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峰尽（54-1）

法律与人生

【随笔】

那年我十六岁

——插队在康乐

王小玲

1968年11月26日，驴车拉着我们四个女生的行李，在晌午（午饭）时分，拐进了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的八松庄。车边跟着一群鼻涕娃，兴奋地喊着：洋学生来了！洋学生来了！村子里弥漫着一股炊烟的气味，驴蹄子踏在雪后泥泞的小道上，泥水四溅。

驴车停在一个破院落的门前，无院门，有门框。院墙年久失修，有几处豁口（后来才知道房东是个要饭的）。院门旁站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年轻人多，大家帮我们把行李搬进了新家。我们背靠背坐在行李上环顾四周：墻是黄土色的，地疙疙瘩瘩不平，正中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屋子西面盘着一个仅能睡两人的土炕，炕才烧上，炕缝里正不停地冒着刺鼻的烟。东边的墙上遗留着雨水冲刷过的条条痕迹，墙的高处安着一个小方窗户，给这个阴冷的小屋透进来一缕光线。有灶台，但只垒了一半。一想到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渺茫前景，我们四人不知是谁先带头哭起来，大家都哭了，哭得很伤心。

九队队长安生尧从队里的粮仓拿来了几块板子，铺在炕上，弥补炕太小的不足睡下。四个人的褥子铺在仅能睡两人的炕上，挤着能睡四人。一切基本停当，才感到又累又渴。看着那盘了一半的灶台，又犯难了，大家急中生智，在院子里找了两根粗柴棒支在灶台上，锅往上一放，勉强凑合，可惜没有锅盖。到社员家借了扁担和木桶，四个人围在井台边轮流试着打水——木桶似乎欺生，浮在水面上不肯下去。旁边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接过井绳，前后轻轻一晃，水桶钻入水中。四个人轮换着挑水回家，我蹲在灶边烟熏火燎地烧水，当四个人端上一碗飘满草木灰的异乡水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1第一天劳动

清晨，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带着崭新的白手套，跟着妇女队长去上工。打粪场上，黑色的粪堆周围站着一圈手拿“泡骨都”（木榔头）的农家妇女，有说有笑的妇女们停下手中的活，好奇地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们，妇女队长说：“给我们队里分了两个女学生，以后和大家一起干”，她们亲热地围过来，问长问短，尤其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更是乐意和学生们接近，人们的热情，使我们两个远离家乡的女孩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们接过社员们手中的“泡骨都”起劲地干起来，不在乎难闻的气味儿，背着粪背篼从阴暗的马圈中背出马粪，晾晒在场上。

休息了，大姑娘小媳妇们坐在槐树底下做起针线来，有的缝鞋帮，有的纳鞋底。从小没干过体力活的我们，此刻腰酸腿疼了，手上起了五个水泡。但我们对农村的一切都好奇，当我们看到打粪场后有两个人在铡草时，立刻走了过去。铡草的人是桑大哥，五十岁左右，四方脸，络腮胡子，往刀口送草的人三十岁左右，“让我们铡一下好吗？”文瑛问。“能成！能成！”桑大哥一叠声地回答。他是队上的饲养员，铡草是他的包工活。于是文瑛蹲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往铡刀口送草，我紧握铡刀把一起一落，金黄色的麦秸一会儿就堆了一堆。

“上工了！”两袋烟的工夫，妇女队长招呼社员们继续干活，我和文瑛铡草的兴味正浓，我们以为只要干活就是为队里干活。“快来呀，不来不给你们记工分！”那个整天笑嘻嘻的新媳妇尚丁英喊我们。“不记就不记，我们不要工分！”工分对当年的社员来说是命根，可我们却傻傻地不要工分。“不要工分，你们靠啥吃饭？”大脸盘的胖媳妇侯菊芳笑着喊，这句话管用，我们回到打粪的场地。后来队里给我和文瑛评了八分工，与当地妇女同工同酬。当时我队一个工分四角钱，干一天记十成工，我们一天可挣到三角二分钱。有的小队只给女知青记六分半工，与孩童们同工同酬，她们的心情糟透了，到我们集体户来，晚上六个人挤在仅能睡两人的炕上。

第二天，手上的水泡破了，疼痛钻心。在后来的日子里，泡生泡灭，最后成了坚强的茧子。有一天，我校插友，高三的李兰路过我们集体户，大家谈起以后的命运。我问李兰：“你说，我们要插一辈子队吗？””不会一辈子，你看，最高指示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从很有必要几个字分析，是要我们锻炼锻炼的，肯定不会一辈子！”我们不会在农村一辈子的，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信念，我们每个人都在好好表现，盼望着有一天被抽到什么工厂去当工人。

2种地

社员家自留地的麦子已长得有一尺高了，我与文瑛的自留地还没种呢。队里给我们分了两分地，在当尕嘴的山坡上，当地的习惯是先施肥，后种麦。不管怎么说，总不能让地闲着。我们两个弱女子驾起牛车往地里送粪。文瑛力气大，她拉架子车掌辕，我牵牛鼻子，我们艰难地拉着一架子车牛粪上山坡，由于没经验，弯转得太快，在拐弯的地方，车翻了，一架子车牛粪翻倒在下一层别人家的梯田里，麦叶青青，迎风摆动，似乎在欢迎我们为它们施头遍肥，此时的文瑛跪倒在下一层的梯田里，她迅捷地跳起身来，捶着我的背，骂我太笨。我懊恼至极，因为我觉得不对劲时，牛这畜生的牛劲儿真不可低估，我怎么也拉不到应该去的地方。此事在本队社员的口中传为笑谈，而我却不愿与任何人谈起此事。

为了迎接春播，我们打算储备春播时的干粮。发了一小缸面，请队长的女人@帮我们烙“花炕子”。这是一种很大的饼，直径约一尺五，重约1斤。当地人用一种专用的弯曲的金属花夹子在饼上夹出各种好看的图案。烙了十几个了，大家一时兴起，于是在饼中央夹出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洲、娥、瑛、玲”四个字样。把几十张饼放在木箱子里，春播时不愁干粮了。饼子在箱子里放久了，长了绿毛，我们不想吃。不想吃也得吃——用菜刀削去两面的绿毛，切成块，在锅中炒着吃，煮着吃。至今想起这春播时的“花炕子”，口中仍有那可怕的馊味。

康乐的麦子地里，有一种与麦子很相像的燕麦草，这种草生命力顽强，繁殖力极强，即使牲口吃了，粪中仍有燕麦的种子，施肥到地中，燕麦会铺天盖地地长起来，农民们要在地里拔燕麦，一直拔到麦子成熟。若时间够用，一块地要拔三遍。起初我们不认识燕麦，会将长得很好的麦子连根拔起、扔掉。现在想起来，农民会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拔草要一直蹲在地里，细心地辨别，社员们排成一行，向前挺近。社员们讲究拔草蹲的行行（hanghang）要窄，最忌讳将麦子压倒。起初，我們蹲的技术不高，后来社员们夸我们钻的行行象猫钻的一样。

拔草的日子很漫长，蹲在地里一直等太阳下山，仰起头盼太阳走得快些，草帽落在地上，太阳却像钉在天上，啥时才能下工啊？最希望有雷雨的日子，经常盼当尕嘴的山上“云带帽”（云层聚集，这是必定下雨的征兆），每当这时，便只等孟二队长说一声“回”！便麻利地提起队上的马蹄表，撒腿直奔庄上，还没到家，雨点子已噼噼啪啪地下起来了。回到家中，拉开被子，真想大睡一觉，却又听到孟二队长大叫“走嗷哎”……只好又穿上外衣，向地里走去，拔草拔得手总是绿的，用刷子刷也刷不掉；脸是红的，那是山风的功劳。

因身体不适，没去上工，集体户中只有我一个人。我擀好面条，转身去烧水，老鼠偷偷地溜出来，悄无声息地吃掉一块面，啃噬的面条边缘象锯齿，至今想起来，又恨又怕。它的眼睛贼溜溜地望着我，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我很生气，拿起棍子向老鼠捣去，它闻风而逃。我转身又去烧水。老鼠又悄悄溜出来，我大喝一声，再次把它赶走。我边烧水边回头看老鼠的动静，它又来了！只见它钻在我们的尖底小锅里，象摇摇船一样在锅里晃动，这该死的脏东西！我拿起棍子冲着它使劲戳去，一边又急又气又怕地骂道：“把你还能得很！”一棍子下去，旁边的纸箱子被戳了一个大洞，老鼠已不知去向。文瑛等人回来，我讲述与老鼠周旋的经过。多少年过去了，她们总会戏说我与老鼠抢面条的往事。

当时老鼠太多了，我们回兰州时，面柜存放在九队队长家，回到庄上，抬着面柜回集体户，柜中飞出一只惊惶的老鼠，让人恶心透顶。恶心归恶心，面还得吃。至今还记得我的同学擀面时提起宽面条对着阳光找老鼠屎的样子。

也许你会说，老鼠这么多，怎么不养只猫呢？别提猫了，猫也曾祸害过我们。我们没什么灶具和餐具，仅有一个和面的花搪瓷盆，平时的剩饭就盛在盆里，没盖子。有一天下工时，刚推开双扇的房门，一只黑猫从门下夺路而逃，吓了我们一跳。进门一看，剩饭被猫舔吃了一半。又一日下工，门刚打开，又是那只黑猫窜上几米高的东墙，从木格条框窗户中飞檐走壁地逃走，这种坏东西，谁喜欢养它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