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望百岁贺敬之 （下篇）

海的记忆

【胡世宗】

（接上篇）接着我说到1975年，我到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实习编辑。我报到后用的办公桌，竟然是贺敬之老师用过的。桌子左角上的铁丝文件筐里，装的全是贺敬之老师批过的稿子和信件。我惊喜地发现了，却没能机智地把这些有贺敬之字迹的纸页保存下来！如果保留到今天，该多么有意义啊！就像1976年我从不能刊用的要销毁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报社来稿中发现并保留了著名作家写来的稿子一样。而这个年月，贺敬之老师正在“首钢”下放劳动呢。

早在1972年冬，我应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之邀来北京改写一篇评论稿子，所住总参四所就在煤渣胡同附近，离贺敬之老师住处仅几步之遥。那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放歌集》，书店早就售光。我很想得到一本，就给他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心情。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书送到了我住的房间，还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在干校留守，因爱人患病，这几天才回城里照料，十分忙乱，不能面谈，表示抱歉。信的后面说：“《放歌集》一册奉上，请批评指正。”他写信用的不是《人民日报》或中国作协、中国剧协的稿纸，而是1971年8月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在当时最常见的400字红格稿纸。这信，这书，成了我珍贵的收藏。　　

后来，我们有多次相见的机缘，如1979年1月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1982年，我们沈阳军区话剧团排演了《彭大将军》，进京为党的十二大代表演出，我曾请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贺敬之老师和柯岩大姐百忙中抽空看了戏，还上台跟演职人员见面讲了话。1999年9月，贺敬之老师到辽宁朝阳地区考察，要经沈阳回京，他打电话给刘文玉，并请文玉告诉我，在沈阳的那两天里，我们陪他看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邮局百年文史馆，看了怪坡，还会见了沈阳的诗友。

我曾带着老伴或海泉多次到贺敬之老师家做客。贺敬之老师曾向我和海泉说到当年他20岁到21岁跨年时怎样写出歌剧《白毛女》那难忘的经历。

我说到我有幸与老师相识、相知，并有《厚爱》《雷锋，我们需要你》，长诗《我们的军旗》，特别是十七卷《胡世宗日记》，都是请老师题写的书名。

这时，茂之将军对老师说，家乡来了一位小老乡，叫贺强。老师说记得这个名字。贺强从家乡来，带来了乡亲们亲切的关心和问候。贺强用手机打开照片，请老师看村里的一些景物，一些亲人，看景与人的变化，包括贺敬之老师母亲和父亲坟墓的图片，我也看到了，是水泥的圆圆的墓。老师问到一棵树，是不是砍了，是不是不在了？贺强说，在，在，保留得好好的。

老师说到村里那时很贫穷，落后，房屋都很简陋，但村子附近就有一个西洋的教堂，建得很好。这个影像给了他很深的记忆。接着，老师说到在延安也有一个教堂，教堂里的神父很威严。他吃饭时用刀叉，尽管吃的不是面包和香肠，而是中国当地农民吃的东西。可他不会用筷子，只用自己带来的刀叉。老师回忆起曾在那个教堂里上延安抗大和鲁艺的课。党的六大有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开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想到，要很好地尊重宗教信仰，要善待宗教人士。他说，这些信教的人都很虔诚。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比信教的人更虔诚，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更坚定。此时的老师眯缝着眼睛，目光十分锐利。

听了老师这番话，我和茂之对视了一下，并小声交流，像贺敬之这样的老前辈、老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无悔，他们的政治信仰是那样的坚定不移，值得我们尊重、敬佩和学习。

本来我想不多打搅，拜访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很多了。但我看到老师仍在欣喜兴奋之中，也就推延了告辞的时间。我看了看手机，在老师家竟然待了整整55分钟！茂之和春明都和我说，今天老爷子很是高兴！

出了院门，我们车经长安街，我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全新装饰。恰好在天安门与纪念碑中间，我们的车因前边长长车队遇红灯而停下来。尹师傅摇下车窗，让我拍了清晰的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和广场上硕大的美丽的花篮。此时，贺敬之老师写于1959年9月7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年颂歌》里的诗句，令我脱口而出：“东风！/红旗！/朝霞似锦/大道！/青天！/鲜花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