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回忆录(连载二)（副本）

风吹草低

我母亲是高邮县实验小学的老师。那天母亲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授课。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龙桂兰阴沉着脸，叫我母亲出来一下，交待我母亲回家动员两个儿子下放到农村去，完不成任务就不要來上班。

肖老师从一九五二年起参加教育工作，连年获奖无数，学校让她从岗位上停下來也是万不得已，这就好比当战士的被缴了枪，开汽车的被没收了驾驶证。焦急无奈让她几乎发疯。她从来不体罚孩子。这一次她顾不上这么多了，学校领导告诉她，正是由于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不肯到农村去，在今天高邮县城镇公社的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我们学校受到了点名批评，我们拖了全系统和整个城镇公社的后腿，我们将你的工作停下來，也是万不得已。什么时候你们家的孩子想通了，愿意下放农村了，你再來上班。如果还要顽抗到底，不排除将你们全家下放。孰轻孰重你回家商量一下給我们一个答复。

学校领导的一番表达，让肖老师备感重压，两个孩子都下放万万不可。两个下放一个，留下大儿子路俊，下放一个二儿子肖齐也许可以试一下。

母亲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內心有一万个不情願，丢卒保車顾全大局不去也得去。

母亲的决定遭到我的強烈反对。凭什么让我一个人下放？哥哥路俊为什么不下放，他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为什么不能去？谁有本事赖就可以不下放，你们全家都下放我也不走，反正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

那一阵子，我和母亲打起了游击战，尽最大可能避免和她见面。她一进门我立马就出门，全家人都吃饭了我饥肠碌碌的在外面鬼转，全家人都睡觉了我才蹑手蹑脚的回家。从小到大，母亲和我们都是和颜悅色，即使我们犯错或者学习成绩不好也从不打骂我们，她总是寓教于乐，谆谆善诱。让我们知错改错心服口服。但是

这一次她完全变了，象是换了个人一样，变得歇斯底里不容商量。她抢我的饭碗，掀我的被子，打我、殴我、咬我将我的手背都抓烂了。她能打我我却不好还手。哪有儿子打妈妈的道理。她死死的薅住我，我想吃吃不成，想睡睡不成，想逃又逃不了。想死的心都有了。实在无法可想，我就将家中的户口本抢过来藏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存我的城市定量户口。

我的哥哥路俊看到母亲逼我下放，而保护他不下乡留在城里发展，心里稍安，只是看我态度坚决，他拿着自己组装的四管再生无线收音机对我说：只要我答应下放农村，这个宝贝就送给我。当时我很生气，正色告诉他：你我二人都处于人生十字路口，走什么路自己做主。我对你的收音机没有兴趣。为此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不让哥哥路俊去下放？母亲答曰：你哥这个人比较夯，下乡容易吃人家苦，此时此刻，夯和不孝顺变成了优势，聪明和瘦弱变成了劣势。怎样和母亲理论都毫无用处。母亲决心丢卒保車，必须坚决执行。

我有个同班同学名叫龚常。属老虎比我大两岁。此人行为举止总有点神经兮兮的，又有点野心勃勃异想天开。也许是缘份使然，龚常就喜欢和我泡在一起打发时光。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我父亲总是不赞成我和他交朋友。父亲常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你跟他交朋友迟早要吃他的苦。对此我并不太在意，多个朋友多条路，况且在下放农村这件事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非常同情我的境遇。每当我饥肠碌碌的时候他总能给我带点吃的东西來，有時甚至是半个饭团，我呢，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从心底里感谢他雪中送炭。他有个叔父在贵州省贵阳市六枝特区修理钟表。上世纪六十年代钟表修理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职业。他叔父也有意收他为徒。文革大串联期间他曾经在贵州叔父家长住，学了一些修理技术，在那边交了不少朋友，他说的有声有色，我听的天花乱墜。既然呆在家里这么不受欢迎，何不外出闯荡一番，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精彩到何等程度。

我下定决心跟龚常去逃亡。离家出走前，我将家中的户口本藏在挂在墻上的照片框后面，这个相框挂在这里若干年了都无人触及，我自信藏得高明。

未完待续

这个二层楼房，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也是高邮市南门大街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

高邮市南门大街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