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九）《抗美援朝篇》成长的二十一军文工团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在21军文工团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

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志愿军代表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期间,祖国多在每年冬季组织各界人民代表赴朝慰问。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5月份起分3批陆续撤回祖国,故改在春季组团赴朝慰问。

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荣毅仁分团长,率部分团员于4月中旬来21军慰问。17日抵61师,受到彭思忠师长、刘建功政委和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文艺团体佳演连台

连同崔承喜舞蹈剧场,撤军前夕共有5个中、朝文艺团体先后来61 师慰问演出。

中国海军文工团,跟随祖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于4月17日抵达61师。他们在朝鲜演出任务很重,仍坚持为61师演出4场,让更多的同志看到演出。他们的精彩演出,每场都博得雷鸣般的掌声。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6月上旬来师演出。因为是最后一次为志愿军演出,演出时十分精心、充满激情，每场都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加演节目。一些思想性、战斗性较强的节目,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志愿军文工团和21军文工团,先后于6月下旬和7月中旬来61师演出。他们都因撤军后待定的归属问题(志愿军机构不存在，军部不设文工团),带着慰问与告别的双重心情各演3场。每次演出前,报幕员都流露出惜别的心情,观众多有同情。

自1958年4月中旬至同年7月中旬的80多天中,驻地朝鲜人民的多次联欢演出不计在内,仅上述5个正规的文艺团体,就在 61师演出 19场,平均不到5天就能观看一场演出,这在本师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当时有同志反映,“这是中、朝人民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殊荣！”

朝鲜人民军第1师团的接防同志,从7月初即住61师,马友里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负责交接工作,对他们朝夕相陪。7月23日，师团长和政治部长来61师,参加交接仪式。师团长说:我们在战场上团结一致,舍生取义,战胜敌人;这次交接中,又显示了兄弟之情,请同志们放心,今后我们一定百倍警惕,保卫胜利的果实!

7月25日中餐后,人民军1师团的同志说:“从今天晚餐起,61师机关的食、宿由一师团负责,我们应由客人变主人,最后招待一次志愿军。”刘建功政委难以拒绝,只好说:“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万分感激同志们了!”

最后一天,人民军反宾为主,生动地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给我们上了一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课。

按照志愿军首长的指示,我们21军组成了以炮兵司令员为团长、后勤部长为副团长的11人代表团前往朝鲜人民军三军团进行告别慰问。

朝鲜人民军新闻记者金亨灿、人民军驻21军联络站金站长也陪同前往。

我们带着军首长的委托和全军指战员的心意,于1958年6月27日上午从平安南道肃川火车站登上南去的列车,下午2点多到达朝鲜东海岸著名港口城市——元山。我们下车后分乘人民军三军团首长派来的3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顺利到达三军团军团部驻地。……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女战士

疾病、友情和我

陈碧瑜回忆：

身高一米六三的我，在金华八婺女中和杭州省立女中读书时，就是文艺骨干、篮球队长。1950年6月，从文干班调到军文工团演歌剧王秀鸾。那时，我混身是劲儿，一天演两场也不觉得累。195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突然大咯血，得了肺结核病，虽经住院治疗，但从此就像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了。

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恢复时期,部队的伙食标准很低,一日三餐之外我能享受到的营养品，就是每天几颗鱼肝油丸，我常感到有气无力，肺活量差，动不动就感冒咳嗽，咽喉疼痛嗓子发哑。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在文工团绝大多数同志都分配到师文工队去的时候，把我留在军部体工队，在队长李金庠同志的领导下，当了一名经常报告“三号下、五号上”的现场广播员。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在许多同志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赴朝参战的热情鼓舞下，我毫不犹豫地和整编充实后的军文工团一起雄赳赳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3年，初到朝鲜的那段日子，我和大家一样，在风雨交加中夜夜行军,在敌人炮火下一次次冲过封锁线,在荒山野岭宿营，在坑坑洼洼的土台子上排练，在蓬布遮住门窗用电石灯照明的简易礼堂里演出……这期间，我曾一边行军一边咳嗽，在第二天洗手帕时才知道夜间自己咳过血。这期间，我常感到头晕眼花站立不稳，走路时常会觉得像踩棉花两腿发软，欲东偏西。每逢这种情况，我总是安慰自己:熬一熬吧，也许睡上一觉，第二天就会好起来的。

1953年7月23日，停战了。大家都兴高采烈，连续地排练、演出，欢迎祖国慰问团，下部队辅导，慰问朝鲜人民军……似乎比停战前还要忙碌。有时演完节目，还接着搞联欢舞会、一直跳到东方红。在这种连续紧张的工作中，我终于支撑不住了，9月中旬的一天，又一次大吐血躺倒了。我连着发烧，病情一天天加重，当时缺医少药，没有像样的医院。团里决定，把我从自在洞那个山沟沟里送到伤病员医疗站。当我感到自己就要离开这个抚养我成长的集体时，我的心真像被人揪着似的疼痛!

停战不久的医疗站里，躺着大批男伤病员，女病员仅我一个。为了得到及时抢救、治疗，只有把我们尽快送回祖国。我病重无力梳头，把辫子胡乱塞在军帽里，在一站接一站的转运过程中，曾把我错误地当成了男病员。不幸的我，途中又患上虐疾，常常发烧到四十度以上，高烧了又使我的病情恶化，真是雪上加霜!到了安东时，我已处在昏迷不醒的状态。医务人员见我骨瘦如柴，心痛地给我包裹了三床棉被，特别小心地用担架把我抬进了安东志愿军总医院。

没多久，我从安东转到东北的边境城市勃利，后又转到河南汲县的康复医院。这期间，病情很不稳定，每逢开春和秋后就犯病，一吐血总在五百CC以上。经过这样反复折腾,不要说看到鲜血，那怕见到红颜色的东西，我就头皮发麻，混身起鸡皮疙瘩。由于失血过多，我贫血严重，脸色腊黄，经常手脚冰凉并整夜不能入眠。我痛苦、悲观、失望，不知道怎样坚持着活下去。我给林湘同志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诉说了这种心情。当时部队住在新高山，军首长姜林东政委向林湘打听我的身体情况，林湘把我的信给姜政委看了。自那以后，政委就经常主动过问我的病情，还多次让林湘到他的住处汇报我的近况。政委认为，应该让我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医院治疗，要想法转院。1956年初，林湘同志怀里揣着姜政委给长春军医大学一位领导同志的亲笔信，利用休假的机会，把我从河南汲县护送到长春，住进了第一军医大学。

经过会诊，才知我左肺的病灶靠近血管，犯病时血管容易破裂，只有做手术了。从今天医学进展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做的手术是比较落后的。可那时，连用几支链霉素都必须具备“二八、五、团”(二十八岁、五年党令、团级干部)才够条件。我别无选择，只好做左侧胸廓成形手术了。这手术必须在半个月内分两次完成，有一定危险。术前必须有亲人或单位领导签字。时间紧不能拖，文工团在朝鲜，母亲又远在浙江，去找谁呢?幸好，给我开刀的外科大夫曾是浙医大的医生，又是浙江人，他说“我们是老乡，就由我给你签字吧。”1956年11月22日我第二次被抬出手术室时，失去六根肋骨的我，已成一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了。

我一动也不能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想得很多很多:我忘不了，患病期间，团里卫生员给我及时送药打针:我忘不了李玉如、张圻、裘钢等同志到安东医院来看望我时的那一双双深情的眼睛;我忘不了，李嘉充分队长，趁出差长春之际到医院看望我，为了让我多增加些营养，特地买了大对虾等来慰问。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朝鲜自在洞的一个夜晚，全团同志都在离驻地很远的地方演出，我独自一人卧病在床，突然驻地响起枪声，团长陈三百闻讯，为了我的安全，即派陈志良等同志跑回驻地保护我的情景。当病魔缠身，生活变得严峻的时候，战友们的一颗颗爱心，都像一根根拐棍在支撑着我，战友们一次次的关怀，都像一支支强心剂注射在我的心上。

为了早日恢复健康，术后三天我咬着牙下床走路，十天试着小跑步，半个月学打乒乓球。我艰苦地锻炼着，盼望早日返回朝鲜。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57年1月底,我终于告别医院回到了文工团。我又听到了熟悉的歌声，我又看到了动人的舞蹈，我又登上了曾经以为再也不能重登的舞台。在我重新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同志们尽量地照顾我，凡是搬布景抬道具等重活，总是不让我干。由于重返工作岗位，心情舒畅，由于战友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身体渐渐康复，我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润。我又参加了说唱、快板、独幕剧等演出。我觉得自己又新生了。

1958年8月1日，军文工团随着大部队回国了。在向祖国人民的一次次汇报演出中，有一首长诗是由我和潘凡合演的。每当我朗诵到“祖国，您的儿女们胜利地回来了”的时候，我总是热泪盈眶,思绪万千,我觉得我是一个最最幸福的人。

1994年3月8日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女战士

迷        路

宋焰回忆：

1953年秋的一个夜晚，我和王少良同志去某团执行任务，大部份同志乘坐马车带着行李先走了，我和老王步行，因为团部离我们驻地不远，走着去吧!谁知这一走，就整整走了十二个小时。

王少良同志是我们组长，一米八的大个子，近三十岁了。他参军比我们早，大我十来岁，一直像个老大哥一样照顾着我们，和他一起走路，我心里踏实。

我们部队在西海岸，高山峻岭围绕着驻地。自1953年7月停战后，飞机大炮声虽已静寂，但夜间的特务活动还很猖狂。朝鲜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40多度，夜间则更冷。我们穿上棉衣，棉皮鞋，戴上皮帽子，吃过晚饭就出发了，

朝鲜的山山水水，美极了，像一页页彩色画报。可是人烟稀少，只在山脚下有少数几户人家，屋前屋后有天真的孩子玩耍，这还是停战后才有的和平景象。山坡上金达莱盛开着，老百姓喜欢用它来掺在玉米粉中做饼吃。山边小溪流淌着清泉，我们口干时常用它来解渴。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夜色笼罩着山区，前面出现高大的山影。我疑惑地问老主:“路走得对吗?”老王说:“大概是走这边。”我没出声，跟着他去。忽然，只见一个黑影，在眼前十来米外一闪而过，我下意识地紧握着五四式手枪，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前方。老王说:“是只野兔，好大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来到山道口，我又停下来，感觉得有点不对头，便又一次问老王:“要爬山，对吗?”“大概是对的，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走吧!”我悻悻地跟着他，因为我也不知道 怎么走才对。山路越走越高，左一个弯，右一个弯，山谷里一片漆黑，眼睛只能看三、五米远。晚上，夜静得叫人害怕，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脚步嚓嚓声，我们大步前进，心中一阵阵发毛，因为原来说团部很近，走不远就可以到达，怎么走到这个高山上来了?我心中暗暗着急，一定是迷路了!怎么办?是往回去?还是继续前进?我正在思考时，又只见左前方一颗信号弹亮光一闪上了天，紧接着右后方又是一个。老王说:“特务打信号联系了，特务就在附近。”我说:“快跑!”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老王在后边追我，边追边喊“小宋不要跑……”他上气不接下气对我说:“停战后特务打冷枪是很多的，前天部队首长作报告还强调，要我们提高警惕呢?”我心虚地道:“你不要吓人啊!”老王说:“现在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如此，但心里的恐惧並未消失，心想:今晚看来要麻烦了，怎么老也走不到呢?这时精力高度集中，耳朵、眼睛搜寻着四面八方的情况，就这样我们不知道又走了多长时间。

突然老王走到我身边轻声地说了声:“前面真有情况”。我马上又紧张起来，把枪紧紧握在手里，子弹也上了膛，两人背靠背地凝视着各自的前方，大气也不敢出，注视着前方的动静。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什么也没看到。又过了一会儿，我见四周没动静，便对老王说:“你眼睛花了吧!什么也没有啊!”这时，我忽然看到一条小路，路边有个牌子，上面有前头部队走过时留下的番号字迹，高兴地对老王说:“对了对了，应该从这儿去，”老王仔细地一看，也高兴地说:“这个迷路该结束了!”我说:“结束不结束还难说呢!”

这时东方已露乳白,大约凌晨四点,寒风吹得我直打寒战，从吃晚饭到现在已过了十一个小时，肚子也打机关枪了，但因事先谁也没想到会走那么多的路，又没带干粮，只好抗着了。走着走着天渐渐亮了起来，我看了表已经六点，看到前面有一个三叉路口，我们辨别了一下方向，才知道原来我们竟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沿着大路走，半小时，终于到达团部。先到的同志都围上来，俏皮地说:“我们还以为你们被特务的冷枪打中了呢?”我和老王 也呵呵地笑了。这场迷路，使我们白忙了一夜，但也可算是一场小小的考验

祖国慰问团在朝鲜慰问志愿军第二十一军

异国手足情

郭伟回忆：

那天是朝鲜人民军建军纪念日，我们志愿军六十二师文工队，跟着部队首长，人和演出物资整整几卡车，浩浩荡荡出发。在车上，我们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或是连唱带比划的朝鲜集体舞“嗡嗨呀、哈哈哈嗡嗨呀……”满车歌声，满车笑声，朝我们的友邻人民军驻地驶去，去进行庆贺和慰问演出。

未到人民军营地，人民军部队已经迎出营房门外老远，分两边排列，等看到我们后，锣鼓声、口号声、掌声、欢呼声……突然震天动地。最前面的几个士兵，头戴一种古时农民戴的中间能活动的、杆上贴着几条三四米长的白纸带的帽子，起劲跳着喜庆丰收的民间舞，连跳带动，把帽子上面的几条纸带，在身体周围转成几个大圆圈。有几个战士上来为首长和我们干部套花环。紧接着又上来许多人民军士兵。两人一组，见了我们，蜂涌而上，扶着就往人轿上架，成了“二人抬”。在上“二人抬”的同时，给了我们每人一束野花。同志们一手举花，一手同两边的主人握手。就这样前呼后拥的，送到了指定下塌的“宾馆”—一也就是他们临时给我们腾出来的营 房，他们想得很周到，从各个连队物色出来能讲中国话、能做中国菜、能包饺子的男女士兵来接待我们。

迎接仪式之后，大家喝水、洗脸、谈心，接着又进行另一个仪式一一宴会。

宴会在下午晚会演出之前进行，主人热情好客，个个满面笑容。主人致了简短的欢迎辞过后，大家就不拘小节，像自家人一样:“你的”“我的”“乌拉”“干杯”此起彼落，掌声、碰杯声、喊声、欢呼声不断……

在这种场合，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硬是场场老赢。为什么?因为我有两手:一手以水当酒—一赖;一手就是有几个能说会喝的女将为我保驾。对方主人老估计错了，总认为女同志嘛，喝不了多少，麻痹大意，往往容易上当。我们的女将，口齿玲俐、脑子灵活、措词很多，请这个干杯，给那个敬酒，左一敬，右一干，三碰四干，就把主人们给灌醉了!

可是有一次，仅仅只这一次,可把我给害苦了。那是在一个炮兵部队，司令官原来在我们东北二纵干过，这次是异国遇故知，死死把我拖住不放，撇开大伙，单独跟我两人对干。按常情应该是面对面坐，这一次他却别开生面，两人挨在一起，来个四十五度角对坐。他的中国话讲得相当好，喝酒的一套都懂，弄虚作假全不行了，这可难住了我这个“见酒醉”。他很豪爽，给自己喝大杯，让我喝小杯，还要来一个古今中外，找不到的礼节—一亲吻。喝几口酒，就要往我脸上亲一下，一嘴的酒味，一次一次的亲吻，直灌得我的脸比关公还红。

演出前有个惯例，我得代表首长致词。这下可糟了，几分醉意在身，第一个节目，第一次亮相，不注意就得出洋相!我想起了传说中某文艺团体有个干部的事，他在宴会之后有些醉了，上台讲话，刚讲完第一句:“尊敬的首长……”们字还没出口，他往前上了一步，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大家往台上一看，都奇怪了，怎么讲话的首长哪儿去啦?其实他是掉到乐池里面去了。

我又想起自己在一次讲话后落下了一个外号的事:那一次也是我带队去慰问人民军，人民军首长致欢迎词时，用朝鲜话说了这么一句:“以郭伟同志为首……”听起来极像中国话“萝卜头”。从此大家便都叫我“郭萝卜头”了。尤其是该死的刘建风，不管什么场合，或是将我向别人介绍，都叫我“郭萝卜头”。

越想越是害怕，加上酒醉心虚，终于怯场了，为了免得也闹出掉进乐池里的笑话，我只好临时请李处长代我讲话。

宴会后不久即是演出，这是慰问活动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名符其实的文化交流。

我们总把祖国最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舞、民族舞蹈、民歌等形式，用来表现国际主义英雄罗盛教、邱少云等内容。当然也有到朝鲜后，向朝鲜国立崔承喜艺术舞蹈团学来的《牧童与姑娘》;向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和其他艺术团体学来的女声重唱《洗衣歌》、《桔梗谣》，还有男声重唱《阻击手之歌》等。

晚会上，队员们都是身兼数职，跳舞、唱歌，参加乐队，样样要干。为了能及时上场，有的演员，身穿好几个节目的服装，演完一个脱一套，脱了再脱，因为脱比穿快。

为了丰富晚会节目，他们要我和队里有名的美人薛蕴菁同志一起上台唱《藏胞歌唱解放军》。说句良心话，唱歌没问题，就是怕我这片老绿叶衬托不了小薛这朵娇嫩的大红花。何况，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记性不好，上台好忘台词,这次特别紧张。我忘不了那次在演歌剧《土地还家》时，我扮演一个老贫农，乐队拉了过门，提词的提了，可我就是记不起调子怎么唱了。乐队又拉了一次过门，提词又给我提了，可就是提词不提调，我还是忘了调。乐得提词的张克霞，干脆捂着肚子直笑，将我和海田都给亮在台上。没有办法，我只好站在台上，老是装干咳。海田也只好加词:“老大爷，不要急，不要急，慢慢说……”从此，他们就常拿这件事给我和老海田开玩笑。

虽然有心病，演出还是不能走神的，我集中精神，小心谨慎，警告自己千万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能让我这片老绿叶丑化了那朵大红花呀!万幸的是，那晚终于在国际友人的掌声中，把我送回了后台，不然非得晕在国际舞 台上不可。

演出后，大伙抓紧时间卸台装箱，接着就是 夜 宴。吃 完后，余兴未尽，主人又出面要求跳舞，干脆来个“夜行 军”(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晚上睡觉时，人民军怕我们受凉挨冻，因此不惜柴火在灶炕下老是加柴添草!这个来加一把草，那个来添几块柴，灶下火熊熊，炕上暖烘烘。他们越深情，我们越受不了，烫死当然不会，可把屁股烤糊大有可能。我们不得不紧闭房门，不让多情的朝鲜同志看见，先是把单子、褥子铺在火炕上，没过几分钟，大家又热得受不了。于是又开动脑子、各显其能，这个把被多折几层，那个把棉衣裤也垫上，有的还把棉大衣也铺在身下，人就像是睡在棉花堆上。可这些都不是隔热的东西，只是为的不被烤成金华火腿!就这样折腾一宿，大家哭笑不得，真是:热情难却，彻夜难眠!

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都互相送照片、留影签名、送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握手告别、拥抱、亲吻、流泪……依依不舍。开始是大队人马来相送，大队送了小队送，小队送了分组送，三两成群的送，单独送。开始是走着送，越来越远就用汽车送，送了一程又一程。古代梁祝十八相送走得再远也不过是十八里，十公里还不到，而我们是坐着汽车不知道跑了多少个十八里的长相送!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把手都握肿了，握肿了还要握。谁也不吭声，谁也没说话，这才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虽然语言不相通，可心是相通的啊!久久的沉默之后，慢慢开始有人小声抽泣，渐渐地有人抱头大哭起来，这似乎有传染性地引出一片唏嘘。中朝军队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刻骨铭心，情深意切，这是任何笔墨都难以形容的!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工团在朝鲜

追寻回来的记忆

雷楚汉回忆：

今年10月，阔别多年的战友沈露露，突然寄来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张娟秀字迹的信笺外，还有一个发旧的小册子。来函说:“……我将这珍藏了四十一年的小册子寄还给您，这小册子上有您的字迹，有您的画迹，每每看到它，总是思绪万千……使我想起您和战友们连夜赶制这小册子以及次日奔赴前沿阵地给战士分送小册子的一幕幕情景……”

这个沾满战争硝烟、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小册子，是1953年我在朝鲜夏季反击战中绘制、刻印的战地宣传品。封面画着一位雄赳赳气昂昂手持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身后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战旗，旗下写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美术字，署名八一三部队文工队赠。小册子顶端系着一个黄绸带的小蝴蝶结，封二环形彩色图案上题着“记下您的战绩，让我们转交首长”。第二第三面是记录击毙美伪军及缴获各种武器弹药的统计表。

我双手捧着这珍贵的小册子，心情万分激动，因为它赠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战争岁月早已忘却的往事，又一件件被追寻回来..

1953年7月,夏季反击战开始,六十一师奉命从东海岸调到金城地区参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白天用飞机，晚上用炮火严密封锁通往前沿的各个山口和开阔地。我们这些男女文工队员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的召唤下，组成了许多小分队,活跃在阵地最前沿。战前,我们在行军途中和封锁线上设鼓动棚，战斗中,我们奔赴前方包扎所给伤员喂饭、洗衣服，男同志还负责掩埋烈士、抬担架。总之，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都可以看到我们文工队员的参战身影。

我和战友们在坑道里，战斗间隙组织战士们开家乡晚会。虽说洞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可洞内却是胡琴声、锣鼓声，伴着战士们的家乡小调声，有唱、有跳，沉浸在歌颂祖国、赞美家乡的欢乐之中。

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发挥自己的特长，一有空，便教战士们画画，开展兵画兵活动。我们常常在漆黑的坑道里放“土电影”，所谓“土电影”，就是在玻璃上画画用手电光柱把画打在悬挂着的白被单上。放映中，还配上快板解说和二胡等乐器演奏，形式简陋但战士们非常爱看。当“土电影”上讽刺美军怕死鬼的漫画出现时，战士们乐得嗷嗷直叫。当放映战斗英雄们立功受奖的事迹时，战士又高兴地鼓起掌来。战士们自己画的画，尽管头大脚小、歪歪扭扭,却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乐不可支。一次，我为一个戴着大红花的四川籍战士画像。他只有十七岁，圆圆的脸，红得像小苹果。像画好后，他还不肯走，还是他的班长对我说:“他想要您替他画的像寄给他妈妈。”于是，我欣然送给了他。小战士千谢万谢，在大家簇拥下高兴地走开了……

一个闷热的夏夜，我到师政治部找来了油墨、纸张，拿出我从祖国待意买来的袖珍手推油印机，准备制作一批鼓励战士杀敌立功的宣传品。队里领导和同志们知道了都很支持我的行动，许多人主动来帮助我制作。前方炮声隆隆，战火映红了半边天。在掘开式的工事里，为了防空，我们用雨布把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然后在坑道内的木箱上边点燃了一支蜡烛，它忽明忽暗地映红了男女文工队员年轻的脸庞。我专心印制着套色宣传品。人们裁纸的裁纸、装订的装订，个个挥汗如雨。尽管室内像蒸笼般炎热难耐，但大家情绪高昂，有的轻轻地唱着朝鲜歌曲，有的互相开着善意的玩笑，气氛热烈又活跃，似乎不知道人间有什么苦和累。最后，为了使这小册子打扮得更美观，阿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金黄色的绸带，做了许多小蝴蝶结，订在册子的上方。

一直忙到深夜，人们才渐渐离去，我也累得散了架一样，身上染满了红红绿绿的油墨，脸上被颜色抹得似是剧中的三花脸，但我却没顾得清洗，倒头便在炕上熟睡了。第二天起床、大家见状都笑了，我自己也笑了……

吃罢早饭就出发了，我们冒着封锁区密集的炮火，小心翼翼地跨过了危险的布雷区，趟过了水深及胸的河床，直奔前线938.2高地，把这些小小的宣传品一件件送到战士手里,并为战士们说山东快书，表演舞蹈，念慰问信……战士们高兴极了，他们拿出祖国送来的罐头食品款待我们，还把从敌人控制的山沟里夺来的清泉一罐罐送到我们手里，激动地说:“感谢师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我们保证打胜仗，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朝鲜停战了，我和战友们敲响了腰鼓，奏起了乐器，同战士们一起扭起了秧歌，跳起了朝鲜集体舞，欢庆胜利，通宵达旦。第二天，前沿阵地上更是热闹非凡，战士们将缴获的枪支弹药，通信器材统统收集在一起往后方搬运。人们三三两两或挑着卡宾枪，或抬着炮弹，或扛着一捆捆崭新的电话线，喊着号子，十几个人拉着一门大炮。更有意思的是一群战士，像拾花桥似的把美式吉普车从山坡往回抬，伴着团指挥所大喇叭吹送的欢乐歌曲，整个前沿阵地像赶集，像过节……

这时，我们奉命返回师部，战士们恋恋不舍地送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拉住我们的手，把从敌人手里夺得的卡宾枪子弹、尼龙避弹衣、胶卷等塞给我们，年轻的文工队员们就这样带回了战士们的友情，带回了胜利的喜悦!

我感谢战友阿露，感谢她替我们保存了在朝鲜战场为战士们绘制的这份宣传品，它珍藏着对部队的情，对战友的爱，对胜利与和平的渴望，追寻回来了我美好的回忆……

朱德总司令接见志愿军代表

咱们队里的老大哥

段志中回忆：

六十三师文工队里，从上到下，从男到女，一提起苏子可同志，大家不约而同的称呼他为苏大哥，有的干脆就亲热地叫他“大哥”。论年纪，他是全队年龄最大的一个，论经历，他也最为丰富，而且是个讲故事笑话的大王。他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在行军的路上，大家都争着要走在他的旁边，听听笑话，解除疲劳。他关心爱护队里每一个同志，把大家当作他的亲弟弟，亲妹妹看待。哪个同志思想有问题，他就耐心地帮助他，教育他。哪里有了问题和矛盾，他就热心地去解决矛盾，因此称他为文工队里的老大哥，真是当之无愧。

1949年11月，我从二十一军青训班毕业，分配到六十三师文工队工作，当时我满肚子意见，认为唱歌演戏，没有前途，俗话说:“生个儿子不争气，出门学做戏，”不如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好。在北上参加舟山战役的行军路上，我的不满情绪发作了，把背在肩上的二胡丢在路边泥田里。苏子可一见这情况，马上把二胡捡起，抗在自己肩上，一路上做我的思想工作，讲清革命文艺工作的光荣任务和重要性，说明我们唱歌演戏与旧社会戏班子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並且还举了许多生动的实例。听着听着，我的思想被说服了,认识也大大提高,主动将他肩上的二胡拿回,抗在自己肩上,唱着《解放军进行曲》.大步向前进。从此，我一直安心努力干文艺工作，立了三次三等功,四次四等功，写了很多革命歌曲，在全国性和省一级的音乐刊物上发表，有一首“志愿军筑路小唱”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教唱。

1953年3月，部队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奔赴朝鲜战场，生活艰苦，任务繁重，危险性大。而文工队又是女的多，小同志多，苏子可的担子就更重了。行军时，既要帮助小同志女同志背背包，又要扶着走不动路的同志往前走。在通过封锁线时，人人要拼命地快跑，以免被炸弹炮弹击中，而苏子可他总是牵着小同志向前冲。

朝鲜的三月天，还是冰天雪地，但河里已开始解冻，我们在夜行军通过一条大河时，上面是水，下面是冰，流水很急，一不小心滑倒，就要被河水冲去，不说淹死，就是冻也要冻死，夜里漆黑哪里去找。苏子可就建议队领导，将年纪大的，身强力壮的同志串插在队伍中，大家手拉着手，全队成为一个整体，他走在最前头，一步一步地通过急流。当我们安全通过后，真是吓得一身是汗，上得岸来，裤脚上结了一层簿冰，但大家却笑得那样开心。

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部队都采取白天休息，夜里行军。有一天夜行军要翻过一座高山，苏大哥得知这一情报,在吃饱晚饭后，就叫大家把茶缸将饭盛满带着准备在山上吃。但有些同志巴不得行军少背些东西，哪里会去盛饭，大哥就叫我们几个年纪大的同志多盛点饭带着，我就盛了满满一缸。当我们开始爬大山时，天已下起鹅毛大雪。我们爬到山顶，大雪已封了山，山路全部埋没，下不了山。那时已半夜时分，只有在山顶等天明再下山。这时大家肚子开始饿了，有的饿得哇哇直叫，真是饥寒交迫。就在这关键时刻,苏子可却把放在怀里的饭拿出来，我们也把饭都拿了出来，大家也不讲卫生不卫生，用手抓饭就吃，一边吃着一边笑，别有一番滋味。天亮了，一个个精神饱满，踏着先遣部队的脚印顺利地下了山。

有一次，我们正往鱼隐山前线开发，一夜的急行军，天亮才到一个山边小村庄。吃过早饭，个个都疲劳不堪，一倒在炕上就睡得像猪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村庄边一匹军马看到飞机俯冲，慌得乱蹦乱跳，暴露了目标，飞机就俯冲投弹，乱扫机枪。大家在睡梦中被惊醒，听到头顶的飞机怪叫声，炸弹爆炸声，慌得连忙爬起来就往外跑。这时，苏子可大声叫喊，叫大家就地卧倒，隐蔽好，不能暴露目标。大家也听话，个个就地卧倒不动，敌机没有发现新的目标，转了几圈就飞走了。如果没有苏子可的及时指点，大家乱跑乱跳，给飞机发现了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宣布停战，原来是满天枪炮飞机声，而停战时刻一到，什么枪炮声都没有了。我们原来都在坑道里，现在争着往外跑，向着太阳，呼吸着新鲜空气，又是跳呀，又是唱呀，敲起了锣鼓，有的干脆把脸盆也拿来敲。这时，有十几位同志，就要往山上爬，想到山顶看看停战后的前沿阵地。苏子可马上阻止他们不能向山上爬，告诉大家山上有各种地雷，踩着要爆炸。有的同志不相信，仍要上山，他就先上山，找到一个蝴蝶样的地雷，轻轻拣起，迅速向远方一丢，自己向地下一趴，轰的一声爆炸了，吓了同志们一跳，大家也就不敢乱上山了。

我们文工队有这样一个好大哥，大家都尊重他，爱戴他。1993年5月下旬，正逢苏大哥七十岁生日，又是金婚之喜，林梅影、王若民两战友提议在浙江的文工队战友前去给大哥祝贺。在浙江的十几位战友按时奔赴丽水苏子可家中，兴高彩烈地祝贺大哥的七十大寿兼金婚之喜，正是人生一大快事。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领导合影留念。右一：彭思忠、右二：史庆三、右三：杨益三。

演出前后的故事

冯若兰回忆：

借用军大衣

1954年2月8日,是朝鲜停战后人民军的第一个建军节。军党委决定:由周长胜副军长率领军文工团前往人民军某部慰问演出。文工团正在部队巡回演出,接到命令当天就急忙赶往某师部,与周副军长会合。周副军长一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了一群‘叫花子’兵呀!”

原来,我们穿的军棉袄,还是去年9月上身的。经过5个月的“锤炼”,许多人的棉袄袖口、下摆,都露出了棉花。就是穿的仔细的，棉袄也是油光锃亮。这样一群“叫花子兵,”去人民军作客,岂非让人家笑话!当时师部仓库没有新的棉袄可换。怎么办?周副军长果断决定,借用师机关干部的军大衣,来遮遮棉袄之丑。这样,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8日一早,我们穿上干净的军大衣,坐在敞篷车上也不觉得寒冷,一路欢歌,顺利到达了某军团驻地,受到人民军官兵的夹道欢迎。

别太高兴,难受就要来临。当我们精神抖擞地走进礼堂,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原来,这座不大的礼堂里,生了4个用汽油桶做的大火炉,火焰熊熊,热浪滚滚,整个礼堂就像一个大蒸笼。顿时,我们满头冒汗,燥热难忍。我们正要习惯地脱下大衣时,大家又不约而同的停住了手。不能脱,如果把大衣脱了,不是全露馅了吗?!大家的目光九、友好往来

一齐注视陈三百团长,可满头大汗的他也不知所措。人民军很纳闷，屋内这么暖和,“急原滚东木”(志愿军同志)不脱大衣,兴许有什么规矩吧!此时,周副军长看明白了,他乐呵呵的说:“脱吧,别热出病来了!”借用军大衣,原想遮遮丑,到头来,却没起到遮丑的作用,反倒让我们当了一回“耐温”将军。

坐小车带来尴尬

在文工团里,我晕车是出了名的。这次去人民军慰问演出,陈团长安排我坐周副军长的小车。原以为小车要比大车好,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因小车底盘离地近,颠簸大;而且车内范围小,汽油味更浓。于是,我晕得更凶,吐得更欢。

当车队进入某军团营区,人民军官兵夹道欢迎。折腾一路的我，这时辫子散了,头发乱了,一副狼狈相。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我硬着头皮下了车,刚跨出车门,尚未站稳,就见几位人民军将军“啪”的一个立正,齐刷刷向我行了个敬礼。这突如其来的礼遇,真把我吓傻了,我不知所措。坐敞篷车的战友们,见了此情景,一个个乐得直不起腰。这时,我更加难堪、窘迫、尴尬,悔不该坐这倒霉的小车。

遭遇巡逻兵

这次慰问演出的礼堂比较简陋,没有后台,没有化妆室,也没有厕所。演出前,女同志分批到外面的树林里方便。我和几个同志走出大门时,正巧碰上裘堂同志,请他代为站岗放哨。事有凑巧,我们进树林不久,人民军一支巡逻小分队路过,朝我们方便的方向走来。裘堂立即上前阻拦,他笑着说:“约生东木”(女同志)那边的方便。人民军听不懂。裘堂又说:“约生东木"那边的解手。人民军还是听不懂。裘堂再说:“约生东木"那边的小便。人民军仍旧摇摇头。人民军虽听不懂裘堂说的意思,但听懂“约生东木"这几个字,又见裘堂一副着急的模样,以为志愿军女同志出了什么事啦,就更要往树林里走。这时,裘堂急中生智,突然冒出一句“约生东木"那边的嘘嘘,发演出前后的故事

出哄小孩撒尿的声音。这时,我们也走出了树林,人民军这才恍然大悟,笑了笑,向裘堂行了个军礼,继续执行巡逻任务。

赴将军便宴

这次庆贺人民军建军节的慰问演出非常成功。临行前,周副军长领着陈团长、邵景华和我,向军团首长告别。军团首长非常客气，在他的寓所宴请了我们。

饭厅不大,摆了一张足可以坐12个人的大圆桌。我们先后入席,不一会儿,连续端上8道菜,每人面前的盘里还倒扣一小碗米饭。桌子大,菜离得远,坐着够不着,站起来夹菜又不好看,没办法,只好吃眼前的菜。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盘腌白萝卜条。我就拣了一根尝尝,味道确实不错。我的肚子早已饿了,头一口就把小碗米饭吃了一小半。这时,我见主人是挑米粒往嘴里送,吃得很文雅。于是,我也就不敢吃第二口米饭了,又夹了一根白萝卜条,慢慢品味。

席间,首长们聊天说地,翻译一会儿汉语,一会儿朝语,忙个不停。我们只好放下筷子听聊天,还得表现出很专注,热情倾听。其实,我们什么话也未听进去。军团首长见我们干坐着,示意翻译让我们吃菜。这时候,我夹了第三根白萝卜条。

便宴终于结束,周副军长站起来和军团首长热情握手,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军团首长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互致军礼,互道再见。回到驻地,战友们纷纷打听,都吃了什么好东西?我只是笑,不回答。实话实说,我只吃了三根白萝卜条,你们相信吗?

后排右一：彭思忠、右二：史庆三、右三：杨益三。前排左一：戴之珍、左二：陈小荷。在朝鲜合影

旅     途    中

李娴娟回忆文章：

人生旅途的一叶扁舟,在餐月的风浪中,不可逆转地只能向着生命的尽头漂去,不觉老年已至。可也有的时候,在旅途的某个港湾，蓦然回首,沿着走过的航迹,寻找从前,便能让你再年轻一次。

1997年,我参与《百年恩来》大型艺术片的编导工作时,从北京乘国航赴法国巴黎采访,在12个小时的旅途中,便亲历过这样的体验。

长途旅行,我一向靠看书来打发时光,但是坐飞机不同火车,怕晕,从不敢看书,只能闭目静思,在静思中浅寐,入梦,深睡。

不知睡了多久,迷朦中只听见身旁邻座一位男士唤我:“喂,这位同志,你喝什么饮料?”见我未置可否,他便自作主张地对服务小姐说:“给这位同志来杯茶吧,清醒清醒好用餐。”

我睁开眼睛说:“谢谢,我不喝茶。喝茶睡不着觉。”

那位先生笑了:“从上飞机就睡,还说睡不着觉。”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人还挺不认生,是个自来熟。”

他看我从靠背上直起腰来,略带歉意地递过一杯矿泉水说:“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了。”

我接过水说:“谢谢,我睡够了。”

他把茶座掀开,郑重其事地说:“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座位靠窗口,也不往外看,净睡觉了,挺可惜,咱们能不能换一下,我想看看外面的光景,不知你……"

见他一脸恳切,叫你不由得不答应。

得到同意后,他像孩子似地兴高彩烈地扑到机舱窗口,还不时地回头对坐在过道对面的老伴说:“我先看一阵,呆会再换你过来看。"

老伴斜睃他一眼说:“你看你的,我闭会眼睛,头晕着呢!”

他从包里取出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看来着实要研究一下一路上的地形地貌。我看他这么好看便问:“第一次出国?”

“可不,第一次嘛,总有些新奇。”俄尔他感叹了一声:“嗐!其实也不算第一次了,50年代抗美援朝去过朝鲜,可总觉不出那是出国。”

“哦,你是志愿军?"我表现出几分亲热。

“怎么,你也是?”他观察力很强。

“你是哪个部队的?”

“21 军。”

“哪个师?”

“63师。”

“驻守鱼隐山?”

“是,是啊!”

“我去过鱼隐山。”

“哪一年?”

“1953年冬天。”

快节奏的连珠炮的问答,嘎然而止。他眯缝着眼睛聚起光束,人木三分地审视着我:“你……"

“我...."

他双目炯炯有神地盯视我良久问:“你是不是姓李?”

我点点头。

“哦呀哈!”他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是你呀!李记者,我说怎么看着面熟!”他的大嗓门招来邻座的几个老外惊讶而又善意的微笑。

我拼命地搜索记忆的储存:“你……”

“嘿!我是一排长啊,忘了?是我从团部把你接到我们阵地上来的。”

“这么说,你是……"我这才仔细地端详着这位萍水相逢的邻座，只见他两道浓眉斜插入鬓,虽说已过花甲之年,那眉心部刀凿斧砍般的三道英雄纹,仍然显出几分豪气。这张棱角分明的面孔与当年英武骄勇的年轻的一排长叠印交融着从遥远的鱼隐山逆风到我的眼前,不禁冲口而出:“王……永……福”

他笑得很天真:“还叫我王永福,你不是说这名土么,改了,叫王勇,勇敢的勇,把那个福去了。”

“都40多年了,我当时说的玩笑话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你住在我们掘开式的圆木屋里,咱们朝夕相处有好几个月了。忘了,大通铺上用几个手榴弹箱隔开,架起了一道短墙,你在里头,那是你李记者的办公室兼卧房,我们一排在墙外边。其实说是短墙,那手榴弹箱才一尺多高,可我们全排每个人包括我在内从不敢往你那边瞅一眼,纪律嘛!可心里总觉你那边是另一个天地,神圣,神奇,神密。”他压抑着激动,从衣兜里掏出个保健盒,取出一粒速效救心丸,用水送下“嗐”了一声:“心脏零件生锈了，一激动就

......

见他嘴唇发紫,显然心脏供血不足,我安抚他说:“安静一下,别说话了,闭上眼睛休息。”

他无奈地闭上眼睛,嘴还在说:“你在弹箱那边,我挨着弹箱在这边,一道‘三八线'隔开了两个天下,和平共处好几个月…

他大江大河滔滔不绝的话头冲撞着我记忆的大门豁然洞开,往事潮水般不可遏制地一泻千里。

那是1953年,我在21军文工团创作组,到鱼隐山阵地深入生活搞创作,住进了一排,战士们认为写东西的都是记者,都称我为李记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只身在男子汉的群体里同吃同住,朝夕与共,今天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可在那时那地却是别无选择的,非常自然的不足以为奇的平常事。

那一段日子是我创作生活中的特殊的体验。

那时停战不久,部队刚从坑道里搬出,住进临时搭建的掘开式的圆木屋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早晨,战士们把一夜间用脸盆在山洞里一滴一滴接的水,先端给我洗脸,然后全排再轮流着洗。在那个摄氏零下20度的寒冷的冬天里,我深深地体验到温暖如春的友情。一排30多个战友,都以各自不同的个性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照顾着我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在不远处一块隐蔽的洼地里,矗立起一座堂而皇之的建筑物,石头墙,雨布顶,门上写着“女厕所,外人不得入内”几个醒目的大字。我还发现,每每造访此地,都有两个(绝对不是一个)战士远远地为我站岗放哨。这一切无疑都是看去粗犷却又细心的一排长王永福布置的。

有一次夜晚,我同一排长王永福去查哨,随便问他:“我住在你们排里,你们是不是觉得不方便?”

他说:“方便,方便,你要觉得不方便,咱给你另盖一个小屋”

我忙说:“别盖,别盖,盖了我也不去住,一个人害怕。”

他说:“就这么住着吧,你没发现,自打你住进来后,战士们一个个生活都文明了许多,学习用心了许多。”

我笑了:“为了这么多的许多,我要为你们写一首诗《和平哨兵》。”

其实我常常把在阵地上的感受用诗的语言记录在素材本子里。这首《和平哨兵》也不是偶感事发,而是多次随哨兵站岗巡逻的感情积累。该诗刊登在《人民日报》抗美援朝专刊上,后来被刘大鸣配了曲,唱起来很上口……

晚风送来了遥远的歌声，

夜莺带来了母亲的叮咛，

我站在鱼隐山峰，

心儿和祖国一起跳动。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及总部首长和金日成主席合影留念

广袤平静的天空，

闪烁着无数颗星星，

好像祖国的万家灯火，

好像五年建设的美景。

想起了祖国，

想起了北京城，

我的枪就握得更紧，

我的眼睛睁得更明,

亲爱的祖国,

保卫你是多么光荣。

这首小诗并未指名道姓歌颂哪个人,一排的每个战士都自认为是写的自己。于是,我便渐渐地融入了一排的群体中,成了他们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战士对我不再敬而远之,有的主动找我谈思想,谈学习,写家信。这以后我在鱼隐山上更是诗兴大发,我的诗大都发表在战士的小本本上,几乎每个战士都有我赠的诗句。

对于一排长王永福,我专为他书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这首诗是从一个周末的晚上开始的。

那是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点着蜡烛正伏在手榴弹箱上整理创作素材,一排长从短墙那边探过头来,没头没脑地说:“李记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我问。

他嗫嚅道:“我收到祖国人民寄来的几封慰问信。”

我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慰问信谁手里没有,我还有好几封慰问信没回呢!”

他愈发吭哧地道:“不,不是,里面有点情况,不知怎,怎么是好。"说着他递给我几个信封,我接过一看,都是一个地址,显然是一个人写的,抽出信纸,掉出一张两寸照片,照片上一个梳着两条长辫的姑娘,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凳子上文静地冲着镜头微笑。

“她是谁,你妹妹?”

“不是,是乡下的一个小学教员。”

“是老乡?”

“不是,在慰问信里认识的,我觉得她挺好,心里总也……”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对人家有意思?”

他摇摇头后又点点头:“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这算不算是犯纪律?”他神色严峻地说:“李记者,你可得为我保密。"

人家那么信任我,我挺感动,一脸义气地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他得寸进尺地:“你知道咱文化不高,又没有谈恋爱的经验,这事,不知如何下手。”

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却胸有成竹地出主意:“这种事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单刀直入,通常采取迂回战术可望取胜。”

他神采飞扬地说:“你看是不是再写封信去,火力侦察一下,只是……”他咂了咂嘴为难地:“我这人不怕飞机大炮,就怕写总结报告，这信可怎么写好哇?”

我心中思谋着,捕捉到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大包大揽地说:“要是信得过,这事交我来办,你看如何?”

一排长王永福见我不失战友情分,主动提出帮助,正是求之不得,他得意地大手一挥:“好,一言为定。”

我从未写过恋爱信,倒为别人代笔写起情书来了，可真作了难。这信怎么开头是好呢?一封信竟比书写万言小说还吃力,苦思默想，哦!干脆就依照主人公的性格来个开门见山吧!主意拿定,权当搞创作，便展开信纸,一气呵成。即刻把草稿交与一排长“审阅”。

他欣喜地接过,翻看那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纸张,咂嘴摇头道:“这字写得连跑带颠的,它认识咱,咱可不认识它,你给念念吧。”

我看了看他身后睡在铺上一排的战士:“不怕人家听见?”

嗐!他们呀,睡得死着哩,打雷都打不醒。”

我小声念信:“赵敏同志,我是个粗人,带兵打仗咱不打怵,谈情说爱可是门外汉了,这是心里话,你别见笑……"

一排长高兴地点点头:“写得好,还真像我说的话。"他得意地把信纸夺过去,磕磕巴巴地接下去念着:“我的出身历史,上封信都跟你说了,虽说立过功,可还不是英雄,你把我看高了。在这里特别要向你交待清楚的是我粗犷的不大英俊的外表,上帝造人时早已定型改不过来了……”他顿住,说:“什么上帝,咱不迷信,不如说爹妈生就的,”说着竟自涂改过来,继续念:“只是这粗犷的不大英俊的长相早已是爹妈生就的和你好看动人的容貌是无法媲美的了……"念到这里,一排长煞费苦心地思考着:“这话文绉绉的不像咱说的,不如改一改,"说着便在纸上改写成:“咱和你谈蛮爱……”

我“哧”地笑出声来:“写错了,是恋爱,不是蛮爱。”

一排长自我解嘲地道:“当兵的爱起来就是死心眼,有股子蛮劲哩。”他一边涂改,一边念念有词:“没关系,这好办,把‘虫’搬去,安上个‘心'不就变了么!"写好后拿给我看:“这对了吧?”接着念下去:“咱和你谈恋爱有点配不上,不过,这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弥补,我会对你非常的好,当好保家卫国的哨兵,决不给你丢脸……”念完,王永福挠挠后脑勺:“这话带劲,”

我说:“别念了,抓紧时间抄出来吧。”他乐颠颠地:“好,抄写好这就寄走。”

信发出半个多月,在王永福急切的盼望中,回信终于等来了。

打开信封,只抽出一片玲珑的红枫叶,叶片上写下了简短的几行娟秀小字:

王永福同志:

信收悉。

我是热爱最可爱的人的,当然也包括你在内,让我们继续加深了解吧!

赵敏

王永福拈着这片枫叶,翻过来掉过去他看了几遍,咂着嘴“瞎”了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张震在朝鲜合影

一声:“写得太短了,还用这树叶子,兴许买信纸有困难,是不是得给她寄几张去。”

我忍俊不禁:“老粗了吧!小小红枫寄深情嘛!这也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

王永福哪里知道其中还有这许多讲究,听了我的解释深受启发，眼珠子滚动一下,自认为找到了一种富有深意的表达方式,喜滋滋地说:“那我该用炮弹皮写封信寄去了,那家伙挺老重的,跟咱这颗心一样。”

“别傻了,我来办。”

我竭力在代拟的信中,表达出王永福真实的内心世界,便立即提笔写回信。

赵敏同志:

寄来的红枫信笺,将奉为信物妥为珍藏。可惜我这阵地上只有炮弹皮,用那家伙写信拿不动,咱心里装着的感情比它还重。要是用它打一把锁会是很坚实的,这把锁只有你的钥匙才能启开……

我暗自琢摸,如果能有一张照片寄去,定会加速关系的明朗化。说来也巧,恰在这时,上级规定,要为阵地上每个战士拍张照片留着纪念,带着任务下来的师里文化干事,拍完照片后,当即在阵地上冲洗印出。

王永福的照片拍得不错,质朴、骄勇,气度轩昂,估计对方看了定会动情。

照片和信寄走后,我们眼巴巴地躬候佳音。

不曾想,佳音未到,催我速回军部的电话倒来了,限我三天内速去志愿军总部文工团报到。我匆匆收拾行装,搭上师里来的便车,告别了鱼隐山,告别了一排,告别了王永福,告别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故事。

长长的思绪缠绵悱恻,时不时地涌上一股股深深的感动。这不仅是对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的回眸,而是对那个时代的珍重,是对一代人永不复回的青春的怀恋。

后来,在我著作的长篇小说《溶溶月光下》一书中用上了这个故事的片断.…

飞机上,航空小姐送来了餐盒,把我从往事的缅怀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侧目看去,见王勇在安定药片的作用下熟睡过去,我暗自叹道:“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比不了当年了。”我见他用双手抹了一下面颊,轻声问道:“好些了吧?”

他睁开眼:“我没事。”

我道:“说我能睡,你不也睡着了吗?”“我哪里睡得着,在想鱼隐山哩!”“哦?又回到老部队当排长啦?”

“瞎!当年我这个排长带领着部队从阵地上回来一看，三八线'那边空了,连个字条都没留,你就这么走了!”

“走的急嘛!你猜我刚才想到哪儿了?”

“说。”

“不知寄了你照片的那封信回信了没有。”

他嗬嗬一笑,往外探过身,大声唤道:“哎,老伴你过来,你过来!”在过道对面的老伴边说边靠过来:“大声嚷嚷什么?”

王勇指着老伴说:“她就是你当年写信的赵敏。”转对老伴:“这是李记者,鱼隐山上的老战友。”

赵敏说:“怪不得你们唠得挺热闹。”

王勇说:“咱俩的恋爱信是李记者帮忙写的,不是她,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哩!”

赵敏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拍打着我的手说:“哎呀,我说信写的那么好呢,感动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闹了半天,原来是咱俩在谈恋爱呀!”

王勇笑道:“不是闹了半天,是闹了40多年你才知道。”

赵敏嗔道:“那你不告诉我。”

王勇说:“按现在话说,叫作保护隐私权嘛”

我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王勇说:“1958年撒军回国后,我到高级步校学习时就结婚了。”

赵敏说:“如今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在巴黎读研究生,三番两次地叫我们,这不,我和老王就是去看儿子的。”

王勇一脸正经却又不无诙谐地说:“这会咱都上了岁数了,说也没关系,那时候,我还真想找李记者你谈恋爱哩!不敢呐!高攀不上呵!,几次话到嘴边难开口呀!”

赵敏搡了老伴一把:“别没正经了!”歉意地对我笑笑:“他就这样,爱说狂话,你别在意。”

只有我能体察出他“狂话”的不狂,当年对于他的隐情,我那时使出了装糊涂的狡猾,来保护我们之间纯朴的战友情谊,也是为了这样的战友情,我才更加积极地促使他和赵敏的姻缘。事隔几十年,在他的狂话面前,我依然假装糊涂地笑道:“年轻时他就幽默,现在还这样,看来他还没老。”

说话间,广播报告巴黎戴高乐机场已到。飞机下降时,我耳膜下陷,头也晕沉沉,王勇在我身边激动的指手划脚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

飞机落地了,大家一阵忙乱,提着背着大兜小袋,身负重荷地走出机门,繁琐地办理出关手续,紧紧张张地到运货带上找箱子,伸着脖子寻找接机人,这一切落实了,心才踏实下来。正要登上接我的车时,见王勇夫妇在儿子的陪同下往一辆车里钻,我喊了他一声,他激动地吆喝:“怎么搞的,下了飞机就找不到你了!别忘了,以后多联系啊!”

我大声回应:“以后多联系!”

怎么联系呢?在开往市区的汽车上我才想到,在飞机上大家只顾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了,竟然忘了留下相互的地址,尽管那“以后多联系”的浑厚声音,经常萦绕耳畔,却再也没法联系了。大海无痕，我们这两叶漂泊的茫茫的大海中的舟,偶然相遇又各自漂向远方,淹没在大千世界的人海之中

志愿军高炮部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