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康周末客厅:“真理的味道真好！”

康康

　　杨浦区国福路一号，是复旦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这幢坐北朝南的砖混结构、带有欧式特征的三层楼房，曾是原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从事教育、科研和居住的地方，现已列为上海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乃至全国的“党史教育基地。”

　　在秋色滿园，桂花飘香的一个下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复旦大学陈望道旧居参观学习，感悟信仰之源、品悟真理之味。陈望道旧居是一幢在绿树掩映之中的小楼，占地约300平方米，造型别致，色彩鲜明。整幢楼房二层至三层呈阶梯状由西南向东北逐步升高。东南角作二层圆柱形，顶覆绿色筒瓦。檐口下方带连续半圆券饰，设黑色钢窗，浅黄色水泥拉毛墙面，有现代主义建筑特征，同时又有非常明显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其中还存在着一些精致的中式元素。

这原是资本家的一处私家花园，后被复旦大学购置。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为新中国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为工作和生活方便，陈望道便搬入此处。因小楼屋顶铺有绿色的琉璃瓦，当时很多学生亲切地称其为“绿屋”。

　　小楼旁边绿色的草坪上，一尊题为《信仰的味道》的陈望道笔耕不辍，挑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雕像吸引无数参观者的关注。雕像还原了当时陈望道身居陋室，埋首伏案，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情景。他身着长衫，一手拿书，一手拿笔，目光专注，仿佛沉浸在马克思勾勒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里，我们也似乎和他在一起品尝真理的味道。

　　陈望道，是浙江金华义乌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精通英文和日文，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学成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5月，他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后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此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1949年后，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

　　走进小楼，我们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聆听了讲解员的生动而详细的介绍，使我们对大师的丰功伟绩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对党的创建时期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陈望道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经典，此书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二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必须有马克思思想理论作指导，必须要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由于此书翻译难度太高，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后经《星期评论》的主编邵立子等人向陈独秀举荐，请当时刚从日本回国的陈望道承担此任。陈望道认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已逐渐熟悉、了解并接受马克思。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使他更坚定地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深厚的英语和日语的功底，更使他充满了信心，便愉快地接受这个艰难任务。

　　为了专心致志完成好这件事情，1920年春，他离开浙江一师回到家乡，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当时，陈独秀向陈望道提供了英文版《宣言》，同时，《星期评论》也向他提供了日文版《宣言》，他就根据这两个版本的《宣言》把自已关在一处简陋的柴房进行中文翻译工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宣言》、孜孜不倦地研究《宣言》、夜以继日地翻译《宣言》。看他如此辛苦地工作，人也瘦了许多，他母亲十分心疼，想做点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于是，母亲就弄来一些糯米做成粽子，又拿来一点义乌红糖，让陈望道用粽子蘸红糖吃。过了一会儿，等母亲去收拾碗筷时，发现陈望道粽子是吃掉了，可是满嘴是黑的。母亲不懈：甜嘛？他答非所问：真理味道真甜。原来，由于陈望道对翻译工作太过专注，他一边工作一边吃粽子，粽子蘸的不是红糖，是墨盒里的墨水，自己居然没吃出粽子是啥滋味。就这样，他加班加点工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克服各种困难，用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和激情，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中文翻译任务。展示厅通过图片和实物都生动地展示当时的情景。

　　当年4月份，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当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刚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刷和发行《共产党宣言》成了建党的当务之急，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取名“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也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马克思肖像，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先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尽，于是，同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又印了一千册，依然很快售完。到1926年5月止，已经重印17版之多。后来国民党将《共产党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许多先进知识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

　　陈望道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其它著作，撰写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陈望道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两个组织是党创建时期组织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陈望道和其他同志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内容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真理的盗火者，陈望道给漆黑的中国点燃了光亮，在开天辟地的岁月里他不仅为党的创建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还在百忙中积极关注青年的教育。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在新渔阳里开办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大批留学生、培养了刘少奇、任弼时、蕭劲光等一些优秀的党、团干部。陈望道又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邮电工会，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他还建立工人补习夜校，并亲自给工人上课。

　　无论时局如何变换，陈望道一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陈望道毕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尽管危险重重，陈望道依然根据党的指示创立了中华艺术大学并担任校长。在这所学校诞生了著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抗日战争时期，陈望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在“孤岛”上海坚持敌后斗争。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后，根据党的指示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馆，新闻馆里可以传阅革命书刊、收听延安的广播，被称为“夏坝的延安”。解放战争时期，陈望道参与组建了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大学教授联合会”，并担任主席，大力推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同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学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作为一名学者，陈望道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他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一部被称为“千古不朽的巨著”《修辞学发凡》书中，陈望道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又着重说明了它与内容的关系，突出了修辞的目的—为内容服务，把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运用到修辞中。

纵观陈望道一生，一旦尝过了“真理的味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未改变，也正是信仰的初心使其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践行者和坚守者的使命。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已到傍晚时分，参观的人群仍络绎不绝。夕阳西下，陈望道先生当年自费种植的两株紫薇花树仍花繁叶茂，红霞似锦，像二束永不熄灭熊熊燃烧的火炬。我站在先生《信仰的味道》的雕像前，默默地沉思：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陈望道先生对真理的追求精神和他翻译不朽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将永远伫立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