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我的评职经历

五缘

文/五缘图/自拍美篇号/294341319 不尝世上醋与墨，哪知人间酸与苦。——题记 1986年，国家拨乱反正后，恢复了职称评审工作。因为我是本科文凭，又在省级刊物《四川教育》上发表了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县内外也多次举办讲座，与人合作编写多本教辅资料，主研市级“目标教学”课题研究，创编县《小学教研》刊物等，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单位（县教育教学研究室）遂推荐我为“小学高级教师”职务人选。我是小学部教研员中第一个被单位推荐的小学高级教师人选。材料送到县教育局，局长傅XX听过我的讲座，看过我发表的论文，大笔一挥：“同意报批小学高级教师职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焦急中等待“县职称改革办公室”的批复。第一批，没我；第二批，还是没我。我很着急，也很自信——单凭论文发表、参编教学资料、创刊教学杂志、主研重庆市科研课题等成绩，全县少有人能出其右！何况，县教育局局长也签署了“同意报批”的意见。 自从回城走上讲台，我职业之路一路顺畅。教学小有成果、文凭如期到手、转干调资评优评先、异地调动上升，没一次拉下。这职称评审，是靠本事凭成绩说话，我更是自信满满。首批二批没有，我相信是“酒醉后来人”的节奏！最后一批结果公布，我还是榜上无名！按照规定，落榜人的资料要退回申报人。我拿到一看，果然有“同意报批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局长傅XX的亲笔签名。 教育局小教科刘科长知道了我的情况，拿着我的材料，带着我径直找到“县教育局职称评定联络员”办公室谭XX，询问“怎么回事”？谭XX推了推鼻梁上啤酒瓶底般厚实的眼镜，说，第一文凭是小学，不符合条件。这不假。我没上过中学，知青回城走上讲台后直接考入重庆教育学院读大学函授本科。刘科长说，岂有此理！评职称要看“第一文凭”？他指着我接着说，他读过幼儿园，他的第一文凭不是“幼儿园”吗？这是谁的规定？哪一级的规定？局里传达评职文件时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条规定？谭XX蛮横地回答，我哪知道是谁规定的，上级吧。刘科长说，找出来看看。谭XX支吾着假意翻找了一下，瞪着鼓眼睛说，不知放哪儿去了。他站起身，口气和缓了些，对刘科长说，今后职称评审工作常态化，每两年一次。这次没评上，等两年嘛。还能说什么呢？明显是被这家伙黑整了！他直接把我的申报材料压下来，没有交给县“小学高级职称评审小组。这是组长马老师后来告诉我的。本来这之前，我们都知道，谭XX是农村造反派起家，1978年拨乱反正清理三种人时他榜上有名。属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和帮派思想严重、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不知他施展了什么法术，居然漏网过关了。领导以为清查警告过后，他会收敛整人的心术。没想到这次任“联络员”，狗改不了吃屎，他又开始整人。 我情绪低落，等待两年后的再一次评审。要说心里没气，那是假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拿着发表的论文、在《重庆日报》《妇女之友》发表的小文章和人物专访、参编的教辅资料复印件等资料，转身走进了县税务局局长办公室。其时税务局正招兵买马，在事业单位里广招税务人员充实队伍。局长看了我的材料，高兴地对我说，欢迎你来我们税务系统。我们全局现在只有两个专科生，你来了，我们也有本科大学生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我们这次主要是充实乡镇基层税务人员，全部下乡镇税务所。 我犹豫了。才从乡村学校回到县城不久，我知道农村的艰辛，这我倒不怕，再难也没有知青难呀！我害怕，是我的孩子才5岁，上幼儿园的三里多路，一直需要我接送。前不久我出差去了，他自个回家的路上，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在地，后脑勺磕出一条口子，血流不止，我也心痛不已，特别担心他磕傻磕呆。我走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我在学校干了这多年，真正喜欢上了教学教研工作，心里一直觉得，和学生们老师们在一起，才是最鲜活的生活，才是最有希望的工作！这是我解不开丢不下的心结。不两年吗？一晃就过去了。我继续在我喜欢的教学工作里努力。在课堂上和老师们交流教学经验，分享成功的喜悦；在主研的课题中思索总结更科学更可行更有效的方法和规律；在教研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在青年教师培养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也从一般学科教研员调整为科研部教研员，负责全区中小学的课题研究工作。可是这一等不是两年，而是足足等了7年，职称评审工作才又恢复。这期间，“期望——失望”始终伴随着我。这期间，教育局联络员已经换了人。谭XX在第一次评审工作结束后，就撤换了他，不久他患上癌症。真是老天有眼，善恶有报！ 这以后我又像87年前那段时间，诸事特别顺遂。县小学评审组全票通过我的小学高级教师申请。数年后“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放宽到小学序列，我又是区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直辖后改为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评上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小学序列教研员。到2012年，区内小学序列得到“研究员”职称（正高级）申报名额，我们单位又推荐了我。其时我已经59岁，快退休了，即使申报了也不定能批下来，就主动放弃了。 半身风雨半身伤，半世耕耘半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