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华／读史

文学丛刊

      作者：刘文华，男，江苏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大学法律硕士，税务师，英语翻译，盐城市诗词协会会员，写作爱好者。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思是说，写历史随意性太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特别是历史研究强调阶级性以后，不同的阶级，对历史各有不同的写法。说到底，都从对自己有利，能说明自己正当性的角度写历史，对于老百姓来说，究竟相信谁？最近读一篇网络文章，说封建社会，特别明清以后，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对洋人的奇技淫巧和坚船利炮一无所知，这个说法不对。记得中学学历史，林则徐广东禁烟，焚烧鸦片，成为民族英雄，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时历史课本把闭关锁国说得十分严重，目的是证明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无比正确。这都可以理解。这篇网络文章说当时闭关锁国没有历史书上说的那么严重，林则徐也不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我对网络文章从来没有好感，也好比读者对我的文章没有好感一样。作者不是历史专家，甚至也不一定学过多少历史。但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警觉。

为什么警觉？关于是不是闭关锁国，的确有多种说法。很多写“一带一路”的文章说，我们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远至亚非拉国家交往频繁、源远流长。既然这样说，就说明过去并不闭关锁国。当然，这样说也可以理解，主要是证明“一带一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曾受邀写《工业志》。因为我在工业上干的时间长，经历过很多事，写起来不吃劲。写了以后，我才知道很吃劲。不是写本身吃劲，而是审稿定稿吃劲。审稿人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审稿，唯恐把自己的政绩写淡了、写没了。我很想客观写，但做不到。好比盲人摸象，摸到大象各个部位的瞎子都说自己客观。我写《工业志》只是摸到了大象的鼻子，审稿人摸的是大象屁股。摸鼻子的只能服从摸屁股的，《工业志》没法客观写，我只好坚决请辞。据说封建社会的史官为了真实写史，令皇帝不满，常受迫害，可能确有其事。

有人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有那么一点。历史虚无主义曾被批过，批得对与不对，暂且不谈。过去很多被批过的东西，时代变了，又改了过来。批也是历史，改也是历史。究竟批对，还是不批对？像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山转。胡适自己也是史学家，他说这话，肯定不是心血来潮，酒后醉话。我读过《胡适全集》，想在字里行间找到那句话的出处，但一直没有找到。我怀疑，胡适究竟有没有说这话？还是别人说的，硬套在胡适头上？反正胡适思想有问题，是资产阶级文人，赖他说一两句不中听的话，也未尝不可。

近读唐小兵的新书《与民国相遇》，这是一本民国史随笔集，不是专著，更不是教材。写的都是民国政界、学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听说过或没有听说过的人物都有故事，虽然一鳞半爪，但不失温度和价值。很多历史人物，只要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历史，无论什么人写，无论怎么写，都会光芒四射，为人称道。而那些早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历史人物，尽管品性、学识等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后人写起来，不免以中伤为主，否则会被认为立场有问题。政治研究自不必说，文学、历史、伦理、社会等人文学科的研究，首先立场要正，其次才谈学术价值。民国这段，历史人物极具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有学识的反动人物较多。反动不反动，可能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初衷，而是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身不由己、意志不坚、选错道路、迷失方向。很多人学有所成、著述颇丰、很有造诣，但碰上推翻帝制和封建的革命，碰上日本侵华和抗日的洪流，有的历史人物的命运与汉奸、剥削者、反动派脱不了干系。研究他们的历史价值自然有了绕不开的障碍，也成了大打折扣的根源。一部民国史就是一部鱼龙混杂史。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或者即使历史不公正，可能还存在公正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如果不脸谱化，不标签化，究竟应该以阶级分析还是以价值分析？唐小兵的《与民国相遇》，几乎不涉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直接从历史人物的价值出发。在民国，大凡历史人物，除了坚决的革命性和坚决的反动性之外，其他人物都有小资特征。这是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和阶层决定的，那些纯粹的无产者、纯粹的农民，无法滋养他们的学术和活动。他们是大学教授、报社编辑、建筑学家、自由撰稿人、交际花、电影明星、江湖老大、银行家等等。他们的身份、情调、生活、圈子、价值观，都带走中性、灰暗、混沌的一面。他们在夹缝里生存，在激进和保守的思想冲突场上选择偏好、情趣和观点，让他们的才华谨慎发挥，留下著述，让后人所知。也许，他们压根都不知道，他们曾经反动过和落后过。

历史名家钱理群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借题发挥，左顾言他，抨击现行的学术窒息:“他们（指高校学术群体）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 钱教授批评的是高校教研的行政化而非学术化，作为唐小兵《与民国相遇》的序言，虽然有点偏题，但也道出了他多年极力主张的高校青年学术群体，如想学有所成，必须“沉默十年”的主张，与唐小兵在《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所认为的“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环境与社会（包括家庭）期待之间的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耻辱感”不谋而合。

钱教授在《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的演讲里也谈到，高校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高校教研去行政化问题喊了多年，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问题。去行政化谈何容易？课题选择、经费划拨、资源分配、职称评定，如果行政不参与，全由学术群体说了算，你说可能吗？如果一切由学术群体说了算，行政管理还能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喊，喊了也没用。无论高校，还是科研院所，行政说了算的问题，是一个不争的问题。就是国外，也不可能由学术群体说了算，也还是行政说了算，只不过国外高校的行政与我们高校的行政略有区别，名称职能不同而已。当然，不排除有个别高校标新立异，探索建立由学术群体说了算的模式，但时间不会太长，一定会恢复如初。

历史应该怎么写，各取所需的写法还是盲人摸象的写法？唐小兵的《与民国相遇》似乎兼而有之。假如让你写《反对形式主义史》，你一定会写各阶段反形式主义均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客观情况是，要求会议不准发材料，并且开始的确这样做了，但过一段时间会议又恢复发材料，你说这是反形式主义的成绩还是不足？再比如让你写《精简机构史》，从商鞅变法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精简机构，但几千年精简机构后，从封建社会一个县令，既是公安局长，又是法院院长，还是税务局长和民政局长，到现在一个县两三千机关人员，还加上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你说这是精简机构的成绩还是不足？文人总是一厢情愿、天真烂漫。民国史是一部乱史，但在唐小兵笔下，在《与民国相遇》的书中，“民国纵有千般不是，可也有其无从取代、也不容抹杀的迷人之处，乱世自有悲歌，可“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也有深情，乱世还有传奇，乱世更有古今中西相遇之后的灿然与妩媚，那些在不同的人事相遇之后所碰撞出来的碎屑与心情，恰恰是无从裁剪的历史细节。最温暖人心的，往往不是高歌猛进或悲情恸哭，而是低回的惆怅与不羁的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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