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记忆的碎片——重温建厂时的青春时光

小火车

美篇名：小火车

美篇号：42302666

当我翻开这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时，那逝去的时光即刻涌上心头。回想起那些日子里的人和事，欢笑与泪水，如今，都成为了最珍贵的记忆。翻开老照片，那段青涩岁月如在眼前，每一张笑脸，每一滴泪珠，都是青春的印记。

　　一.角色的转换

　　1977年的初春，地处晋西北高寒地区的故乡，天气还是那么寒冷，早上出工时，穿着一件过冬的小棉袄，仍然冻的瑟瑟发抖。那几天，传闻化肥厂招工的事情一直搁在心里，搅的我心烦意乱，看着谁都不顺眼。晚上，大队召开支委会，重点研究落实春耕备耕的工作。会前，县里的下乡干部小尤向我露底，“听说化肥厂的招工指标已经分配到公社了，共五个各额，这次你自己可要拿定主意，不能在吓他们忽悠了”。一句话说的我更加心神不定，一晚上开会老走神，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支书才将这个消息传达了下来，说我们大队就给了一个名额，让众人考虑一下，看推荐谁去。刚才还不知因为甚争的面耳赤的几个老头们听到这个消息，屋子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七个支委，各怀心事，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我看着这场面，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撂下一句话扬长而去：“这次大家谁也别想挽留我，这个工人我当定了”。

几天以后，公社的下乡干部老陈将一份招工表交给我，并通知我尽快交接工作手续，三天后，回县工交政治部报到。至于那天我走后，支委们是怎么商量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在两天时间里，我将分管的一大摊子营生移交给了刚复员回村的温二，将计划生育的工作移交给老黄，最后，将办公室的钥匙放在桌上。出门的那一刻，心中还是感到了一丝丝的不舍，还有最后一次支委会上，那个令我一生难忘的瞬间…

临走前，支书说：要给我开个欢送会，我婉言谢绝了。他跟我的那次谈话，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希望我继续留下来在干几年，因为我们共同制定的目标正在实现。两年前，他接替老支书成为四五千人的父母官，同时上任的还有我和效德和他搭档，我担任副支书，效德担任副主任。两年多来，我们年轻气盛，配合密契，把各项工作抓的有声有色，农、林、牧、付全面发展，使我们大队的各项工作都名列全县榜首。在得到很多荣誉的背后，我也错失了无法弥补的好多机会。支书比我们年长六七岁，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骄骄者，是大伙儿心目中的老大哥，也是我们当时最崇拜的偶像。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的事实包括他自己，都证明了他是大错而特错。他认为，我在村里摸爬滚打苦干了几年，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第一，撂挑子走人不够意思，第二，当个工人不值当。公社的徐书记也一再挽留我，让我再等等，但这次主意拿定人难劝。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由农民转换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四月二日，我们一行五人，来到了八十里外的县城，在工交政治部临时办公的化肥厂筹备处报了名，随后，由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居住的地方。

那时候交通真一不方便，我们每人背上背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一网兜日用品，步行7里地，来到了离厂最近的中所村，借住进了老乡家里。行理一放，便急慌打忙跟着工作人员去厂里。一路上左顾右盼，除了黄漫漫的土地，怎么也看不到有工厂的影子，一问才知道，新建的化肥厂，就在眼前，距县城七里地，离中所村二里地，毗邻209国道，坐落在有标志性的高庙坪对面。占地一百余亩，四面刚打桩。

沿着中所村外的一条水渠，抄近路没几分钟，便来到了工厂所在地。几十名刚从修建南峰水库大坝转战到这儿的县专业队的小伙子们，正在整修从国道通往厂区的道路。距离公路100多米，在刚刚整修出的土路两侧，立着两根水泥杆子，上面拉了一条横幅，横幅上印着：“五寨县化肥厂会战指挥部”。附近搭着一个简易棚子，是当时唯一供人们喝水的茶炉房。在往前走，搭起一个大帐篷，里面己经砌起了两盘大锅灶，第一批进厂的50多名工人，已经在这儿开灶吃饭了。

这阵势，要是胆小的人，当时就被吓住了。可我们这一批来自全县农村最基层的120名年轻人，可以说是全县的精英，他们中有的是刚从新疆回来的退伍军人，有的是在修建南峰水库大坝中的积极分子，有一部分人，已经在基层担任了几年支书或者主任，有着相当的基层工作经验。我们在会战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白手起家，不怕艰苦，学习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沒有条件，创作条件也要上的精神，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建厂土建施工中。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在建厂初期的几个感人片断，它真实的记录了那段岁月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激情燃烧的动人事迹。

　　二.那时候的人真“憨”

一个星期后，会战指挥部在那片开阔的黄土地上，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动员大会，也是誓师大会。指挥部的人员全体亮相，总指挥由县革委副主任马振杰担任，三位副指挥其中两位是由工交政治部副部长兼任，另一位是刚刚完成全县农村通电任务的钟全德主任，由他担任常务副指挥，主持土建的日常工作。

动员大会，县上的主要领导全部参加，并且将各部委的头儿们全部请到了现场。那阵仗，真是倾全县之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打好这场战役。动员会上，将土建中涉及到的所有物资，原料，后勤保障等方面分工明确，落实到位，并让有关部门领导现场表态，保证不能拖了整个工程进度。那天，我也代表刚进厂的全体职工进行了表态发言，其中的几句豪言壮语到现在仍然背得出来。“为了早日建成化肥厂，我们白天干，晚上干，时间不够连轴转”。”为革命永拉上坡车，宁让倔死牛，不能退了车”。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会这样讲。但在我们所处的那个火热年代，这些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这不是吹牛，而后，在那半年的土建施工中，我们真的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我们的诺言。

　　第二天，会战正式开始，县工程队，和另一支民营工程队开进工地。我们一百多号人，除了钢筋组安排了十几个看上去体为弱的姑娘们，其余的全部安排到工程队，当起了小工子。

那时候没有任何基建设备，工程第一步挖地基，我们的武器是一把铁锹，一双手套。三米多深的地基，全靠人工来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到工地，加班一小时，六点半吃早饭。七点正式上工。那时候我们还是分散在老乡家里居住，刚路上就的占用20分钟，这20分钟的时间也不会浪费，而是安排了一位老革命担任我们学员队长，说是五点起床，他在四点半，就绕着整个村子跑一圈，边吹哨子边喊叫，然后村口集合，跑步前进。

老革命还带了一名小革命。老革命是一位老八路，当时担任二轻局副局长，快60岁了，办事一点都不马虎，要求我们一切行动军事化。小革命郭如海，是69年兵。办事更是认真，每天上班时，是唱着《向前、向前、向前》…一直唱到工地。下班时，大家累的都瘫在地上不想动了，小革命还是吹着哨子，喊着口令，让大家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归家。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好笑，可是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反对。

　　回填工作开始后，因为整个工程队就两台很小的打夯机，跟不上工程的进度。只能靠原始的人工打夯。工地上人手严重不足，连烧茶炉的老朱，也抽时间去工地上劳动，何况打夯这个营生，全是挑的精壮劳力。我们这个组挑了半天，还差四人，工程队的程二组长急的抓耳挠腮，那两只小眼睛红红的像“猴儿屁股”似的，于是，我便领着几个姑娘们加入了壮劳力的队伍。

那些日子整天钻在几米深的土壕里，与十几个光着膀子，唱着不着边的打夯段子的男人们混在一起，一个个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女孩子。而我，打小我妈就看我做什也不着调，常常调侃我“成色不足”，这次真让我妈说中了，那些日子，茶于饭后，人们都在意论合成车间工地上出了几个“半吊子”，十八大九的闺女们，成天”赤脚扒踏”和那些男人们混在一起，不怕人家笑话，弄得一时满城风雨。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时，时不时的站在上边，指指点点，像看什么稀罕物件似的。

有时候逞能确实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这次逞能，我们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世俗，经受了一次心灵上的考验，而且经受了一次超极限的体能考验。待任务完成时，我们的双手全是血枷和血泡，但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

三、那时候的的领导是真抓实干

怀旧和记忆的阀门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眼前这个炮楼似的庞然大物就是当年化肥厂的核心部位气柜。当时，它的地基直径足足有50米，底深5米。这个艰巨的任务是由县级机关的干部们完成的。完成它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其它车间。因为厂房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它的跨度较小。而气柜是圆型的，往外运土，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小平车和箩头扁担，全靠肩拉人挑。

这个任务，是县级机关的头儿们在誓师会上立下的军令状，“保证不拖工期的后腿，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从一开始，各部门都是坚持半天参加义务劳动，半天在单位坚守工作。县上几大班子领导带头，轮班参加劳动，他们每天跟普通人一样，骑着单车从县城来到工地。一干就是四个小时。后期，为了提前完成任务，每天晩上同我们一样，吃过晩饭，赶到工地，加班三个小时。

那时候工地上真是像宋丹丹春晚小品说的那样，白天，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晚上，灯火通明，鏖战正酣。

那时候的各级领导都是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一个月的义务劳动，这块全厂最难啃的骨头，硬是让花栏墙墙里，（花栏墙墙指县委大院）整天坐在清阴凉房房里的机关干部给啃掉了。

　　四.那时候的人不讲报酬

　　知名作家莫言说过：“回首，才看见我们是以快乐的心情写悲伤的青春”。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尽管回首青春，有时是苦涩的，但也是美好的，是无怨无悔的。

那时我们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是七十年代用工形式的一种，叫做《亦工亦农轮换工》，后来又变成《协议工》，这个称呼一直保留到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企业破产倒闭，有一部分职工仍未退掉“农”字。但他（她）们无怨无悔，将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企业。

从1977年入厂至1980年正式投产开车。我们的工资每月只有15元，由厂里按月发放。每天记工分1个，是农村壮劳力的标准，一年360个，回生产队记帐。等到年终结算。在土建安装阶段中，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加班，但从来没有享受过半分加班补助。影响最深的是在土建最紧张的时候，用砖量过大，靠砖瓦厂的工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装窑出窑的事情就由我们学员连全包了。

白天，我们是各个施工队的小工子，干着和灰搬砖的苦差事。晚上更是艰苦，70年代的国营砖瓦厂，也没有一台像样设备，全靠人背，装窑好说，就是累点，我们姑娘们一次也能背24个。出窑时，砖的温度还很高，烫的不能背，便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一块一块靠人传，装车的速度也就慢了很多，但必须保证工程第二天的用量，我们只能延长加班时间。

经过几个月艰苦环境的磨炼，大部分人顺利地跨过了体能关。但晚上回去要过肚子这一关，比第一关难过多了，每天晚上睡觉时，也就差不多12点了，但肚子响的怎么也睡不着。我和效玲、翠梅，美珍住的这家是老俩口，人很好，看我们饿的可怜，给我们留过几次饭，那时候谁家也不富裕，我们还是谢绝了房东的好意。

后来，听说有几个小伙子们半夜跑到生产队的豌豆地里，饱餐了一顿甜甜的“虚饱饱”豆角角，被反应到了指挥部，最后，还是指挥部研究决定，晚上加班超过两个小时，每人发“忠”字饼两个。（那时候糖业公司做的两面饼，中间印有一个大大的忠字，价格：5分钱1个）至此，每到加班，人人都盼着那两个满满的玉米面香味儿的糖饼子。

以上几个小小的片段，是我在建厂初期的亲身经历，也只是站在我个人的视觉，所反映出的几件小事。这桩桩件件的小事，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但那是真实的，是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它从一个侧面真实的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在那个年代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是最幸福的！

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们的世界变化真大，一切都在飞速发展，发展的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请别忘记了昨天，请别忘记了我们走过的道路。回忆是苦涩的，但我仍为我们曾经的无私奉献而自豪，也为企业的消亡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