东亚体系的建构，古代离不开内亚，近代离不开西方。回顾近一百年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在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过程中，每一次毁灭都是由于误解自己定位所造成的。

东亚的历史，应该从甲午战争划线。之前属于草原时代，之后属于海洋时代。未来新事物都得从太平洋传过来。现在日本超过土耳其，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因素，文明中心到了北美，东亚第一次逆转歧视链。

汉朝只要有诸侯叛乱，在消息传到长安之前，很有可能会先传到草原！等叛乱进入白热化阶段，此事在草原也就人尽皆知了。

蜀汉乃至东晋、南宋都只是半统一的“小一圈的支那”，一个小型的内亚帝国而非地方势力的自治，统一是他们在法理和实践上的目标和合法性来源。由于实力不济依然追求中国梦，地方基层势力反而面临着比大一统时期更严重的压迫、敌视和防范。被土豪控股、驯服而本土化的孙吴相比他们倒正常些。

所谓中华大一统，其实只是内亚征服者的行省性质。从政治上来讲，自古以来只有内亚统一东亚，就像蒙古征服南宋那样，从来没有东亚统一过内亚的情况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非常强烈，大一统这种观念来自于蒙古的世界主义，并通过元明清塑造起来的。

东亚的帝国源于大清朝廷对宋明天下-华夷秩序的改造和对成吉思汗遗产的继承。从理论上讲，权力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自然流溢。统治产生于臣民的教化，随着德教的衰减从中心向边缘递减。从实际上看，朝廷是东亚大陆的秩序交换中枢。皇室通过联姻、契约、继承的方式，整合各封建邦国和部落的秩序输出，对需要输入秩序的十八省顺民行使征服者权力。德教降低了征服者权力的成本，使其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文治。

这是“中国”这个概念最矛盾的地方，因为讲“大一统” 这个概念或者是讲“中华如何如何”的概念的人，一般是南人，至少也是所谓的汉人，很少有内亚血统的满人、蒙人或者是回人去讲这些事情的;但是恰好，他们所讲的这个概念非但不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反而是内亚征服者为了征服他们而设计的。我们可以粗暴地说一句话:大一统观念是蒙古帝国为了反对宋独势力而设计的意识形态。……宋朝的儒家是不讲世界主义的，而是讲文化民族主义的，所以元朝的儒家就要反驳宋朝儒家的观念，就要把儒家和大一统结合起来，产生出我们后来很熟悉的这种概念，就是大一统的儒家观念。

历来儒家的解释权都掌握在顶层和依附于顶层的酸腐文人手里，他们所裹挟的私货，只能让尊奉儒家伦理和思想的其他人群在精神上服务于他们。这对于中滑圈里的所有民系和族群都是个难以脱离的意识漩涡。

东北亚自始至终从文化信仰、种群起源、文明结构上都属于内亚，但却因地缘政治被拖入儒家圈耽误上千年。南北朝和唐朝算是中古时代，中古时代的东北亚、东亚深受内亚粟特人的影响，那个时代也就是狄仁杰和唐玄奘的时代。

唐朝以降，陕甘回族社会的生活作风和文化遗传确实是来自于中古，而不是来自于近世的，他们更有理由自称说，他们代表了比明清更高贵的唐代文化的精华。

历史学者刘仲敬说：“清明是伊朗人的马球节。春深草长，健儿骏马正好举行娱乐比赛加军事训练。汉魏只有寒食，没有清明。唐玄宗为了推动鲜卑殖民者的中国化，才将三个不同族群的寒食、踏青和清明合并为带薪休假的法定节日。 ”

自我表述与表述他者的话语权常常在数量占据多数席位的人群及集团，即东亚庞大的儒家为代表的社会中层人群在相当长时间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或“话语执笔权”），但内亚因素却时常是作为影响并推动东亚历史进程的基因密码。

皇帝是郡县制皇权吏治王朝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封建（分封制）体系。纵观东亚与中国，其历史-政治构造的嬗变，自始至终都是内亚秩序的衍生物。

若是剖析中国民族东西部人群的哲学思维分野，可以分为具有抽象的中国意象的中亚人群和习惯了中原或东亚本位的帝国编户齐民。学者施展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认为：中亚人群的自我意识，是通过一种普遍性的宗教获得表达载体；西域从政治实践与精神秩序两个层面，令中原帝国最终淬炼出其政治性来。施展在该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说，西域就像一面镜子，大陆帝国正是在这里才得以看清自身的本质。”

文明核心区将秩序输入内亚，经内亚旋转门而再输出至东亚。阿尔泰传统制度与中原制度、草原视野与中原视阈互构，这是一种双元的帝国体制（核心是内亚体系）的多族群帝国（或称多元帝国）。

五代以降，辽朝和唐朝在气质上太像，无论男女均勇于任事，慷慨激昂，和同时期的宋行成显明的对比，萧太后能力和胸襟在武则天之上，不幸的事是辽国没有唐太宗，可惜自唐太宗之后直到成吉思汗没一个领袖统一中国。契丹人白马青牛祭祀祖先，他们的起源就是白马的仙女和青牛的仙人相会于木叶山。男女是平等的，皇后可以拥有3万私人部曲。辽国的女性比中原的女人自由多了，限制也少，就说她和韩德让的暧昧关系，要放在中原早就炸锅了，可在辽国竟然无人非议。

辽朝“因俗而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胡汉分治”制度上。考虑到胡、汉有别的文化特征，辽朝采取了“各依其俗”、“因俗而治”的政策，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在今天看来，或多或少有“一国两制”的影子。辽朝成功的构建了“半汉半胡”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促进了民族融合与交流发展，使得胡、汉异风，但又彼此相互影响，颇有大唐风范遗风。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汉人谋士韩延徽等人的建议下，最终废除契丹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可汗选举制度，正式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契丹国”，年号“神册”。之后契丹国号历经数次变动，有的时候称之为“辽”，有的时候恢复为“大契丹”，也有学者认为契丹实行“双国号”制度，就是两个国号同时使用，面向本族时称契丹，面向汉人时称之为辽，这符合契丹双轨政治制度的特征。耶律阿保机采用“因俗而治”、“一国两制”的统治策略，“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为此创立南、北面官制度，分别设置南院大王和北院大王。以南院大王为首的“南面官”按照汉地的方式治理汉人、渤海人等农耕民族；以北院大王为首的“北面官”按照草原民族习俗治理契丹、奚、室韦等游牧民族。

北方自辽以来，对农耕、游牧二元管理经验不断进步和发展。《元史》记载，忽必烈说过：“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忽必烈对于云南的情感，不仅在于在云南战斗过，而且更是出于对云南共同体纯朴礼俗的尊重爱慕，元朝曾对云南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大体保持了云南的原有文化面貌和土豪阶层（士绅或社会中间阶层）。

元朝虽然名义上消灭了大理国政权，毕竟段氏还当了个世袭总管，和蒙古人“王道乐土”，仍旧统治云南西部大理地区。赛典赤、张立道等人对云南的施政与经营可谓是因俗而治颇为人性化的，看看云南民间歌颂可窥一斑。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充分显示了元朝政府为了争取全国各地士绅阶层的支持，走统一多民族国家正确国情的道路，开始实施因俗而治的施政方针。

依据《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农历二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元帝国在蒙、汉、回等三族为核心的联合参政议政之下，蒙古人定决策，色目人官员负责文书，汉族官员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参知政事，从而形成了蒙古人、汉人、回回人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

明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经略是极为成功的，到了朱元璋洪武年间，算是把整个段氏连根拔起。从永乐朝平定田氏土司开始，贵州安田宋杨四大家族，云南王弄、阿迷、麓川，广西大藤峡瑶民等强大而顽固的土司势力都被剿灭，化为编户齐民，生产力得到发展。后来清代雍正的改土归流，主要是贵州湖南边界的苗疆动用了武力，其他基本都是和平解决的。

清代前期，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而历史上少数民族多居住于边疆地区的特点则一仍其旧。为了稳定统治,清代前期的统治者们吸取了历代经营边疆地区的经验教训，较灵活地制定了民族政策其中对西北边疆地区(本文主要指陕、甘、宁、青、新及内蒙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因俗而治”政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