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盐”的十年追访

三亚文艺

　　 “三亚盐”的十年追访

原创/伍志洁

从“最后的盐田”说起

2013年，我们带着“曾经辉煌的三亚盐田怎样了？”的疑问，第一次采访了三亚榆亚盐场驷轩分场。由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开发与城市建设，三亚市区的大部分盐田已被征用，只剩下驷轩分场里的这一千多亩盐田，所以这里可以算是三亚“最后的盐田”。

人们记忆中的三亚盐田十分宽阔，一大片一大片雪白的粗盐堆满了盐池，那时的盐工还很多，大家带着帽子，拿着盐耙忙个不停，时不时还能听到拖拉机作业的声音。在阳光的照射下，一座座小盐山闪闪发光，如镜面一般的盐池清澈见底，盐工们忙碌的身影配上纯洁静默的盐田美景，呈现出千年盐场的独特魅力。

我们望着驷轩分场仅存的这一千多亩盐田，不禁感慨：海南并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这里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只是欠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恰如我们眼前的“三亚盐文化”，如果再不去积极保护它，也许他很快会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呢。

2020年，我们第二次采访三亚榆亚盐场驷轩分场。时隔七年，这个“三亚最后的盐田”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盐田更少了，从七年前的一千多亩，减少到现在的一百多亩，远处七年前还是盐田的土地，现在已经被填了土、铺了路、修了桥，一座座新楼盘正在拔地而起。其次，截止到2020年，盐场不再招收新盐工了，原先驷轩盐场里的老员工，只剩下二十几人。我们在与工人们简短的交流中，得知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如何得到解决。

我们询问：这些年来是否政府或企业，考虑过在这里建立盐文化的博物馆或收藏馆吗？是否收藏过盐场的老工具或一些承载历史记忆的实物？得到的答案都是“无”。同时，盐场或个人也提供不出与“盐文化”相关的图文资料。

我们凝望着这片仅存的盐田，内心满是惋惜与遗憾。

2023年6月，我们第三次采访榆亚盐场驷轩分场，“那些仅存的盐田如今怎么样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继续追踪与关注“三亚盐”的老话题。

到了现场，眼前还是熟悉的那栋两层小旧楼--驷轩分场的办公楼--我们问道“现在盐田还有多少亩？”正在伏案执笔的毛大姐抬起头来，看着我们热情地回答：“现在的盐田啊，不要说一亩了，一分地都没有了。”我们惊讶地睁大眼睛，不由地“啊”出声。毛大姐放下笔，站起身，说带我们去现场看看。

这次我们看到的盐池，不再清澈明亮，池里长满了杂草和青苔，加上刚下过大雨，池水浑浊不堪。远处的盐田早已被沙土填平，旁边尚未使用的沙土，垒得高高的，像一个长长的土坡。毛大姐介绍说，政府已经征用了驷轩盐场大部分的盐田，正在做绿化，已经填了土的地方计划建设成河堤。

“那这边呢？还有那么多没填土的盐池呢？”我们问。

毛大姐说：“之前听说有个计划，要做遗址保护，供大家参观，但后来也被征用了。而且正在进行中的施工，堵住了制盐的入口，导致剩下的这些盐田无法生产，彻底荒废了。所以我们场从2022年5月起，就停止了生产。”

我们站在土坡上，望着长满杂草的池水、旁边的沙丘，以及远处的高楼，不禁感慨：三亚最后的盐田荒芜了，“三亚盐”最终还是成为了历史。

　　回顾“三亚千年盐史”

盐，曾经是三亚的重要经济产业。唐代设置临川县（今三亚）时，三亚就有了盐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元元年（758年），琼山、宁远、振州等县有盐”（振洲即今三亚），三亚的盐史记载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

古代三亚的盐场规模小而分散，制盐技术很原始，而且从唐朝开始，海南制盐业被官府控制着，盐民们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虽然到了明朝，海南盐业生产的规模与管理制度等都有了改进与发展，但是产盐户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仍是不堪重负。相关数据显示，明朝时期的临川（三亚）盐场的产量，仅占全岛盐业产量的3.5%，是海南岛6个盐所中规模最小的。

直到晚清，三亚盐场才有了大发展。同治八年（1869年），广东大陆客商与崖县人合办盐场，开始引进大陆已经出现几百年的直晒产盐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亚港已经设有盐商会馆，专门销运三亚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福建华侨胡子春在三亚港大规模开发盐田，直接引进海水晒盐法，使三亚的盐产量大幅上升。而胡氏三亚盐场，是海南盐业近代规模发展的里程碑。

民国五年（1916年），两广盐运使公署在三亚港设置“三亚场”，管理全岛的盐务（后来迁往了海口）。这是海南岛盐业史上，首次由三亚地方管理全岛的业务。

据1928年的数据统计，海南岛共产盐3万吨，其中三亚临川、榆林两地的盐产量就达到了1.6万吨，超过了全岛产量的一半。

由于三亚建设盐田的条件优越，加上晒盐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政府的鼓励措施，许多私人盐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且三亚生产的食盐品质优良，影响力越来越大。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广东省民国政府派遣视察团先后深入崖县、昌江县等地考察制盐情况，他们在考察之后撰写的《琼崖视察团经济组调查报告书》（第五册）中提到了三亚的盐场：“盐田集中在三亚、榆林港……单以三亚一区的出产，几占广东全省百分之四十。”从此记载中得知，三亚盐曾在整个华南盐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但是，二战改变了三亚的盐业发展态势。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各盐场经理纷纷逃亡，很多盐田无人管理，几近荒芜。日本人掌控了部分三亚盐田，但经营不善，大部分盐田残破不堪。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亚盐场恢复生产的有72处，但由于管理不善与自然灾害，盐田受损严重。根据《榆亚别集》，“1946年遭遇两次风灾摧残，盐田一片汪洋，房屋设备荡然无存，整个盐场成为一片废墟。股东不再投资，单由经理依靠生产收人，以漏养漏，因陋就简，致使产量一落千丈，1947年年产量仅9万余担。”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三亚盐场与田独盐场合并，组建新的“榆亚盐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榆亚盐场发展的辉煌时期：老式盐田被改造，制盐规模扩大，由块连成片，划分出详细的区域，在生产技术上和运输上逐步得到优化，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与科学管理程度等。据榆亚盐场负责人介绍，由于盐田的面积扩大，为了便于管理，当时榆亚盐场还设立了不同的工区，一共有6个工区，分别是港门工区（场部附近、白鹭公园）、榕根工区（政府东侧）、月川工区、红沙工区、盐田坡工区（山水国际附近）、驷轩工区。每个工区再划分几个小组管理盐田生产。

制改后的三亚盐场，盐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崖县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据资料显示，当时崖县税收的60%来自榆亚盐场。1952年至1984年，榆亚盐场的年产量超过3万吨，尤其是1977年，年产量“翻一番”，高达64000吨，创历史新高。谈到这一段历史，几位盐场老员工纷纷叙述记忆中的榆亚盐场辉煌“战绩”，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一年我们的盐产量上来了，从一月到九月天气都挺好，生产出好多盐啊，多到没地方放”“那时候盐场设计储盐的盐仓是3万吨，结果仓库都爆满了，好多盐只能堆到仓库外面。我们还买来一大堆防雨布遮住仓库外堆放的盐，怕下雨啊”，话语间能感受到盐工们内心的骄傲与自豪。

据《三亚日报》报道，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榆亚盐场拥有着11000亩盐田，其中有9000多亩在三亚市区内，从三亚主城区的月川、商品街、临春河畔，一直到鹿回头、红沙、南边海等地，都有着大片的盐田。可以说，当时“三亚是一座盐田上的城市”。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榆亚盐场在生产上依旧保持着高产量，且质量上乘，“三亚盐”在市场上享有盛誉。榆亚盐场负责人介绍说，1987年之前，三亚的盐主要销往广东与中国香港等地，甚至远销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据有关资料，1990年榆亚盐场产品合格率达100%，3个品种获部优称号，3个产品获省优称号，全年产盐19604吨，产值491.44万元。截止到上世纪90年代初，榆亚盐场已经保持了半个世纪的辉煌时期。

然而，上世纪90年代的海南房地产开发热潮，使当时还“随处可见”的三亚盐田，在之后的短短十余年间，几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殆尽。进入21世纪后，虽然是“新”世纪，但我们已经看不见三亚城区的“古”盐田踪迹了。对三亚这段辉煌的盐业历史，或者说是“三亚盐文化”，今天的很多人已经知之甚少。如果我们不刻意保留一些三亚盐场盐田的“历史古迹”，后人恐怕再也难以寻觅到这段历史踪迹了。

最辛苦的职业”——盐工

史书云“天下人惟盐丁最苦”。盐工的工作不仅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还长期受到剥削和压迫。今天的盐工被国家列入了特殊工种，盐工的身体健康也得到关注，退休年龄也比一般行业要早。

采访的当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群退了休的老盐工们正在休息室里聊家常，毛大姐看我关注盐场的情况，便向我推荐了杨师傅做访谈对象。杨师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盐工，在榆亚盐场工作了34年，由于盐场停工，用他的话来说，现在的他也只能“守好这里，不让外来人占用”。不制盐的日子里，他主要管理小区的卫生。我问他“干了这么多年盐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身型壮硕、皮肤黝黑的杨师傅笑了一下，挠挠头说：“我们也是二代，不过是盐二代，这个二代真的太苦了，跟富二代相比差远了”。

只要聊起“盐工”这份工作，坐在休息室喝茶聊天的盐工们，不管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字——“苦”。

这是一份“靠天吃饭”的“苦差”。

首先是工作时间长，时常加班，休息时间不固定。天气好的时候，因为可以多产盐，盐工们就要加班加点地收盐、运盐。头顶烈日，在盐池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夜深了，盐工们还在忙碌着，因为夜里天气凉爽，他们可以把白天收不完的盐继续收完。天气不好的时候，盐工们要想方设法去保护盐田。

盐工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不分昼夜，不顾风雨，只要听到场里有人敲钟了，就会全员出动，因为抢盐的动作要求快、麻利，而作为盐场的主人翁，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苦几个月的劳动成果被雨水冲走。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二十几岁，有一天夜里下雨了，我们正在睡觉，年纪大的盐工用我们收盐的那种长长的盐耙敲窗户，喊我们起床。然后大家就冲出去了，拿着各种工具去‘抢盐’。以后的工作中，像这种半夜突然起床干活的情况很常见……我们工作了这么多年，真是一心一意为了盐啊。”毛大姐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感慨万分。

其次是盐田的劳作非常繁重，十分耗费体力。海水晒盐的制盐过程，要经过纳潮、制卤、结晶、收盐等工序。晒盐时，盐工们每天要去结晶池，用盐粑搅动卤水，以防结晶盐粘附在池底；收盐时，也是用原始的工具，一粑一粑地把结晶盐堆在一起，推到田埂上，然后装车运到仓库。为了连续生产，保证盐的产量与质量，有一位盐工说：制盐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按照顺序进行，“要想产好盐，不仅要天气好，还要盐工‘有技术’‘够勤劳’”。他说，制盐过程有盐工（组长）实时观察与监督，严格控制时间与浓度，“这是个技术活，要多下一点功夫，产出的盐才会好，偷懒肯定不行”。

杨师傅说，以前没有拖拉机运盐的时候，盐工们最早使用的是木板制成的独轮手推车，而一辆装满盐的独轮车约200斤重。即便后来有了现代化运输工具，遇到盐田路面狭窄的地段，拖拉机开不进去，还得靠纯人力运输。一旁的毛大姐补充道：“运盐的工作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真的太重了！记得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把独轮车从盐池推上了坡地，但因为体力不支，路面又窄，走着走着车就翻了，人也掉到了盐田里。”

盐工们继续说，那时候最辛苦的工作，除了抢盐、运盐与收盐外，还有人工碎盐。根据盐的大小不同，把盐分为粗盐、细盐、精盐三种。经过蒸发，结晶池结出的大颗粒腌制盐，人们称为“原盐”（粗盐），这种盐未经过任何加工，颗粒饱满，晶莹剔透。而“细盐”和“精盐”，在当年没有机械化工具的年代，全靠盐工们一点一点做出来：在盐池里把粗盐碾碎，不停地推啊碾啊，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因为干完了这道工序，马上又接着要干下一道工序了”。杨师傅伸出了手掌，“你看看，我现在不干活了，手掌的茧都扁下去咯，以前那茧啊是又厚又大又粗，那些老盐工的脚底的茧更厚。大家都顾不上喊累，满脑子里都是盐。”

　　发展与保护

近百年来，盐业成为三亚河口乃至整个崖州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三亚盐场一直是海南岛最大的盐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三亚市内很多地方都是盐田。但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三亚的古盐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对于这段“盐田产业史”或“盐文化史”，年迈的长者逐渐记忆模糊，而年轻的新生代几乎浑然不知。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寻找三亚市区古盐田踪迹”的过程中，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惊喜”——当年三亚种植的红树林，与三亚盐田有关系，可以作为三亚盐田的一种“可视化”印象。

据盐场负责人介绍，三亚城区内的很多红树林都是榆亚盐场的员工栽种的。盐场栽种的红树林以临春河为主线展开，大茅河上的红树林也是盐场职工栽种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树林”（临春河两岸和大茅河两岸有红树林的地方），以前就是榆亚盐场的盐田所在地。

所以，当你置身于三亚城区，想要寻觅或感受三亚盐田的踪迹时，不妨把“红树林”作为参照物：眼前的红树林，就是昔日曾经的三亚盐田，那一片片银白无垠的广袤盐田啊。通过这样的想象，可以拉近我们与历史，与古盐田的距离。

从盐田的变迁，我们也看到了三亚城市的变化，这座曾经的“盐田上的城市”，今天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心目中的“度假天堂”。美丽三亚，万象更新，“旅游”成为三亚的新优势产业之一，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尽管有人说，年轻的三亚缺乏“文化底蕴”，但如果我们挖掘与守护住像“三亚盐田”这样的老文化，“美丽三亚”一定会更“浪漫”，也更有“文化底蕴”。

几年前，一位“候鸟”发表的图文美篇，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这位热爱拍照的“候鸟”，用相机记录下了驷轩盐场的变化，通过这些图文，读者领略到了大茅河两岸的美好：一边是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象，白鹭在红树林的滋养下翩翩飞舞，另一边是广阔无垠的盐田景象和盐工忙碌的制盐画面，两者结合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同时，从这些图文中，我们也看到了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变化：盐田周围高楼林立，越来越多的房子建在了盐田上，工程车川流不息地往来，挖掘机持续不断地轰鸣；红树林里的白鹭，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在三次探寻“三亚盐史”的采访过程中，笔者也在不断思考着：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是一种趋势，有些“老文化”也注定会渐行渐远；但是，老文化又是城市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城市需要保留住“老文化”的底蕴。

现在来到三亚的国内外游客，大多爱慕三亚的“容颜”，鲜少有人知道她的“经历”与“故事”。比如，三十年前还拥有万亩盐田的“盐田上的城市”，今天又有几人能关注到呢？国际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在装扮自己美丽容貌的同时，也应该花些气力，挖掘与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特色文化，让美丽三亚更美丽，让浪漫天涯更浪漫。让三亚，真正成为一张内外兼备的海南自贸港靓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