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子河感怀

红孩儿

　　1971年的初秋，在大通县境内的宁张公路上，一辆东方红拖拉机突突地使劲向着后子河公社方向奔驰着。父亲把弟弟揽在怀里，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和姐姐，我们一家五口相拥坐在装满全部家当的敞篷车斗里，眼望着前方。 全然顾不得凉风吹乱我们的头发、吹透我们的衣裳。

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一家人，终于离开了那个居住了5年，让我们噩梦萦绕、遍体鳞伤的新城公社。我们对目的地——我们的新家，充满了向往和好奇。实在无法按捺住奔向“解放区”的激动心情。

　　文革时期，新城公社最大的走资派——我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一纸调令将父亲调到后子河公社任书记。母亲也随着调到后子河供销社工作。

　　后子河公社地处川水地区，是大通县占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回汉混居、甘肃移民和当地人混居的公社。存在的问题自然很多。和我们小孩子不同，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感到了肩上胆子的分量。

后子河公社大院坐落在一个半坡上，公社大门左右两侧挂着两块醒目的大牌子，分别是“大通县后子河公社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大通县后子河公社党委会”。公社院子好大啊！前院里有个篮球场，四周分别是大礼堂、办公室、信用社、广播站。穿过走廊就到了后院，后院中心是一个用灰砖灰瓦砌成的圆形小花园。四周则是干部宿舍和食堂。最让我们感到新奇的是，明亮的天空下，古色古香的红墙红瓦鲜艳而厚重。花园里的丁香花、牡丹花等各种艳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尤其是遇到的都是张张友善的笑脸和殷勤的态度。

　　公社分给我们里外套间的一套大房子，配给了床、三屉桌、靠背椅、一套蓝色条绒布面的单人沙发和茶几......我们姐弟仨人对沙发特好奇，抢着、轮换着仰坐在上面，感受着那份从未有过的舒坦。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有个“沙发”这么奇怪的名字，不好记又不知道啥意思。我们借着“沙发”的音，琢磨着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乏椅”，意思是躺在上面能解乏的椅子，叫着也顺口。父亲夸我们这个名字起得好。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全家都管它叫“乏椅”。谁乏了谁坐。

　　公社后院里有一口水井，打出来的水甘甜、清澈。再也不用像在新城公社时，拉着水车，去黄渠取那浑浊的水了。我们特别开心。不用家长提醒，我每天都主动从井里打水，把家里的小缸注满。公社的干部们看到我小小年龄在井口打水都会来帮忙。还反复提醒注意安全。我家有个木制的大洗衣盆，我和姐姐把它搬放在院子里，灌满水在太阳底下美美晒上半天。然后把一家人的脏衣服在这清澈、温暖的水中洗得干干净净。

　　干部宿舍后面是一大片菜地，种着白菜、萝卜、韭菜、洋芋、辣椒、西红柿......公社食堂的管理员常摘一些菜送给我们。 我家也分到了一块菜地，我和姐姐帮着父母翻地、除草、浇水。然后眼巴巴地等着菜发芽长大。刚开始，我们只种了一些白菜萝卜之类的粗菜。后来，母亲买来了西红柿、辣椒、茄子的小苗，我们一起搭架子、浇水，精心呵护着嫩嫩的小苗。我最感兴趣的是西红柿，天天去地里看，盼着结出的西红柿长大、变红。实在等不及，我就悄悄摘了一个绿色的果吃了，那种酸涩的味道难以形容，当即就吐了出来。从此再也不敢吃绿色西红柿了。

　　公社食堂的大师傅姓郭，他淳朴善良、待人和气，大家都夸他做的饭好吃。我们一家也常买了饭票去食堂吃饭。郭师傅生怕我们吃不饱，给我们姐弟三人的碗总是盛得满满的。

一次，我和姐姐问他：“郭叔叔你这么会做饭，是不是上过厨师学校？”“我是大学毕业”“什么大学啊？”他苦涩地笑了笑说到：“社会大学毕业”。我和姐姐面面相觑。

刚到后子河公社时，公社的干部们都没有带家属，诺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姐弟三人，无聊的时候，时常也干些上房揭瓦的事。一天，父母亲把我们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在新城时，你们是走资派的孩子，别人看不起咱、欺负咱。现在好了，你们也长大了，一定要争口气”。

父亲把就要读初二的姐姐送到师资力量最强的大通二中住校，把该上六年级的我和上三年级的弟弟，送进了和公社大院就一墙之隔的后子河小学就读。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友好。我们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我的同桌是一个梳着两个小辫、性格温顺的小姑娘。她叫石如梅，家住在公社对面的东村大队。她们是甘肃移民，从来都是细声慢语地说着一口甘肃话。早上到校时，她总是把一个香喷喷的烤洋芋塞给我。一天放学后，我邀请她去公社大院玩，到了公社门口她犹豫了，“我不能玩，要去拔猪草”。我不舍地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公社门前的那一片麦田之中。

牢记着父母“争口气”的嘱托，我们姐弟三人学习都很努力。不是被评为“三好学生”就是当选为班干部。

　　那几年，国家大力提倡发展养猪事业。父亲说，咱们家也养一头猪，一是解决吃肉问题，猪粪也可以作肥料种菜。随后就在后院菜地的角落里搭起了猪舍。我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煮猪食。剁一些烂菜叶子放到盆子里，加入水和一些麸皮搅匀，放到火炉子上煮熟。再晾凉后倒到猪的食盆里。咚咚咚咚！不一会儿食盆就见底了。当小猪不够吃时，它会冲着你哼哼直叫。天气热时，弄一盆水給小猪端去，吸溜吸溜很快就喝完。看着憨态可掬的小猪，我拿了一个长棍子給猪挠痒痒。从此，每看到我拿一个棍子过来时，小猪马上就一骨碌翻到，懒懒地躺在地上，等着给它挠痒痒呢。人们都说“笨猪、笨猪”，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啊。

经过一年的喂养，小猪长成了一头大肥猪。腊月里，公社食堂的郭厨师和几个年轻力壮的干部帮着把猪杀了。在食堂的大锅里煮肉，满院子的肉味飘香。公社的干部和家属们在一起大口地吃肉、喝酒，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父亲性格豪爽，喜欢热闹。过年时，常邀请生产队的干部们来家做客。一般是从初一到初十都排满了客人。家里准备好肉、鱼、豆腐、海带、粉条和各种蔬菜。父亲写好菜单贴在厨房的墙上，我们帮着母亲一起准备成半成品，等客人一到，稍做加工，几个凉菜、热菜就可以上桌。大家猜拳喝酒，公社大院里好不热闹。

　　公社里有一群工作踏实认真、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父亲非常喜欢他们。他们也常出入我家。由于我们的年龄也相差不大，他们既是父亲的同事，也成了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弟弟小小年纪成天和年轻干部们称兄道弟，混迹于他们之中。每天吃饭都叫不回来，后来干脆和他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去了。

我的印象里，父亲在后子河公社工作的几年里，不是开会就是下乡，成天忙忙碌碌。那时，父亲好像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大队干部都是来家里商量工作。我常听到他们讨论的内容就是“要把粮食产量搞上去”。当时全国农村都在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有个口号叫要让粮食亩产“上纲要（亩产达400斤）、过黄河（亩产达600斤）、跨长江（亩产达800斤）”。

陈家庄大队和王家庄大队的平均粮食产量跨过长江，率先被评为省级农业学大寨先进生产队。随后的几年里，各队的产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终于，全公社的粮食产量过了黄河，养猪数量迅速增加。治河造田工作大面积开展。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各种纠纷逐渐解决。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后子河公社成了交公粮大户和猪肉收购大户。那年，整个公社被评为青海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当我在广播里听到：“青海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大通县后子河公社......”和父亲介绍学大寨先进经验的录音时，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们一家在后子河公社生活了整整5年。这是文革后期，一些错误被纠正，人们逐渐趋于理智和人性。大环境改变了，父亲的工作得心应手，母亲在供销社干得开心顺利。我们姐弟三人长大成人。文革造成的伤害也逐渐治愈。那几年是国家历史变革的时期，也是我们一家人命运改变的时期。

1976年，因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举家搬离了后子河公社。再后来，我们离开了大通县、离开了青海。日子越过越好。但在后子河生活的那些往事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时常浮现在眼前。

几十年来，多少次梦里回家，回家的路还是后子公社大院门前的那条弯曲的土路，梦中的家仍是那具有满满安全感的红墙红瓦，家里还摆放着那蓝色条绒布面的沙发，食堂郭师傅做的饭菜的味还在飘香......

后子河公社——我们曾经的家，那是我们一家人永远怀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