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一）：土豪为何必须死

乔俊勇

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作为一个阶级，地主基本上从中国社会中被消灭，并且留下了“斗地主”这个纸牌游戏。

像南霸天那种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被坚决消灭，大家都会支持，乃至拍手称快。问题在于，对那些思想开放、配合支持土改，甚至历史上做过很多好事的地主、土豪，是否也应该消灭呢？

在“反思”土改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回忆：某青年干部奉命下乡主持土改。到乡下以后，当地的地主很配合，主动交出土地。土改进行得很顺利，只用几天时间，测量分配一番，地主的土地就分给了农民。

这位干部很高兴，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很好，一定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没想到，报告给上级以后，遭到领导严厉批评。领导说，你怎么可能只用几天就完成了土改呢！工作太不深入。回去重做。

被批评了，这位干部既委屈，又莫名其妙。土改土改，不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么？现在都分完了，并无隐瞒遗漏，怎么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呢？继续做工作，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无奈之下，干部只好到别的地方参观学习，看看别人是怎么搞土改的。这一看才明白，土改可不是分分土地那么简单，而是包括分浮财、清算高利贷、斗争地主等很多部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

总之，土改是要在乡村来个翻天覆地慨而慷。这当然绝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能用几个月完成就不错了。怪不得上级领导一听他几天就完成了土改，连看都不来看一眼，就直接严厉批评。

很多“反思”土改的观点，主要的“反思点”也正在这里。他们认为，土改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耕者有其田”。如果地主配合土改，主动交出土地，分给农民，就不应该坚持在农村“翻天覆地”了。少数负隅顽抗、要钱不要命，或者劣迹斑斑、欠下血债的地主恶霸，当然应该坚决斗争并消灭之，但大部分思想开明、配合支持土改的地主，就没必要坚决斗争了，更不应该肉体消灭。

这个观点听上去很有道理，很理性很温和，但却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新中国建立七十多年以后，现在回头去看，“土豪必须死”虽然听上去很蛮横、很不讲理，很吓人，但却是国家复兴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核心所在。

为什么土豪必须死？

且让我从叶广芩的小说《青木川》说起。

叶广芩是地道的北京人，也被认为是“新京派小说”的扛鼎人。其实，叶广芩的创作地跨北京、陕西两地。她现在实际上是陕西人——连北京户口都没有。是的，京味小说家没有北京户口。

《青木川》就是一部陕西题材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魏富堂，是陕西省青木川县的头号土豪。小说开篇的第一句是：

魏富堂是在1952年春天被人民政府枪毙的。

《青木川》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文学。魏富堂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该人名叫魏辅唐。小说当然有一些虚构，但大的情节上完全符合历史。所以我就用魏富堂这个例子来说说为什么“土豪必须死”。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太复杂了。这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经历也不可能简单。魏富堂最初只是个农民，在乱世中抓住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成为青木川当地的头号土豪。他发家主要靠办民团，维护地方的安全和秩序。

这也是乱世中很多强人的崛起之路。张作霖在东北就是靠办保安队起家，最终成了“东北王”，控制东北几省，一度还入主中央。乱世中，保安队民团，和土匪强盗，实在只有一线之隔。魏富堂当然没有张作霖那么厉害，他只是成了青木川这个县的“王”。

青木川的位置是在陕、甘、川三省交界之处。成立了民团的魏富堂，有人有枪，就利用青木川“鸡鸣三省”的有利地形，大做鸦片生意，挣了钱，又买枪招人，势力越来越大，成了当地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是地地道道的土豪。

虽然成了土豪，但魏富堂对青木川的贡献很大，不但维持了地方的秩序，确保一方平安，还大力发展经济，办了商店、手工厂、旅社、茶馆等一系列经营项目，甚至还发行过小额银票，在陕甘川三省流通使用。俨然就是一方诸侯。

不仅如此，魏富堂在当地还修桥补路、兴修水利，大搞基建，更重要的是——也是最得文人赞赏的是，魏富堂非常重视教育，斥巨资在当地建了小学和中学。尤其是中学，校舍非常豪华，有千人大礼堂和高大的办公楼，国内一流，不亚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好学校。在招聘老师上，魏富堂也不惜花费，师资力量强大。

而且，学生读书，一律免费。魏富堂还选出优秀的学生，送出去读书深造，为当地培养出不少人才。可以说，魏富堂把青木川这个地方治理得很不错。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县，在他治理下，繁荣兴旺，红红火火。

作为土豪，魏富堂当然很有权势，老婆前后就娶了六个。盛气凌人、欺压弱小之事，肯定也有不少，但并没有很大的民愤。大家都觉得，这人挺好。

不但治理有方，魏富堂也很识大局。解放军席卷全国时，他主动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交出了民团的人和枪，接受整编，然后在人民政府中当个闲职，靠边站了，不再是青木川之主了。

虽然如此，1952年，还是把他拉出来枪毙了，罪名是反革命恶霸杀人罪。

难道一定要杀掉魏富堂这种人吗？这是不是不公正啊？

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不公正。要知道，一个人统治某地二三十年，要想找出个和他有关的人命案来，很容易。但这和那种恶霸的故意杀人，并不是一码事。事实上，到了1986年，当地政府复查了魏富堂一案，虽然没有彻底平反，但恢复了其“投诚人员”的身份，撤销了当年的判决。

问题是，在历史变迁的大潮中，法律往往不够用。政治逻辑和法律逻辑完全不同。法律更适用于岁月静好的和平时代。在乱世，政治就必然也必须压倒法律。

从青木川一地的角度来看，魏富堂是个造福地方的大好人，造福的水平还很高。他建的中学，到今天还是当地的名校。但是，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鸦片生意的基础上。没有鸦片生意带来的巨额利润，魏富堂根本就不可能有钱造福当地，也不可能建起那么好的学校。

也就是说，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青木川这个地方的繁荣兴旺，是以其他地方的衰落凋敝为条件的。不出意外的是，魏富堂虽然大做鸦片生意，但严格禁止青木川本地的人吸鸦片，更不允许有人在此经营烟馆。在青木川，都是各种正经八百的生意买卖。

这不是简单的“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表明，魏富堂自己很清楚，他的经营敛财之术，既不能用于本地，也不能推广开来，这只是他凭着有人有枪才能做的一种特权生意。

这就好像，大家庭的成员中有一个吸血鬼，靠吸食其他成员的血液为生。就算这个吸血鬼的小日子过得很好很幸福，也必须毫不留情地铲除它。私有产权神圣之类的大词，不要在这里卖弄。人世间自有更大的公平在。

在旧中国，类似青木川这样的地方可不少。孤立地看这些地方，繁荣兴旺很不错，似乎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的好日子。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去看，就能发现其根本上的邪恶和不公正。

因为这种邪恶和不公正，这些地方的繁荣兴旺，必然以其他地方和整个国家的受损为代价。内忧外患不断的旧中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从国家整体角度进行的思考和行动。强人林立、各自为政，结果就是国家衰弱不堪，绝大部分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土改运动之伟大，就在于，土改用暴风骤雨、雷厉风行的方式，把国家机体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吸血鬼一一摘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些寄生虫、吸血鬼当然会大声喊疼，但必须毫不留情地把解放进行到底。否则，就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犯罪，就是在堵塞国家的复兴之路。

除此以外，“土豪必须死”还有重要的理由。

强人林立、各自为政的旧中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吸血鬼。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损人利己”的不公正的发展模式，同时，他们又各有各的特色。有的地方经营鸦片，有的地方贩卖人口，有的地方倒卖军火，有的地方靠勾结外国人欺压本国人获利，甚至有的地方还保持着奴隶制。而且，他们必然是自我封闭的“土围子”，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意必须是“独占型”的，不容外人介入。

不强力摧毁国内形形色色的“土围子”，普遍意义上的全国治理，就不可能出现，国家统一实际上成了空话。“土围子”的存在，不分良莠，本身就是邪恶就是罪，就是在妨碍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复兴。

重要的是，土豪在各地盘踞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深厚的势力，绝不可能靠简单的分土地或者投诚就能铲除。只要土豪不死，他们的势力就会长期持续，甚至代代相传。只有用暴风骤雨式的残酷斗争，把土豪及其阶级的物质财富、精神影响乃至人身肉体，都无情消灭，才能确保彻底摧毁“土围子”。土豪必须死。土豪不死，人民不振，国家不兴。

阎锡山占据的山西省，桂系军阀占据的广西，马步芳占据的西北等等，都属于这种必须消灭的“土围子”。即使他们把各自的省份治理得不错——山西被称为民国“模范省”，也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统一强大的国家和“土围子”，不可相容，不共戴天。

彻底摧毁“土围子”，消灭土豪，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是人民解放、国家复兴的必经之路。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的重要区分。

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萎靡不振，发展乏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经历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进程。他们的国家，只是徒有其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强有力的统一国家。这种情况下，很难有整个国家的持续发展。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人民，还有待解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本质不同。新中国取代旧中国，绝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整个国家的浴火重生。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在石头上刻下了一句话：“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这句话一直回荡在中国的大地上，回荡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土豪在中国的命运，早已注定。

土豪必须死。汉贼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