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中未必有颜如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八月份我们荐读的书目是:《宋词鉴赏词典》。</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美感与魅力，让后世为之倾倒，其音韵之美，意象之魅，情感之真与社会生活之融，让我们通过阅读宋词来了解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以及历史变迁。无论苏轼的“大江东去”还是柳永的“晓风残月”，都会在某一刻慰藉心灵。</p><p class="ql-block"> 都说豪放是气，婉约是情，那么，让我们八月开启宋词之旅，本月由陈二虎为你领读有关宋词的话题，共同探讨宋词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部分：时代背景。 宋朝是一个崇文抑武，优渥文士，实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制度。科考制度的完善，门阀观念的消亡，也为广大的下层知识分子跃登龙门、身列仕版打开了方便之门。宋朝又是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封建王朝。为防止文官专权，采取了一系列的钳制措施，如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严格限制地方官府的权力，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等等，有力地加强了君权，迫使文人士大夫必须依附于国家起权，在忠君报国的理念下实现自我的角色价值。</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宋史》中称欧阳修“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鹜，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这分明是一个“蓄德而能文章者”，然读其词，也有“无愧唐人《花间集》”，冶艳处不让浪子词人柳永。那么，体现在欧阳修身上的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倾向为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呢？</p><p class="ql-block"> 我觉得，在封建宗法伦理社会里，人，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人，是一个由双重矛盾人格结合而成的统一体;一个是社会理性的自我，一个是自然天性的自我。前者要求主体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而后者则力图满足主体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需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二者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情与理的冲突。</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宋代的文化相当发达，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身进士，具有极高文化修养，也就注定追求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比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滕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清代王士禛叹曰:“丽竖燃椽烛，远山磨隃麋，此老一生享用，令人妒煞。”</p><p class="ql-block"> 在宋代，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享乐意识浓厚。因之，情与理的冲突与碰撞，无时不在灼痛着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灵，那汹涌鼓荡的情欲之流不断地冲击着理性的大堤。如何泄导这股情欲之流呢？就文学表现而言，传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显然不适合表现儿女私情一类的内容，而素有“隐私文学”之称的“艳科”曲子词，在表现文人士大夫们的隐蔽情感方面却专擅胜场，成了泄导情欲之流的一条主渠道——“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第二部分：时代背景下的词人心态。</p><p class="ql-block"> 在宋代，一方面是道学流行旦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二者的相互作用，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严重。《道山清话》中晏殊的一段风流佳话:</p><p class="ql-block">晏元献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得一侍，公甚属意。每张来，令侍儿歌子野词。其后王夫人浸不容，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词令营妓歌之，末句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复取前所出侍儿，夫人亦不得谁何也！</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鲁迅先生曾说:“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p><p class="ql-block"> 宋朝灭亡是否归咎于宋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可以不论，但宋代思想钳制之重、人性压抑之深，理学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p><p class="ql-block"> 宋代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只是在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才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但是，作为民间意识形态，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并规范着宋代文人士大夫们的思想和言行。宋代著名理学家的学术活动几乎贯穿两宋始末。即以宋词的发展来看，其演进轨迹就与宋代理学在若干时间段上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步调。</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宋代，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享乐意识浓厚。因之，情与理的冲突与碰撞，无时不在灼痛着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灵，那汹涌鼓荡的情欲之流不断地冲击着理性的大堤。如何泄导这股情欲之流呢？就文学表现而言，传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显然不适合表现儿女私情一类的内容，而素有“隐私文学”之称的“艳科”曲子词，在表现文人士大夫们的隐蔽情感方面却专擅胜场，成了泄导情欲之流的一条主渠道——“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p><p class="ql-block"> 宋代都市商业活动的一大特点，不禁夜市。宋以前，我国城市实行宵禁，暮鼓响后，居民不许外出，作为商业性都市生活主要内容的夜生活因此受到限制。到了宋代，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商业的日趋繁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的生活需要，夜市大大发展起来。</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南渡之初，兵荒马乱，二程门人杨时等人教授东南。到南宋中期，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各立门户，理学呈现鼎盛之势。词坛上，经过短暂的呼号与忧心的伤吟之后，辛弃疾、姜夔两大词人几乎同时崛起，出现了宋词创作的又一个高潮。宋末，真德秀、魏了翁等接续道统，巩固程朱之学以规范士人;词坛上，吴文英、张炎等不仅在创作上堪为后劲，而且总结填词经验以传真家法。</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理学家以为“作文害道”，“作诗用功甚妨事”，“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这就体现了情与理的冲突，词人往往很尴尬。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哲学，强调自我反省。是宋代轻外重内、轻事功重道德，轻功利重精神的极端化表现。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也就是所谓“致中和”、“尊德性”，《大学》中所言的“明明德”。程朱认为，凡是符合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的意识和行为，皆可谓之天理。否则，一切违背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的意识与行为，皆属于人欲，即“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p><p class="ql-block"> 天理与人欲截然相悖，互为水火……理学，越讲越觉得越要说说，但这是深刻的命题，可以说，理学思想影响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宋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宋代有一个著名的诗学命题，即“吟咏性情之正”，是由朱熹在其《诗集传序》中提出的。何谓“吟咏性情之正”？南宋著名诗学家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一段话可作注脚。</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第三部分：词体与词人。</p><p class="ql-block">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注重“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将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唐代，更是“文以贯道”，而到了宋代，人们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和研究日趋深入，特别是理学家，表现出更为浓厚的理论体系。周敦颐率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新命题，后经朱熹反复地理论阐述，逐渐成为宋代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源于民间的曲子词，歌词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即以现存敦煌曲子词而言，其中“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而“言闺情及花柳者，尚不及半。”（引号中文字，出自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序言》）</p><p class="ql-block">而一经文人染指，曲子词的表现题材便越来越狭窄，基本上成了花间樽前“聊佐清欢”的工具。到了宋代，由于传统诗文在“文以载道”思想的禁锢下，主要用于表现有关社会、政治等严肃的题材，文人士大夫那些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便只好借助很少受到伦理道德约束的曲子词来抒发。</p><p class="ql-block"> 这样，诗与词就有了明确分工:诗用于言志，词用于娱情。如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悱恻，曲尽人情，与其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误以为是伪作。这种诗词分工的格局，到了南宋略有转变。词既可娱情，也可言志，“儿女之情”和“英雄之气”可以并行不悖地成为词的表现题材。但总体而言，词以娱情的功能略占上风。</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由于诗词的表现功能有了分野，宋人“词为艳科”的词体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词为艳科”的观念，早在晚唐五代即已形成，后蜀词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说: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家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竟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p><p class="ql-block"> 欧阳炯以形象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他对词的体性特征、价值功能的看法，表明了与传统儒家诗论注重政治教化的文艺观念的背离。这一论点可以看作是词体的“独立宣言”。“独立”的结果，是把词引向了“艳科”之路。</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南宋晚期黄升在《花庵绝妙词选序》中说:“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可见，“词为艳科”的词体观念，一直规范、影响着宋代词人的创作与欣赏。</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四部分:文人的逍遥与随缘自适，期待你的慧眼真知，参与互动，共同探讨。</p><p class="ql-block"> “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之种种特点也”，重内轻外的国策，积弱的的国势，儒学精神向心性本体的深潜、内转，造就了宋人的这种心理特点。</p><p class="ql-block">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是内向、沉静的，思想是深微的，人生是精致的，极富艺术性。虽然文人冶游有点放浪外，适度的饮酒，以仕为隐的隐逸精神，旷达的谪居心态，超越性的参禅悟道都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闲适、精致的艺术人生体现。</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唐宋是我国古代歌妓制度的鼎盛时期，也是文人士大夫冶游的黄金时代。丁传靖在《宋人轶事汇编》中载:“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招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会午夜，台官论之。杨文公（杨亿）以告王文正（王旦），文正不答。退朝以红笺书小诗遗和文，且以不得与会为恨（我这先偷笑一下）。明日，真宗（宋真宗赵恒，本名赵德昌）出章疏，文正曰:‘臣尝知之，亦遗其诗，恨不得往也。太平无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释。”</p><p class="ql-block"> 《青泥莲花记》中载:“徽宗自政和后，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往来师师家。”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中说宋徽宗每次去李师师家，赏赐颇丰，“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皇帝此举，当然很不光彩，而一些知道底的人却将此事抖了出来，由是得罪。李师师旧婿武功郎贾奕，写了一首《南乡子》:“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似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怜。 一夜说盟言，满掬深檀喷瑞烟。报道早朝归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贾奕因这首词被贬琼州。</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五部分:词人的隐逸。隐逸文化，以返璞归真、内心平和为追求目的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静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惬意自在，超脱尘世物累。</p><p class="ql-block">“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p><p class="ql-block"> 隐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以此来表达避世遁隐的愿望，在自然山水的滋润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超逸的生活方式。</p><p class="ql-block"> 最著名的是魏晋时的“竹林七贤”:王戎、山涛、嵇康、阮籍、向秀、刘伶和阮咸。</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隐逸，大约归两类，一是“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安贫乐道，逍遥于山林之中;一是走“终南捷径”，隐居得名后，赢得朝廷征召，再出来做官。但实实际上，能坚持“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真隐士越来越少，而“足崖壑而志城阙”，竞走于“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越来越多。</p><p class="ql-block"> 宋代的隐，既有高蹈出尘的“真隐”，如陈抟、林逋;也有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如种放;而更多的是亦官亦隐的“吏隐”，如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吏隐”也是宋时文人普遍青睐的方式。宽松的政治环境与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满足文人士子世俗人生的各种功利性，享受性需求，而严重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则钳制甚至扼杀了他们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若想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则只能脱离官场，归园田居。但没有了官家俸禄，也就意味着隐居生活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和物质保障，有可能陷入衣食无着的窘境。</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作者简历:陈二虎，笔名红叶，蒙古族，赤峰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开原市历史研究学会顾问。</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