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

沁园春.雪

湖北省博物馆坐落于武汉东湖之滨，成立于1953年，是八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馆舍建筑总面积11.4万平方米，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展出文物2.5万件以上。湖北省博物馆现有藏品24万余件（套），国家一级文物近千件（套），尤以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木器、楚秦汉简牍、先秦及明代藩王墓出土的金玉器为特色，体系完整、数量丰富、质量精湛、地域特色鲜明，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郧县人头骨化石、石家河玉人像、崇阳铜鼓、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虎座鸟架鼓、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云梦睡虎地秦简、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湖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越王勾践剑的出土和保存状态也展示了古代中国在金属冶炼和防锈技术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把剑在出土时仍然保持了极其锋利的刃部，显示出其卓越的铸造和保养技术。剑的铭文“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以及其精细的工艺，如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都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这把剑不仅是一件武器，更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技术的结晶，被誉为“天下第一剑”，对研究越国历史和了解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勾践剑的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这把剑的合金成分使其具有极高的硬度和防锈性能。剑的花纹处含硫量较高，因为硫化铜具有防锈的作用。越王勾践剑的剑身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这些花纹不仅美观，而且通过特定的合金成分处理，增强了剑的耐用性和防锈能力。‌

勾践剑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它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剑身上的纹饰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上海市博物馆的谭德睿在通过3000倍的放大显微镜的观察后，从百分之一毫米厚度的金属表层发现了化学处理痕迹。据质子射线荧光分析对春秋越王勾践剑的成分和表面装饰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春秋越王勾践剑主要用锡青铜铸成，含有少量的铝和微量的镍，灰黑色的菱形花纹及黑色的剑柄、剑格都含有硫。春秋越王勾践剑为青铜武器中的珍品，对研究越国历史和了解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有重要价值。

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仍然保持着原貌，这得益于三个原因：剑身铜质纯净少杂质，制作工艺精良；墓葬环境稳定，墓坑填青灰泥与白膏泥密封性良好，棺椁坚固而封闭严密；出土时仍带着剑鞘保护。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这把名剑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曾侯乙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名为乙，属于姬姓南宫氏。‌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433年之间，是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又称随国）的君主。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而曾侯乙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侯乙墓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达500立方米。木椁顶面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万公斤，木炭之上努筑青膏泥、白膏泥，上面盖铺石板，再努筑五花土直达墓口。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分内、外棺）重达7000公斤，椁内分作东、中、北、西四室。

曾侯乙的统治时期正值战国早期，他的墓葬位于湖北省随州市郊的擂鼓墩，这座墓葬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九鼎八簋和编钟、编磐等礼乐器，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展示了当时的高度文明，还反映了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曾侯乙墓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地下宫殿。墓中的四个樽室，分别对应着其生前的庙堂、 寝宫、后宫与仓库, 陈刻着他拥有的钟鼎彝器、车舆美食，寄托了他永世享用的期望。

墓主居最大的东室，曾侯乙木棺，双重，尸体由多层丝织物包裹，墓主45岁左右。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东室放置主棺一具、陪棺八具；西室放置陪棺十三具；北室放置兵器、车马器及竹简；中厅大约是墓主人的音乐室、礼宾接待厅，内置大量礼乐器；在东室通往中厅的门洞处置放狗棺一具。地宫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距地表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分内、外棺）重达7000公斤，另有彩绘陪棺21具。陪葬者均为13-25岁女性。曾侯乙墓西室的13位殉葬女性为女乐，负责演奏中室燕乐乐器。曾侯乙墓东室葬有8位殉葬女性是曾侯乙的妃妾，同时也负责在寝宫祭祀时参与房中乐。她们的陪葬品中不乏精品。

外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是以青铜框架嵌木板构成的，重约7吨。外壁以黑漆为地，上施朱彩，并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雕琢出各样纹饰，如云纹、龙纹、三角形纹等。棺身上所有纹饰构成二十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饰以朱绘龙形卷曲勾连纹。铜立柱外表施朱、黄结合的花瓣纹，铜足上为鳞纹。外棺右下方开了一个门洞，这个门洞象征着门户，一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二反映了古人灵魂不死的观念。

内棺长2.5米，头端宽1.27米，足端宽1.25米，高1.32米，出土时重约2吨（含水）。相较于外棺的图案，内棺则是十分精美，以红漆作底，饰以黑、黄、金等色纹饰，勾勒出许多龙蛇、鸟兽和神怪图案。

这是两具陪葬棺，雕刻花纹精美，可见主人地位也是不一般。

曾侯乙出土时嘴里含🈶18件玉琀，自墓主口腔和颅内，包括水牛（3件）、黄牛（3件）、猪（3件）、羊（3件）、狗（3件）、鸭（3件）。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为今人提供了关于曾侯乙及其时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曾侯乙对民生的重视，还反映了他“重民”的治国理念。例如，出土的文物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农业生产的记录，显示出他对农业的重视。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墓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品约15404件。

曾侯乙编钟是其墓中最为著名的出土文物之一，这套编钟共有65件青铜双音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展示了先秦时期中国在音乐和青铜铸造技术上的高超成就。总的来说，曾侯乙不仅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他的墓葬及其出土的文物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曾侯乙编钟在音乐和青铜铸造上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我国先秦时期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曾侯乙编钟演奏过三次。‌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省博物馆演奏人员被特批随编钟进京，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了中国古曲《春江花月夜》和创作曲目《楚商》以及《欢乐颂》等中外名曲。1987年‌：在湖北省博物馆演奏厅，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演奏了《东方红》等乐曲。2003年‌：在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25周年之际，演奏了《东方红》等乐曲。

在音乐方面，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它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十二律俱全，能够演奏出完整的半音列，展现了古代音律的精妙‌34。编钟上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的乐律理论，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音乐文化的交流情况‌。此外，编钟的音域宽广，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出丰富多样的旋律，完美展现了古代音律的精妙‌。曾侯乙编钟的出现将我国有明确音律记载的音乐历史提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比西方同类乐器的出现要早数百年‌。

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曾侯乙墓中，还出现了一件震惊学者界的文物，那就是战国铜冰鉴。在刚出土的时候，并没有人研究过这一文物，不知道这件文物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战国铜冰鉴长宽约76厘米，高63.2厘米，在战国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中属于大型青铜器。后来，考古专家查阅各种资料，研究后发现，它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冰箱。根据《周礼·天官·凌人》中记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战国铜冰鉴的出现，为中国的考古界增添了一份新的宝藏，也蕴含着古代人民的智慧，它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曾侯乙是曾国的一位诸侯，他的身份是周王的宗支后代，但并未达到皇帝的地位。根据出土的文物，曾侯乙的帽子是一种名为三梁进德冠的冠饰，这种冠是皇帝赐给有功之臣的，表明其具有一定的荣誉和地位，但并不等同于皇帝的帽子。此外，三梁进德冠的历史背景和制作工艺也反映了其作为贵族的身份象征，而非皇帝的专属。因此，虽然曾侯乙的帽子制作精美且具有很高的地位象征。

曾侯乙编磬是由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曾侯乙编磬的规模最大，制作工艺是最高超的，音乐性能是最好和最完善的，并有精美的磬架，亦可看出编列方式，为前所未见。 磬音铿锵、清越、明亮、穿透力强；音量虽不如钟大，但不易被钟声所掩；余韵不及钟长，却越发显得清晰并击发敏捷。钟磬同奏，金石和鸣，相映生辉。

曾侯乙墓铜鉴缶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既可以用来冰镇酒，也可以用来温酒。‌曾侯乙墓铜鉴缶出土于1978年的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早期1号墓，同时出土了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相同。这件文物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冰箱”，也是最早的“烤箱”。它的构造独特，外部为鉴，内部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的空隙可以放入冰块或温水，满足“冬暖夏凉”的特殊需要。这种设计使得在夏季可以通过冰镇保持酒的清凉可口且不易变质，而在冬季则可以通过温酒来提供温暖的饮品。铜鉴缶的出土，不仅展示了古人高超的青铜制造技艺，还反映了悠久的采冰技术，体现了古人在生活智慧上的独特创意和精湛工艺‌。

铜簠是西周晚期出现的新器型，在春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主要用于盛放稻、粱、粟等谷物。它的用途与簋相仿，属于食器类别。在祭祀和宴饮活动中，铜簠常与簋一起使用，体现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对饮食礼仪的重视。随着时间推移，铜簠的形制和使用逐渐受到其他器物的影响，最终在战国时期逐渐减少，至秦朝统一后基本消失‌。

这些铜器和现在家里厨房的用具差不多，各有各的用途。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和祭祀。

曾侯乙出土的方鼎，作为一种青铜器，最初的功能与大多数鼎相似，主要用于煮肉。随着时间的推移，鼎逐渐发展成为礼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在西周时期，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而诸侯则使用七鼎六簋等，这种规定反映了鼎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等级制度。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升鼎就是这种演变的结果，它们不仅用于烹饪，还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彩漆木雕龙纹盖豆是一种战国时期的文物，属于漆器类别。它的设计独特，由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整体为木胎制作，具有椭圆形隆起的盖，两侧有新月形缺口以便嵌入方形浮雕器耳。盘部分为椭圆形，浅腹厚胎，两侧附加浮雕方形大耳，耳的四面透空，整体设计精美。这种器物通常用于盛放食物，是古代贵族餐桌上的重要餐具。具体来说，彩漆木雕龙纹盖豆的盖顶中心浮雕有两条相互盘绕的龙，周边装饰有变形云纹，两端各有五组浮雕的龙首或龙身纹样。盘内侧上部施有‌云雷纹，下部在网纹上施蟠螭纹，柄与座则施以变形云纹图案。整个器物不仅在视觉上显得庄重华丽，而且在功能上也体现了古代饮食文化的精致与考究。

虎座鸟架鼓的它是一种打击乐器，可以发出响亮的声音 。鼓在楚文化中有着多重含义。一方面，鼓是一种军事信号，可以用来指挥作战或示威敌人 。另一方面，鼓是一种祭祀工具，可以用来祈求神灵的保佑或驱除邪灵的侵扰 。还有一方面，鼓是一种娱乐设备可以用来伴奏歌舞或表达情感。

曾侯乙铜鹿角立鹤，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这些铜器都是烹饪食物和祭祀用具，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对青铜的使用特别广泛和成熟。

曾侯乙铜鼎，作为青铜器的一种，其用途与青铜罍和青铜鼎的功能密切相关。青铜罍主要用于在重要礼仪场合之前的洗手，而青铜鼎则主要用于烹煮食物或祭祀时使用。曾侯乙铜鼎，特别是曾侯乙大墓出土的大铜罍鼎，结合了这两种功能的特点，但其具体用途曾让专家困惑。后来，专家通过研究认为，它应该是曾侯乙个人专用的冠洗用具，其巨大的体积超过了一般的冠洗用具，上面的铁链用于固定悬挂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与曾侯乙的身份和地位相符合。

此铜卣全器满花，以云雷纹为地。提梁饰蝉纹，提梁两端圆雕兽头作牛兽。盖顶有菌状钮，盖面饰兽面纹。盖及器身有四条纵向扉棱。颈部饰龙纹带一周。腹部饰兽面纹，兽尾下两侧各饰一凤鸟纹。圈足饰蛇纹带。本件盖、器对铭，各铸有铭文：“麻于肇畜马、谷，赉，用作父戊宝彝。庚册”。铭文大意是说麻于因为养马而受到赏赐，因此制作了用来祭祀父戊的铜器。“庚册”是表示麻于族氏的铭文。

此尊外壁有四道纵向长扉。纹饰从上至下分三段，上段颈部饰蝉纹和鸟纹，中段腹部和下段圈足饰兽面纹。器内底铸有铭文：“麻于肇畜马、谷，赉，用作父戊宝彝。庚册”。尊和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常见的酒器组合。麻于尊、卣通体纹饰精美繁缛，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精品。

一组展品的照片，包括三个不同类型的文物。左侧是一个类似酒杯或礼器的容器；中间摆放的是几个形状各异的小型里酒具青铜器件，这些器物不仅展示了古代的工艺水平，更让人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魅力。

周朝灭商之后，周王吸取前朝奢靡亡国的教训，将盛放酒器的器皿命名为“禁”，告诫子民禁止酗酒。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曾侯乙墓的铜禁上，承放着两件形体硕大的铜壶，造型雄伟奇特，两条龙攀附在壶身上成为壶耳，壶身遍饰蟠螭纹，壶口作镂空设计，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曾侯乙建鼓底座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主要用于承插建鼓的底座。‌这一文物不仅展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还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其设计独特，由八对大龙簇拥着中心圆柱，大龙身上盘绕着数十条小龙，这些小龙与大龙互相缠绕，形成镂空的图案，并镶嵌有‌绿松石，视觉效果极为精美。击鼓时，鼓声仿佛能唤醒这些盘绕的龙群，达到视觉与听觉的完美统一，展现了古代工艺的精湛与创意。‌曾侯乙建鼓底座的铸造工艺复杂，采用了‌失蜡法和‌范铸法等多种技术，经过分段铸造后焊接而成。这种工艺不仅要求高超的技艺，还需要精确的测量和细致的操作，以确保每个部分能够完美结合。文物的精美程度和复杂性使得其复制难度极高，至今无法完全复制出原作的效果，这也使得它成为了青铜器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中出土了车马器，但并没有出土完整的车马。‌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兵器、乐器、礼器、车马器等，其中车马器的数量达到了1127件，分别出自东室和北室。这些车马器包括车舆、华盖、车軎、马衔、马镳、马饰等。虽然这些车马器显示了曾侯乙墓中存在车马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并未发现完整的车马‌。

《二十八宿图》衣箱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衣箱盖、身分别用整木剜成，高40.5厘米、长71厘米、宽47厘米。器内髹红漆，器表黑漆作底，朱漆绘二十八宿图和其他纹饰。衣箱盖顶左右两侧，分别绘制着白龙和青龙。盖面中央有朱书篆文“斗”，环绕“斗”字顺时针依次书写一圈秀丽规整的小字，有角宿、亢宿、氐宿等，即二十八星宿。有学者认为，这幅星宿图描绘的，应为公元前433年农历大年初三傍晚的天象。曾侯乙衣箱为何选择这一天来记录呢？胡昊介绍称，对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而言，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很重要，一开始古人依据“虫叫草长”来确定时间，后来发现天上的星星更可靠。古人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和变化，掌握它们的运行规律后，来确定春耕播种时间，而“甲寅三日”，便是万物复苏的立春时节。据记载，在这一天会举行“籍田礼”，天子和诸侯需亲自手持农具耕田，为百姓示范，以劝民务农。2400余年过去了，古人仰望的那片星空及所思所想，被这件衣箱保存至今，使观众得以在博物馆“穿越时空”去体会古人别样的浪漫。

曾侯乙墓出土了牛形钮、三环钮、四环钮三种盖鼎，主要用于盛放配有调味品的牲肉。出土时鼎内存有牛、猪、雁骨等。三环钮铜盖鼎，底部均有烟炱痕迹。铜盖豆。豆在祭祀与宴飨中，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本件全身镶嵌花纹，所镶绿松石大部分尚存，十分精美。

墓中曾经共出土76件青铜车軎，其中发现两件矛状车軎。这两件上部为矛，下部带有圆形套口，通高41.1厘米，矛刃部为齿状切口。这种武器使用时，会被安装车轮的轴头上。有人会疑惑，这东西是安在车轴上又不是安在车前方，矛头能刺伤人吗？其实主要的杀伤部位在刃口上。这件武器在战车高速冲击时，在车轮的带动下自身会高速旋转，基本上就是一个青铜制造的大刮刀。可以想想，这种武器对于人马的杀伤力会有多强。

漆木鹿，属于战国髹漆木雕，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两件。这两件均为木胎，但是造型各异，其中一只昂首凝视，四肢呈卷曲状，全身髹漆彩绘梅花瓣纹，而另一只呈休息伏卧状，鹿角十分高大。这两件漆木鹿造型可爱，神态逼真，体现了战国时期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理念。

曾侯乙墓中所出四件铜簠与五件牛形钮盖鼎位置靠近，属五鼎四簠的组合。铜簠。簠在祭祀和宴飨时用于盛放饭食，盖和器形状相同，大小一致，上下对称，合起来成为一体，分开则为两个器皿。器身镶嵌繁缚花纹，镶嵌物已佚，残存褐、白色充填物。牛形钮铜盖鼎、鼎钩。鼎盖上有三个造型生动逼真的牛形钮饰。鼎外壁原用绿松石镶嵌，已佚。腹底面有烟炱痕迹。出土时每件鼎盖上均置放两件鼎钩。

曾侯乙尊盘是战国早期的一件青铜器，由尊和盘两件独立器物组成。尊是酒器，用于盛酒；盘则是水器，可以在夏季盛冰用于镇酒，或者在冬季盛沸水用于温酒。这套器物造型繁复，设计精巧，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尊盘的整体造型高低参差、对称排列，其制作方法采用了失蜡法等多种工艺，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技艺。

铜甗，蒸饭器，在祭祀或宴飨时蒸煮食物。上部分盛放食物称甑，下部煮水为鬲，甑底开有箅孔通蒸汽。大铜鬲，用于烹煮食物，形制、纹饰均仿陶鬲，底部有烟炱痕迹。

盛祭祀时需要奉献祭品。用于祭祀的动物叫做“牺牲”，饭食称作“粢盛”。鼎用于烹煮牛、羊等牲肉，簋，簠用来盛放黍，稻等粮食，豆用来盛放酱菜。九鼎八簋是曾侯乙身份的象征。出土两件铜镬（huò）鼎，配有鼎钩。镬鼎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等重大礼仪活动中煮牲肉的鼎。本件出土时口沿上有竹篾片编制的鼎盖，已朽，腹底有烟炱痕迹。鼎钩挂于鼎耳。两鼎配只长柄铜匕，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先秦铜匕。柄上铸有阴刻双线组成的蟠螭纹。

曾侯乙作为一国之君，祭祀、宴飨等仪式是他最神圣、最重要的活动。礼器的数量、形制和组合反映等级与权力，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技术。祭祀礼仪中，鼎盛放牲肉，簋盛放饭食，是最重要的祭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曾侯乙墓出土九鼎八簋，已超过礼制规定。 所有器件大都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铜炉可能是古代贵族烹饪食物所使用的器具。铜炭炉、铜箕、铜漏铲，出土时与镬鼎摆放在一起，箕和漏铲置于炭炉内。铜箕纹饰仿竹箕，盛放木炭。漏铲用于筛炭。炉侧铸镶红铜纹饰。

周代贵族佩饰以玉为主，象征权力地位，彰显君子美德。贵族身份越高，佩玉所用玉器就越多越精美。曾侯乙墓中出土如十六节龙凤玉挂饰、玉龙佩等器物代表了当时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准。

这是2000多年前的首饰盒，里面有铜镜等一些女人用品。

贵族在祭祀、宴飨时要先行沃盥之礼，通过清洁仪式以表虔敬。沃即是以匜浇水于手，盥是洗手的意思，弃水用盘来承接。圆鉴、盥缶则用于储水。大勺子称铜匕，出自一件鼎内，柄部正面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及镂空纹饰镶嵌绿松石，部分脱落。大铜匜鼎，为匜鼎合体，形制罕见。

素漆木酒具箱（复制品），内装有耳杯、方盒、圆盒，以及木勺、竹夹等物。出土时盒内存有鸡、鱼骨。

“酒以成礼”，酒有致幻作用，被视为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在祭祀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宴飨等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饮品。曾侯乙墓所出酒器主要以青铜鉴缶、尊盘为代表，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铸造工艺。

曾侯乙时代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为贵族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进而为他们进行精神探索和审美追求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墓中陈设的精美青铜用器、漆木器和玉器见证了技术的进步，展现了那个时代所崇尚的高贵、优雅、精致的贵族风貌。

曾侯乙还被认为是一位美食家，出土的餐具中发现了大量带有食物或调味料痕迹的餐具，表明他对鱼类菜肴情有独钟。曾侯乙的身份和研究背景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深度。他的墓葬和出土文物不仅展示了战国时期的高度文明和技术成就，也为研究古代社会、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和研究，对于理解古代音乐、礼乐制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具有重要意义‌。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它在两千多年前就展现了如此精美的乐器和恢宏的乐队，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反映了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为中华民族赢得了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