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文艺编辑工作断忆

方燕

1996年1月，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系统推出《奉献与回忆》第二辑，继续征集编辑系统老干部对出版发行工作的回忆史料。

　　

湖北省版协老年分会各单位老干部回忆录

下为 《奉献与回忆》（第二辑）目录

我爸爸方振益所写《六十年代文艺编辑工作断忆》一文收录其中。

六十年代文艺编辑工作断忆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方振益

1962年下半年，我从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调至湖北人民版社，任文艺编辑组副组长。

是时，正是出版社贯彻执行中央文化部《关于检查处理“五风”错误的书籍的通知》和《关于对历年出版的图书进行重新清理的通知》精神的时候。清理、处理图书之后，编辑业务活动原本停顿的局面始告结束，开始为恢复正常出书作准备。

当时文艺组的编辑人员有：组长刘清澜，副组长舒相迪，编辑邱祥凯、肖剑峰、田中全、卢明生、朱淑、董小敏、余文祥、钱宏山，后陆续调至文艺组任编辑的还有陈流沙、张继彬、梁燃尧等，从编辑思想素质、业务水平来看，文艺组的编辑力量在社里还是比较厚实的。现将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有关文艺编辑工作的情况断忆如下：

一、关于编辑出版《夏菊花》等书的情况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困难时期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文艺编辑业务活动逐步恢复正常。1962年、1963年文艺组除几位编辑被社领导临时调集去调查、编写有关农村社史、农民血泪史等重点书外，其余编辑人员分别被安排下农村、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广泛联系作者，进行组稿活动。

在社领导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编辑同志们的勤奋耕耘，1963年、1964年陆续编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书。如：吉学沛的短篇小说集《两个队长》，齐克的报告文学集《春满长江》，胡忆肖的儿童小说集《湖上冬猎》，《武汉晚报》副刊部编的散文集《我和武汉》等相继面世（以上书籍的责任编辑分别由田中全、卢明生、朱淑、陈流沙担任）。当时编辑出版工作强调执行“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因此，文艺编辑同志的思想都很明确，在组稿中既要团结、依靠本省的专业作家，更要依靠本省的广大业余作者，在“地方化”上下功夫。不过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那时文艺组曾编发过两本外省作者的书稿：一是沈仁康的诗集《延安道上》，二是孙健忠的小说集《五台山传奇》。沈仁康是广东的作家，孙健忠是湖南的作家，编发他们的作品，是否就违反“三化”方针中的“地方化”呢?我在复审《延安道上》这部诗稿时，曾犹豫过，怕三审通不过。然而我在审读这本诗稿的过程中，被诗稿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深深感染，觉得质量不一般。我和这本诗稿的责任编辑邱祥凯的看法一致，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诗稿，质量上乘，应予出版。为此，我写了复审意见，从诗稿的内容、形式，诗稿的革命性、艺术性等方面详加分析和说明，并同意初审意见，力争出版。送三审时，我心里却还在想是否违反“地方化”方针，生怕总编辑通不过。当副总编辑吕庆庚三审批复同意我们初审复审意见，接受出版时，我才如释重负，心情舒畅。后《五台山传奇》亦获得三审通过。当时我想，文艺书稿的作者不能完全拘泥于“地方化”，只要书稿质量上乘，也可以突破“地方化”的框框。此两部书稿的出版，使我信心倍增，文艺书稿的组稿工作，路子会越走越宽吧。这里，我着重说说关于《夏菊花》一书的编辑出版过程。

1964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全省树立、宣传马学礼、梁彦斌、夏菊花等10面红旗人物及先进事迹。夏菊花是全省文艺战线的一面红旗。为此，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曾召集省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宣传好10面红旗问题。事后社领导向各编辑组布置了任务，文艺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的《夏菊花》一书。如何宣传夏菊花的先进事迹，中共湖北省部副部长密加凡曾专门召集报社、电台、新华社湖北分社站编辑、记者开会，落实宣传任务。会上确定《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省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湖北分社、《光明日报》记者站多位编辑、记者，共同深入进行采访、报道，并由《湖北日报牵头，确定具体执笔人由《湖北日报》陈堂明、《武汉晚报》周代、省人民广播电台纪卓如担任。当《夏菊花》的长篇报告通讯分别刋载、播发于1964年6月16日的《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人民广播电台后，副总编辑吕庆庚同志给我交待任务，要我担任《夏菊花》一书的责任编辑，并要我将陈堂明、周代、纪卓如合写的那篇《夏菊花》的长篇通讯开头部分作些改写，即：将概括抽象的简介，按报告文学形式作些具体形象的描述。我按照吕庆庚同志的意见，花了两三天的时间作了改写。吕庆庚同志看后认可。后我又将改写部分征求陈堂明等三位作者的意见，也得到他们的同意。此书稿的终审本是吕庆庚同志，可是他没好久就带领出版社部分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此稿就由社长张尔和同志审定。张尔和审稿时，将稿中人名、地名及有关文字划上了些红杠杠，要我一一进行核实和修改。为此，我在文字上又作了一番修饰和润色。并且专门到民众乐园杂技厅里找到夏菊花同志，将稿中有关事件、地点、人名一一进行核实无误，最后送给省委宣传部密加凡副部长审查。

为具体形象地表现夏菊花杂技艺术的精湛，书中还特地选用了黄克勤同志拍摄的夏菊花表演高难度杂技艺术的多幅剧照。如：“双层双飞燕”“拐子顶”等，印成单页插入封里：又将夏菊花的像片嵌入封面。书的封面设计（由卫侠夫设计）精美大方书稿发排后，湖北省新华印刷厂以最快的速度（两三个月内），最好的质量完成印装任务。

《夏菊花》一书面世后，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工作者的欢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还专门写了题为《一朵红花》的评介文章，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夏菊花的先进思想、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二、关于编辑出版《三考鲜梅》等一批农村通俗文艺读物（农村演唱材料）的情况。

196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含群益堂）继续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关于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精神，着力编好农村通俗读物。为此，文艺组编辑分几批下农村，了解农村读者需要，发现、培养、联系农村业余作者，为完成选题计划进行组稿活动。我记得社里曾多次派我与组里的编辑下乡。我与邱祥凯去过鄂城（鄂州）、黄冈；与钱宏山去过黄梅、浠水、广济、黄石：与陈流沙去过阳新、蕲春、鄂城；与董小敏去过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麻城等地进行调研和组稿活动。每到一地，都得到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文化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调查、发现了一些业余作者。在组稿中，我们与这些业余作者深交细谈，从生活感受、写作素材到构思编写初稿，进行具体帮助。有的稿子基础较好，我们就与作者共同讨论修改、直至定稿。有的则由我们编辑动手帮助修改，把半成品搞成成品。经过大家辛勤劳作，文艺组联系了一批农村业余作者，如黄梅的严亚楚、吴洪激、桂遇秋，浠水的张庆和、王英、魏子良，麻城的梅基癸，蕲春的黄丽枝，黄陂的李光辉，黄石的周贡生等，并且组织了一批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经过编辑加工，经过复审终审后陆续发排，分别用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群益堂名义出版。

在文艺组编辑出版的这批农村文艺读物中，有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羊案》《人民江山铁打成》《三拒亲》、《开箱记》、《刘老汉猛斗“铁算盘”》；有表现农村新旧思想斗争的《两个队长》、《铁柜子》、《骨肉情》；有反映农村新人新事新思想和农村生活小喜剧的《三考鲜梅》《五好人家》、《新拾棉花》：有宣传勤俭办事精神的《风凰桥》、《角把两角钱》、《两新郎》、《种高梁》、《迎新》；有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李老汉闯“关”》《砍菩萨》；有表现历史斗争故事的《会亲人》《密件》：还有反映工人生活的《风标》，以及歌颂农村新风貌的《农村歌曲》等等。这批通俗文艺读物大多运用农民喜闻乐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形式，如楚戏、黄梅戏、小歌剧、曲艺以及讲故事等。

为充分供应农村读者的需要，丰富广大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食粮，除新版书外，还选编、重版一批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文艺读物，如湖北地方戏《罗汉钱》、楚戏《妇女代表》等。此外，还选编了几本新编的优秀传统剧目如楚剧《葛麻》、《杨绊讨亲》、《吴三保游春》等。1963年这一年文艺组编辑出版的农村通俗文艺读物：新版31种，重版17种，印数达100多万册。1964年元月，《湖北日报》以“一批新出版的文艺演唱材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农村”为标题，专门报道湖北人民出版社、群益堂的出版消息。新华社湖北分社也于同年元月27日的《今日新闻》上，发表《湖北出版大批群众文艺演唱材料》的报道。当时，我还应报社之约，先后撰写过两篇评介文章。一篇题为《敢于同旧思想、旧习惯决裂一一介绍几种演唱材料》，刊于《湖北日报》上；另一篇题为《新花迎春开一一简评群众创作的三个生活小喜剧》（（即《三考鲜梅》（浠水张庆和作），《凤凰桥》（蕲春黄丽枝作）、《五好人家》黄陂李光辉作）]，刊于1964年2月26日的《武汉晚报》上，

三、关于成立农村文艺组的情况。

为加强农村通俗文艺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65年初，出版社领导决定从文艺组抽出若干人员，专门组成农村文艺组，并要我牵头。记得先后抽到农村文艺组的编辑有：董小敏、钱宏山、余文祥、陈流沙、梁燃尧、张继彬等。是时全国正在开展社教运动，开展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和抗美援越活动、农村文艺组为配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宣传，在实施选题计划中，为配合农村社教运动，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村故事的小册子。

记得当时我曾组织过汉阳县索河梅峰大队团支书、知识青年故事员李锦荣编写和改编过两本故事：《陈世清的故事》和《两匹瘦马》等。编辑除组稿外，都有动手编写的任务。陈流沙改编过《张思德的故事》。为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我曾编写过一本书《海鸥》，署名“农文”出版。当时编写是作为农村文艺组里的工作任务完成的。所以书稿出版，未取分文稿酬。

1965年夏，省委宣传部临时抽调我去汉阳索河梅峰大队，与团省委的李昆麟、省作协的索峰光和吴耀鲮共同调查、总结知青故事员李锦荣的事迹，为她出席全国青年作者积极分子大会准备材料，并决定要我执笔撰写这个材料。我们在汉阳索河梅峰大队调查了三周，帮李锦荣总结、编写了约七、八千字的材料。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会议。李锦荣的材料于1965年8月14日的《湖北日报》上发表。为配合此文的发表，当时密加凡副部长和黄力丁处长要我撰写一篇短评，于是我就写了《更好的拿起文艺武器参加战斗》一文，用《湖北日报》短评名义发表于同一天的《湖北日报》上。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初期，文艺方面开始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文艺组和分管文艺组的社领导首当其冲。有关编审传统剧目的初审、复审、终审意见被张贴出来示众，供批判。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从此，文艺组（农村文艺组）和其他编辑组一样，在“大乱”中处于瘫痪、停顿和瓦解状态。

1993年12月于武昌东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