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风长存

余人@北京

转眼从华农毕业就快三十年了，同学们筹划着今年举办一场聚会。在聚会之前有个预热活动，就是打开记忆的匣子，大家一起来回忆三十年来所经历的事情。

三十年时间，足够沉淀一些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放在一起，便构成了一段历史，里面肯定百味杂成、酸甜苦辣，写出来可以出一本图书。

我这篇文章的取材，就来自我与母校的一位著名教授杨新美先生，因为一本专著的出版而交往的故事。

一

现在的学弟学妹们，不知道是否还了解当时华农为数不多的国家二级教授之一的杨新美先生？为便于了解，我先引用一段《华中农业大学校报》曾在110校庆前夕刊载的介绍杨新美先生的一段文字：

杨新美教授是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对油菜菌核病寄主范围和生态特性的研究有重大贡献；在菌物生理生态学、遗传育种学及栽培学领域成就卓著。

1911年10月16日，杨新美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今南昌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幼年丧母，中学和小学都是在寄校中度过的。1931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1935年毕业后，杨新美便留校任助教。

1939年，抗日战火扩大，迫于战争局势的发展，浙江大学西迁，在广西宜山停留一年，随后迁至贵州遵义和湄潭。

当时教职员工的生活均较为艰苦，经济拮据。为了贴补家用，杨新美进行了绿豆芽的生产、甜酒的酿造及独山盐酸（一种腌菜）的腌制，通过向当地居民的学习和自己的潜心观察之后，杨新美获得了成功，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还对所学的植物学进行了补充。“我的植物病理和应用真菌两项正业，丝毫没有受到损害。”

1941年，他在贵州首先用孢子弹射法分离获得银耳纯菌种，用段木人工接种获得成功。这种方法比当时日本学者松甫勇采用过的银耳子实体碎片接种法及天然孢子接种法，能提高子实体产量5倍以上。这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8年夏天，杨新美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植物病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文凭（D.I.C.）。在英国留学期间，杨新美就开始了抗生素的研究工作。其博士论文“细菌对几种植物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被评选在英国《应用生物学年鉴》上发表。随后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杨新美此时主要从事油菜菌核病、棉花枯萎病、抗菌素方面的研究。

1950年底，杨新美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回国，成为新中国后归国的第一批博士。“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杨老师那个时候回来，确实是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杨新美的学生、退休教师周茂繁教授当时和老师亲自去迎接杨新美回国。杨新美被聘为武汉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学教授。

1951年暑期，杨新美带着周茂繁等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20余人前往河南鸡公山进行植物病虫害标本的采集。在采集的过程中，杨新美常常席地而坐，跟当地的农民交谈，了解具体情况。这样的病斑是什么病，采集回来后该如何确定，杨新美都一一的对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解。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成立华中农学院，杨新美转入我校任教。根据自己在国外的学习和研究，杨新美此时主要从事的是油菜菌核病、棉花枯萎病、抗菌素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阐明了油菜菌核病的寄主范围及生态特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参与研究的农用抗生素“878”应用于防治棉花炭疸病上，具有防病、保苗、壮苗的作用。对促进棉花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1979年后，杨新美便将主要精力集中与应用真菌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受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委托，杨新美主持香菇优良菌株的驯化及选育的研究。

同年5月份，他亲自率领中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到湖北省随县三里岗乡杨家棚村木瓜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以期找到合适的试验基地。经过对气候、林木资源、人文条件等的综合考虑和反复比较，杨新美教授最终定址木瓜园，作为全国第一个进行香菇良种选育及其新法栽培的基地。

1980年，杨新美教授带领朱蓝宝、吕作舟、陈立国、林芳灿、付四礼等人到恩施的咸丰、鹤峰，宜昌的长阳，五峰及神农架林区等地采集菌种。当年，杨新美教授已年近七十，仍然亲自带队，翻山越岭采集野生香菇、木耳菌种。

他白天跋山涉水的去采集菌种，晚上回到居住的旅店便进行菌种的分离。采集到菌种后必须得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房间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时候才能进行菌种的分离工作。“当时杨老师首先给我们示范，然后一直在旁指导我们进行菌种分离。” 杨新美教授的学生、我校退休教授吕作舟回忆到。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跋涉奔波之后，共采集到181个野生菌种。1980年3月上旬，接种工作在三里岗的木瓜园展开，按照杨新美教授的安排，吕作舟、林芳灿、付四礼等5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到木瓜园进行香菇段木栽培品种比较及新法栽培试验的接种工作。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山上的几间四面通风、屋顶透光的土坯房就是吕作舟等人的住宿点，做饭的炊具等都是当地外贸部门临时送来的。“当时没有电，就点煤油和蜡烛，木板上铺稻草就当床了。”

1984年，杨新美等成功进行人工栽培香菇217个品种，三里岗上万农民靠香菇致富的道路从此真正的走开来。他选育出适合我国大部分地区栽培的两个良种“7925”和“7917”在20多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受到好评。杨新美也被菇农尊称为“菇神”。

30年后，三里岗成了全国最大的香菇加工、出口基地，年交易香菇1.2万吨，交易额10亿元。 为此，“香菇之乡”的三里岗农民自发捐款，为带领他们致富的华中农业大学杨新美教授塑像。2008年12月9日，举行雕像落成典礼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食用菌同行及当地数万农民前来瞻仰，盛况空前。

二

在我和杨新美先生认识之前，我其实对他也不是十分了解。因为在北京的出版社工作的缘故，我和母校的很多老师因为出书的关系而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校老师大多比较清贫，手头科研经费也不多，因为缺乏经费，出书尤其是出版科技专著并不容易。

大概是1997年期间，我记得当时是时任华农副校长的邓秀新教授（注：我国著名柑橘学家、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2018年担任华中农业大学校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把杨新美先生出书的需求告诉我的，希望我能够帮忙促成这本书的出版。

杨新美先生想要出版的这本专著就是《植物生态病理学》，开始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杨先生已经87岁高龄！

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著述这样一本专著呢？从我与杨先生后来的交谈中得知，我国植物病理学的专著已有不少，但用生态学的观点来阐述植物病理学问题的却不多见，可以说，“植物生态病理学”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选题，但要将其著述成书更不容易，需要广博的生态学知识和系统的植物病理学知识。杨先生在晚年有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总结一生的经验写一本植物生态病理方面的书的愿望。谈起这个愿望，杨先生就激动不已，毕竟这对于开拓我国植物病理学研究的新局面、用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和植物病害作斗争，有着重要 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为保证本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将此选题上报给出版社，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并向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申请出版资助，很幸运的获得了批准，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经济上的重要支持。

三

1998 年 10 月的一天，年届九旬的杨新美先生千里迢迢从遥远的武汉来到金色的北京，他带来了《植物生态病理学》的初稿。

初见杨先生的时候，的确令我大吃一惊，虽然饱经沧桑，杨先生清癯的脸上却依然充满着青春活力，他的精神竟是如此矍铄, 思维竟是如此敏捷, 言谈竟是如此雄健，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对杨先生的 身体状况能否允许他完成本书艰巨的写作任务的最后一丝顾虑也因此一扫而空。

图1：时年88岁的杨新美先生

杨先生侃侃而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在话语中， 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祖国的热爱，对自己恩师的追思，对世界和中国植物病理学研究的关切。和杨先生的交谈如沐春风一般，我在感受着杨先生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学者风范的同时，更觉得身上担子越来越沉重：必须尽快和杨先生一道，将他大半生的宝贵学术思想和经验总结到《植物生态病理学》一书中去。

杨先生的初稿基本确定了本书的写作思想和框架，并附带了他积累的大量照片及相关文献资料，其中大多数是老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亲自拍摄和撰写的，尤其是各类植物的病害照片，可以说每一张照片的背后便有一段艰辛的试验过程，有些照片因年代久远已经发黄了，更能使人感觉到其沉甸甸的历史价值。

为了确保本书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具有观点的包容性、内容的延续性和学术水平的前瞻性，我和杨先生一道，又物色了几位在植物病理学界有影响的专家，最终确定了以杨先生为主编，华中农业大学植保系李国庆博士为副主编，著名蔬菜病害专家王就光教授、 油菜病害专家李丽丽研究员和棉花病害及植物检疫专家李祥教授为编委的编写委员会。

在杨先生初稿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编委会成员们分头行动，将各自的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国内外相关的最新资料和成熟经验补充到书中。在编写过程中碰到了许多问题，但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一一克服了。

比如在编写具体的病例时，既要介绍基础，又要与生态学密切结合，为了避免冗杂，编委会研究决定采用 “三段论法 ”。所谓三段，即在第一段，扼要地陈述该植物病害的基本属性，并在基本病害叙述中，为“生态”作用打下伏笔。第二段是中心主体部分，一方面从寄主植物的个体发病进行剖析，另一方面从病原和寄主双方的群体动态，把病害流行的动态与生态环境挂起钩来，从而阐明病原、寄主和发病条件三者间的三维性质。第三段落脚于对该病害的防治原则和具体措施 ，以此达成结论和经济的实际效应。

经过 5 个多月的紧张努力，完成了全部篇章的写作，最后由杨 先生和李国庆博士统稿定稿，形成了本书的第二稿。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请同行专家审稿，他们就书稿的科学性、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四

在社内三审中，又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考虑到我国的病虫疫情，特别是包括检疫对象柑橘溃疡病等在内的疫情在当时属保密内容，不宜过细描述，因而建议作者将相关内容作了删改。

在编辑加工时，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书稿进行了编排。

1.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每章的开头，提炼出一小段本章内容提要，使读者在阅读之前对本章就能够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2. 写作语言统一为书面中性语，避免出现带主观感情色彩的 语言，避免第一人称 “我”的出现。使语言表达更加符合专著的要求。

3. 版式设计追求简朴的风格 。在少用各种特殊字体的情况下，同样达到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的效果，比如内容提要用楷体字就与正文的宋体字区分开来了。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本书的版式看上去十分清爽、大方。

4. 由于本书为科技专著，因而在图片的选择上，有三个选择标准，依次是：科学性、高清晰度、艺术性。在保留植物固有的自然色彩病（害症状色彩必须不失真）的基础上，通过苹果电脑设计、剪裁、排版，使图版更加美观。

5. 作者的原稿中将所有照片做成几个图版集中到一起，后来 改为将黑白照片选出，插入文中图文混排，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使读者在阅读相应章节时能迅速找到相关的图片。同时依旧保留几个图版的彩色照片，以插页的形式，将其放在全书最后，这样既实用又节省了成本。

6. 重新编排了参考文献 。原稿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参考文献，其中有些文献重复，既浪费了版面，又起不了太大作用，后来，将各章参考文献合并后挪到正文的最后，显得更加简洁紧凑。

为了确保本书在文字上不出差错，本书的校对就达 7 次之多， 在校对中又发现并改正了一些由于作者笔误造成的问题。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对书稿的任何修改都是在和作者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个出版过程中往来信件就有几十封，电话、 传真更是不断，在这种坦诚信任、互相尊重的工作氛围中，作者愉快地接受了大部分修改意见，并增补了一些最新内容。这也说明，要出版一本优秀专著，编辑和作者的精诚合作是多么重要啊！

图2：杨先生写给我的信件之一

在书稿编校工作的收尾阶段，我们将书稿送给了时任我国农业部部长的陈耀邦同志过目，陈部长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为本书作序：

《植物生态病理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反映了我国植物病理学科水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作为生产技术问题，人类很早就和植物病害作斗争。但在有科学意义的侵染性病害研究中，人们曾长期局限于病原与寄主植物的关系上。诚然，在研究与生产实践中，人们不断加深了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开始对不同层次的生态影响问题进行探讨。但是，能够系统地从气象、气候及地理区域，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以及植物群体和个体关系三个层次的生态因素来系统论述植物生态病理学问题则是不多见的。

《植物生态病理学》阐明了上述三个层次生态因素对植物病害的侵染、定殖和繁殖、流行或抑制的机理，因此，这本书是一本为植物病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书，更是一本为植物病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提供理论基础的书。

写成《植物生态病理学》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项工作需要有广博的生态学知识和系统的植物病理学知识，还需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进行错综复杂的思考，才能讲清植物病害发生流行过程中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我的恩师杨新美一生从事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初他从英国留学归国,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思考和讲述植物病理学的问题。前几年，当他已过八十高龄的时候，曾和我读及他晚年的打算，准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总结一生的经验，写一本植物病理的书。对他的计划我是十分赞成的，我知道他能够完成这个重任。

《植物生态病理学》内容丰富。在四篇二十章的内容中，阐述了病原、病理及防治基础，列出了一批主要作物重要病害作病例，突出讲述了生态学原理及具体的关系。我虽然多年离开学术界而从事农业行政工作，但仍关心植物病理学本行的动态，看到这样一本充满新意的书，我是很高兴的。高兴之余，我愿表达一个愿望，希望农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植物保护工作的同行们能读到此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相信这本专著一定会成为我们和植物病害作斗争的一件重要的武器。

图3：时任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同志亲撰序言

本书的封面设计也很有特色，浅灰绿色调铺底，象征生态环境，在此色调衬托下，一片抽象的植物病叶覆盖了大半个画面，切中植物生态病理的主题，一行娟秀的书名的英译文贯穿封面封底，使整个设计完整统一、端庄典雅。

在本书的印制过程中，选择了当时最先进的海德堡 CP - 2000 对开印刷机印刷，印制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准。

可以说，本书能够达到较高的编校、设计、印制质量，除了责任 编辑所做的工作外，是和审稿、校对、装帧设计、印制人员的艰苦努 力分不开的，这也体现了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特征。

五

经过近两年的共同努力，本书于2000年10月正式出版问世，同年 11 月，本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与会人员既有植物病理学界的著名专家，又有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有关部委的领导，陈耀邦部长也专门发来了贺信。

图4：《植物生态病理学》成书照片

会上，大家对本书形成了一致的中肯的评价意见：

《植物生态病理学》从气象、气候及地理区域，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以及植物群体和个体关系三个层次生态因素，对植物病害的侵染、定殖和繁殖、流行或抑制的机理作了系统的阐述，是国内外植物生态病理学领域的一本比较系统的重要学术专著，对推动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比例恰当。在内容叙述中，着重对问题进行分析，并重视对原理的概括和提炼。对于植物生态学和植物病理学的专业词汇，注意采用通俗语言，引喻明义，可读性强，是一本为植物病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书，更是一本为植物病害检疫、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提供理论基础的书。该书各部分均突出或联系生态学的问题，构思新颖，理论严谨，反映了作者广博的生态学知识和系统的植物病理学知识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科学时报》等新闻媒体对本书的出版作了相应的书评、报道。在这些媒体的宣传推介下，本书的销售势头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深受广大农业院校师生欢迎，可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了统一。

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第十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进步奖评选中，《植物生态病理学》一书荣获三等奖，实至名归。

图5：“第十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获奖证书照片

通过这件往事，我深感一所学校师风代代相传的重要性！为什么我的母校人才辈出，至今还能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和严谨的学风，在教书育人和农业科研战线不断取得突出业绩？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毋庸多言，可以从大家回忆的点点滴滴中找到其中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