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姚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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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姚村航拍图

北姚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回忆

徐占元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了完善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济源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中，探索实施了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并建立起多种形式的乡村服务组织。这次探索，被媒体誉为“济源农村第一次改革的完善和创新”。在这次变革中，思礼镇北姚村先行先试，开创了“土地划等建档”与“五统一”管理服务模式，解决了当时农村和农业生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其经验做法，一度在全县、全省和其他八个省区推广。
作为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我参与了这次变革，经历了北姚村从改革的“落后分子”到改革的先进典型的转变过程。

一

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后来从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收归集体，农民靠从事集体劳动挣工分参与分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单一的经营体制和分配方式，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济源和全国各地一样，逐步推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到 1981 年初，全县 3580 个生产队（即现在的居民组）中，实行统一经营、联产责任制的占到 73.2%；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占到 2.3%；实行“大包干”的占到 21.3%。当年 3 月，济源县委抽调 400 多名干部，组成 105 个工作组，深入农村，指导推广以“大包干”为主体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2 年 2 月 17 日，我当选为北姚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天下午就赶到县城，参加县委三级干部会，学习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到这一年年末，济源全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增加到 3456 个，占比达 95.4%。
北姚大队属于 4.6%里边的“落后分子”。此前北姚村也实行了小段包工等形式的经营改革，对土地进行过调整，但没有在此基础上接着推行“大包干”。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我们大队有个瓦楞纸厂，集体经济条件和群众生活水平略好于周边大队，干部和社员对进一步实施“大包干”的意愿不是太强。二是“大包干”初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用当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面的话说，就是简单地将“包干到户”理解为“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没有做到“统分结合”，集体的力量削弱了，导致像水利建设等那些靠“统”才能解决的事情难办了，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这些问题，我们一时间找不到对策，心里有很多顾虑，所以对推行“大包干”态度有些消极，等待观望，迟迟未动。
北姚大队的情况，引起了公社主要领导的重视。1983 年初，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下发后，公社党委书记张宗礼就把我叫去，让我吃住在公社，单独给我办学习班，并亲自出马，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教育。张书记说，要不要“大包干”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贯彻不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落实不落实党的政策的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啥时候想通了，答应了，学习班啥时候“结业”；要是最终“挽救”不了，党委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组织措施。学习班办到第三天，我迫于无奈，答应立即落实“大包干”，张书记才同意放我回去。
那天，张书记亲自把我送到公社门口。从他的办公室到公社大门，有长约 300 米的甬道，书记一路上默默无语，送到门口才语重心长地说：“小徐啊，你知不知道，你们大队是全县最后一个没落实‘大包干’的大队，你是最后一个没落实‘大包干’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去年 10 月，县里就要求对不能积极落实‘大包干’的农村干部予以处理，我们压了下来，这样做也是担了一定风险的。现在你既然答应我了，就要说到做到，回去后立即开展工作，把这三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想办法一并解决好。”
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村里后，我一直待在家里闭门不出，除了大队干部谁也不见，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反反复复琢磨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如何分才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二是土地分下后，村里还能掌握哪些资源和手段，把集体的事情、群众的事情继续管起来、服务好？
一个礼拜后，张书记见北姚还没有动静，就又到我家和我促膝谈心。在这几天苦思冥想的一些思路得到张书记肯定后，我这才彻底打消顾虑，爽快地向他表态马上着手落实“大包干”工作。

二

我个人思想问题解决后，又召开会议统一了支村两委成员的思想。接着组织村干部到“大包干”工作落实较好的裴村、西轵城参观学习，到落实比较差的村了解情况。我们还通过走亲访友等各种途径，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其他地方落实“大包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以便我们在制定方案时借鉴。
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我们最终确定了以“划等建档”、“以产代地”模式对土地实施承包，在“大包干”后开展产前、产中、产后“五统一”服务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落实“大包干”，工作比较繁重。当时，距离三秋大忙仅有 3 个月时间，我们没有急着制定方案，而是先着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是处理集体财产、全面丈量土地等。没想到的是，有个别群众或不明真相或担心利益受损，传出来很多谣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乡里为化解矛盾，责令我们必须在年底前把土地分下去。我们顶住压力，没有仓促分地，一面扎实推动前期工作，一面也盼望着上级出台新的文件，为我们的改革举措提供指导和支持。
这样到了 1984 年 1 月，我们迎来了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从中找到了实施改革的政策依据。春节过后，我们立即制定了北姚村土地承包方案，并通过大会、小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力争做到切实可行。我记得 3 月 16 日我们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到 17 日凌晨才最终敲定了工作方案。
这个方案明确了北姚村实施土地“大包干”的原则和方法，对能够考虑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后来，这些原则和方法被总结为“土地划等建档”和“五统一”服务。

三

“土地划等建档”中的“划等”，就是按照土地肥力、水保能力、土地结构、耕层厚度、地貌状况、灌溉条件、自然条件等七个基础条件，确定地块粮食产量，把土地相应分出几个等级；依照土地等级，确定承包费标准。“建档”，就是把村民们分到的土地，以村民组为单位，给每家每户建立承包档案。档案以卡片形式印制，村民们称其为“承包卡”。承包卡的主要内容有发包单位、承包人、承包年限（15 年）和承包地明细（地块名称、地块面积、核定产量），以及甲乙双方约定的有关事项等。

北姚村地形地貌多样，对土地进行“划等建档”十分繁琐。为推进工作，村里成立了土地管理委员会，组建了两个土地划等小组。最终，我们根据前三年亩产，把土地划定为 700 斤、650斤、600 斤、550 斤、500 斤、400 斤、350 斤七个等级，按村民的话说，二等以上为“养家地”，三至五等为“吃喝地”，六等以下为“保命地”。土地划等结果，作为我们这次土地调整的最基础依据。

在实施土地划等建档的同时，我们还尝试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一是对每个村民组按人均每年收取其所经营土地的年收入的5%左右，主要用于村组干部补贴、学校日常开支和教职员工工资福利待遇发放、村公积金积累、村公益事业投入、集体农机具维修和保养等方面的开支；二是对在机动地种植苗圃、经济作物的，收取高于大田几倍、十几倍的承包费用，主要用于集体收入积累和调整土地时对该地块的地力补偿。

当时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有群众要求在“大包干”中把集体的资产分光吃净。我们研究认为，分光集体资产，并不利于每家每户以后的农业生产，农机服务、农技服务、农资购销、病虫害防治、土地灌溉等，还是应该由集体来统筹协调。因此，我们组建了农业技术指导组、农用物资购销组、农业机械服务组、病虫害防治组和用水管护组等五个村级服务组织，为村民提供统一的农机、农技、农资、病虫害防治和土地灌溉服务，合称“五统一”服务。具体来说，就是统一种植计划，备足良种；统一为群众购买化肥，备足肥料；统一机耕、机耙、机播；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管水用水。实践证明，“五统一”既是管理的方式，也是服务的举措，解决了“大包干”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此次土地调整中，我们还集中处理了集体的遗留问题。当时，北姚村个人与大队、个人与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的共有 56户，约占全村的 1/4。实行“大包干”，这些合同是否还继续履行，还能不能继续履行，不仅影响到 56 户农民的切身利益，也牵涉到其他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将是一个较大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会影响到“大包干”的落实。

为此，我们成立了解除、延包合同工作小组，逐个与 56 家承包户见面协商。合同应废止的废止，能解除的解除，该修订的修订。其中的难点，是 21 个土地承包户的合同问题，合同没有到期，承包方不愿意解除，但如果不予解除，这次土地调整就无法进行。于是我们村干部分头做承包户的工作，甚至通过打官司，最终妥善解决了这一难题。

实行以土地划等建档、有偿使用和“五统一”服务为特色的“大包干”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从 1985 年的情况看，此举激发了村民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的热情，集体公共设施得到修缮，农户土地投入增加，亩产效益提高；克服了对重种轻管思想，杜绝了土地荒芜现象；保证了按规定用途种植土地，村民自觉移除了责任田里栽植的树木，消除了邻里矛盾；增强了村民保护耕地的责任心，杜绝了起土卖土现象，保护了基本农田。

当年，全村粮食总产 97 万斤、经济收入 68 万元，人均收入700 元，比 1984 年增长了 43%。村里免去了 900 多口人的 1.6万元提留款；投资 4 万余元，新打了 3 眼机井，买了 6 台深井泵；投资 7 万余元，买了 5 台拖拉机、8 台大型脱粒机；投资 0.5 万元，对田、路、林网进行了综合规划治理；免去了 3 家贫困户、一户荣退军人的机耕费。

四

北姚村在“大包干”中的积极探索，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关注。县委及时抽调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工作小组，由县委政研室牵头，到北姚开展调研和工作试点，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指导。1986 年 3 月，《济源工作信息》刊发《思礼乡北姚村在完善责任制中实行“五统一”》一文，指出：思礼乡北姚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巩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自觉树立“为农民提供服务，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思想，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对农民自己能够办的坚决承包给农民，凡一家一户不能办、办不好的事，大胆实行统管；在具体生产环节上加强领导，以“五统一”的办法提供系列化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在北姚村开展土地划等建档、“五统一”服务的同时，辛庄乡（今五龙口镇）也在开展土地有偿承包工作试点。济源县委将二者的经验熔为一炉，开始在全县推广。从 1986 年冬到 1987年春，不到半年时间，全县 514 个行政村普遍实行了土地有偿承包，同时组建起 1925 个多种形式的乡村服务组织，从而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完善了“有分有统、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对“大包干”中这一创新性改革发挥的作用，济源末任县委书记、首任市委书记张明亮同志在其回忆文章《跨越县市》中，作了如下概括：一个是防止了土地一包了之，联产承包成为空话，土地质量下降，越种越差。二是确定了承包费的标准和尺度，按照土地的质量、等级，确定粮食的产量和承包费标准，比较合理。三是“承包费”从观念上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将土地所有仅和使用权分离，有利于对土地经营情况的监督和管理。四是土地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 15 年，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作为承包方的农户按土地等级完成粮棉生产定购任务、农业税、土地承包费，村里提供机耕、机耙、浇水、技术培训、纠纷处理和服务，双方责权利形成了稳定的合同。五是承包费一般按照每亩收入 5%以下的标准收缴，原则上承包费要保证教师、干部工资的发放和公积金、公益金、办公经费以及土地奖励基金，不再另行收取提留，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

济源这项创新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效果，也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和肯定。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综同志到济源实地调研后，对济源土地公有、家庭有偿承包、社会服务这三个方面的统筹兼顾和配套改革非常满意。省级和中央媒体对济源的改革举措也给予了关注和宣传。1987 年 10 月 4 日的《河南日报》，在头版以《济源县耕地实行有偿承包》为题，报道了济源有偿承包土地的实践和探索，以北姚村为例介绍了具体经验与做法。1988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发《河南省济源县实行耕地有偿承包》一文，指出济源实施土地有偿承包虽时间不长，却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人民日报》内部参考资料《情况汇编》和《河南工作》《河南农民报》《农村·农业·农民》等报刊，也相继刊登了此类文章。宣传报道见诸报刊之后，河南省的16 个地市以及山东、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 113 个县区和近 300 个乡镇先后到北姚村考察学习。

1988 年 4 月，国家农牧渔业部政法司司长洛有升一行 8 人到济源考察，调研土地划等建档、有偿承包工作，在北姚村召集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和群众代表，开了一场座谈会。考察组认为，济源推行土地划等建档、有偿承包和“五统一”服务，是完善土地经营体制的一项重大创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具有指导意义。

1990 年 5 月 9 日，济源市村级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暨“三夏”工作会议在北姚村召开。我这个曾被乡党委单独办班的落后村党支部书记，在会上做了先进典型经验介绍。

（作者徐占元，男，汉族，1953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思礼镇北姚村人。曾任北姚村党支部书记、思礼镇党委组织委员、党委秘书兼党政办主任。这是作者为济源政协编撰《乡村记忆》一书的撰稿。——作者注）

《济源日报》2024年10月15日刊登的徐占元的《北姚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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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