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峰尽（54-2）

法律与人生

【随笔】

那年我十六岁

——插队在康乐

王小玲

3收获

秋天，收麦季节，是农人们最忙，但心情最好的季节。麦浪起伏，社员们帮我们磨好镰刀，好胜的我们都绝不愿落后，暗地里同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竞争，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们赢不了，文瑛一天能割140捆，我能割130捆，社员们身后的麦捆密密匝匝，弯弯曲曲，我们身后的麦捆横七竖八，总之累得人气喘吁吁，汗水流进眼睛，磨得睁不开眼；汗水顺着鼻尖流下，脑门上的头发被粘在脸上，从不出汗的我尝到了汗水的苦涩，亲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一个社员说“王小玲，你妈妈看见你这个样子，会怎么想啊？”

麦子割了，暂时垛在地里，远远望去：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黄色的是小麦，绿色的是大豆，麦垛一个挨一个，很象童话故事里的小稻草人。

后来麦子拉到打麦场上，进入了碾场的环节。我们凌晨四点起床，就到打麦场上，把麦子摊开，牲口拉着碾子在场上转，连枷的噼噼啪啪声不绝于耳。我和文瑛手中的木叉搭着木叉，喊着“哎——上来了呀！哎——上来了呀！”的号子，将麦捆抛上麦垛。扔一天麦捆，不敢笑，笑时肚皮疼;我们打破了当地女人不上麦垛的习俗，同男子一样上麦垛，徒手抓住飞上来的麦捆，递给垛垛的“把式”，一天下来，胳膊上出现一道道痒痒的伤痕，这是麦芒扎的。社员们夸我俩“是一对儿穆桂英。”

冬天，下雪了，不用到饲养棚去打粪。从回乡知青黎明、鲁南那儿借来了《朝阳花》《迎春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有才板话》等，我们把大饼放在炕台边，拉开被子躺着看书，饿了就吃些大饼。屋子里太冷，我们不愿下地做饭，桌子上结着冰，刷牙缸在桌子上滑来滑去。看书看累了，就轮流大声朗读；朗读累了，就睡觉。看书看到精彩处，点着煤油灯看，头发让油灯烧掉了，还浑然不知。灯油烧干了，就打开四只手电筒，让灯光对着镜子，产生反射，增加亮度。

八松庄距离康乐县五十里，在马巴车站附近，是公社驻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住着大约四十户人家，分属于八小队和九小队，他们对我们下乡知青是友好的，有时给我们送来他们自种的洋芋、盐根。我们初进庄时，家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很好客，烙的“花炕子”又大又好吃；1970年8月，我被靖远煤矿招收当工人时，庄上家家又请我吃饭，八小队的全轮到了，紧接着又是九小队的社员请客，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买了40张毛主席像，挨家赠送，右边写着贫下中农们留念，左边写着下乡插队知青王小玲。

我永远记得自己生病时，九队安队长的母亲用大铁勺在火盆上为我炒鸡蛋的情景——她的儿子七岁左右，长得机灵又秀气，我们叫他“秀才”，“秀才”闹着要吃炒鸡蛋，安大娘不让儿子吃，她说我们是出门人，我们不容易。有一次，我胳膊上长了一块鸡蛋大的扁平风疹，奇痒无比，麻利能干的李春兰让我坐在她家热炕上，盖上乡下人的棉被，端来一碗姜片红糖水，疼爱地看着我喝下去。还有一次，我空腹吃了一肚子“豌豆梗（煮的嫩大豆）”，因胃里不适，竟昏了过去，同学们将我搀回寒冷的屋子，我穿着小棉衣、大棉衣盖上棉被，半天才苏醒过来，两脚冻得冰凉，我捂着棉被悄悄地哭泣，大队书记带着队上的干部来看我，我感动极了。

我也清晰地记得我们帮助村里的小媳妇们写家信的情景。他们的丈夫在外地当工人，长年累月不回家，我们为她们写家信，一般是她们说，我们写，有些羞涩的新媳妇，心里有话说不出口，只好由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女孩子搬用一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词句应景。

4回望上马石

我们的院子很破旧，院里有两间房子。大房子三个男生住，小房子我们和九队的两个女生住。院墙不怎么高，有几处破损。为了少走弯路，我们经常从院子墙上的豁口处翻墙出去。我们把裤脚挽得高高，裤腰上别着镰刀，像体育课上跳山羊一样从墙上一跃而过。在墻的豁口不远处有一块近半米高的石头。

五十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早晨，有三个风华正茂的男知青在这里骑马上苏集，苏集离我们庄有二十里，每十天有一集，可以买到肉。因为马太高大，他们就踩着这块石头上马，被我们称为“上马石”。记得他们雄赳赳地骑在马上赶集。当时有了尼龙袜子，我们托他们带一双，袜子带回来了，灰底绿格，十分素雅。40年后，我们重返康乐，可惜此三人中已有两人去世，石头依旧，人却阴阳两隔了，悲哉！人生！

这三个男生是刘书成，还有已经去世的王华黎和吴洋。他们都是我母校西北师大附中高二的学生。刘书成与我们在一个集体户，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他总是笑嘻嘻的，是一个极好的人。对我们四个女生很宽厚，总说我们年龄小，要让着我们。插队生活苦，主食经常是面条和青稞面馍，平日没有新鲜蔬菜，更没有水果。没有油、酱油、醋、碱面（做馍用的是灰水）经常吃的菜是洋芋，炒洋芋时撒些大粒子盐块，放些水连煮带炒，吃饱就行。刘书成平日为我们挑水、打柴、磨面。插队的第二年，刘书成在我们院子里栽上了莲花菜苗，种上了葱，葱细得像头发丝一样，后来莲花菜长得很大，我们丰收了，社员们都很羡慕。刘书成是小教，后来就到白银了。1977年高考后，我与刘书成又在西北师大中文系相遇，我们又成了同班同学。王华黎和吴洋在十一小队，离我们集体户很近。1970年招工，他俩和我都去了靖远煤矿。

2008年11月26日，我们当年插队的270人中有62位同学在四十年后重返康乐，得到县委、县政府的盛情款待。在当年妇女队长家的像框里，我见到了自己16岁的稚气的照片，见到了许多乡亲，有许多人已经去世，他们说我们是最好的一批知青。

我们走时，乡亲们到车边给我们送行。有送鸡蛋的，有送清油的，有送 “花炕子”的，她们沧桑的眼中泪花闪烁，爱动感情的文瑛和我都落泪了，乡亲们让我们四月来看康乐花儿会。我们洒泪而别，带着四十年来的知青情结，带着第二故乡人民的深情，带着对人生短促的进一步体验，离开了这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我一口气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为我的插队，为我的青春，为我应该上高中的黄金岁月。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使我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不知什么是困难。“年轻时多吃一点儿苦，对一辈子有好处”，这是我插队落泪时，我九叔告诉我的话。磨难、挫折养育了我善感的胸襟，坚强的斗志，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体验了粮食的不易和人间的真情。回忆过去，我感慨万分，愿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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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玲2024年10月15日于兰州。写于2018年4月20日，首发于2022年9月25日《新三届》公众号。

作者

王小玲，1952年出生于甘肃静宁。1968年插队在康乐，后招工当煤矿电工、纺纱女工。1977年考入西北师大中文系。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