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扩展·艺术篇】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中的宋金元碑刻

zmzg诗与远方

图文：zmzg诗与远方

美篇号：36860339

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中还陈列着一些宋金元碑刻，有记事碑、墓碑、造像碑等，记录了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生平、宗教信仰、社会风貌等信息，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重要资料；同时展现了宋元金时期书法艺术的风格和特点，让我们领略到米芾、赵孟頫等大家风范。



宋《文宣王记碑》立于淳化二年（991年），给事中徐休复撰文，彭扆书写，隶书，结字方扁，点画厚重饱满，波挑极为明显，打破了唐隶的平正格局，使作品更加生动活泼，是北宋隶书艺术的杰出代表。碑文记载了徐休复奉宋太宗之命祭拜孔庙之事，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还为研究北宋政治、文化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宋《敕修文宣王庙碑》，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立，碑文记载了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王钦若请求朝廷修缮各地孔庙并禁止将庙宇占作他用的奏状，以及朝廷对此的敕令。牒文后附有值日宰执的签署，包括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冯拯和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王旦，显示了朝廷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裴瑀的楷书字迹工整，笔画流畅，结构严谨，体现了北宋楷书的艺术特色。



下面五块石碑并排，中间一块为《玄圣文宣王赞并序碑》，其两侧各有两通《先贤先儒赞碑》。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赵恒在泰山封禅后，前往曲阜谒祭孔庙孔林，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亲撰《玄圣文宣王赞并序》并刻立石碑；随行大臣亦纷纷赋诗，合刻《先贤先儒赞碑》。



《玄圣文宣王赞并序碑》的碑文分为上赞、下诏两部分，主要包括真宗对孔子的加封诏令以及赞颂孔子的文辞，语言简练优美，运用了典故和比兴、借代等修辞手法，庄重而又富有文采，体现了北宋朝廷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尊崇。书法规范端正，章法分明‌，笔画平直隽逸，‌线条流畅‌，有节奏感和律动感，体现了宋代楷书沉雄茂实的风格，给人美的享受。



当时的刑部尚书集贤大学士王旦、礼部尚书王钦若、户部尚书寇准、兵部员外郎杨亿等39名重臣分别对1—2位先贤先儒题诗，赞颂其功德，刻成《先贤先儒赞碑》。在书法上隶中有楷，行楷结合，展现了书体的多样性，巧妙彰显了四配与诸贤之间的等级差别；整体呈现典雅庄重的特点，表达了对先贤先儒的崇敬之情；同时又流露出清新明快的风貌，展示了书法的灵动和活力。



宋《孔圣植桧赞碑》，原在孔庙孔子手植桧侧，碑高148.5厘米、宽61厘米、厚19厘米。正文为：炜皇道，养百日。御元气，昭道一。动化机，此桧植。 矫龙怪，挺雄姿。二千年，敌金石。纠治乱，如一昔。百氏下，荫圭璧。此碑刻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行书，由米芾撰文并书，运笔潇洒俊逸，神采飞扬，筋骨雄毅，刚健端庄，体现了他的行草特点。



宋《玄圣文宣王赞碑》，刻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真宗撰文，米芾篆书。碑方首、高202.5厘米、宽68.5厘米、厚19厘米；字以小篆为主，间有金文。米芾书法各体兼善，但行草为多，篆书难得一见，书法风格独特，用笔遒劲有力，结体严谨而不失灵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末有孔继涑、孔昭薰的题记，分别题于清乾隆33年、道光18年。



宋《祖庙祝文》，刻于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这是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勖率族人祭祖文，张宗益撰，孔彦辅书，不仅承载了深厚的家族情感和历史记忆，还体现了宋代士人对礼仪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是研究宋代祝文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祝文为楷书书写，端庄秀丽，笔笔精到，笔画粗细对比强烈，细如游丝却力度不减，粗如棍棒亦显优雅灵动，丰富了视觉效果，展现了笔力功底；结体寓奇险于平正，疏娟秀于严密，在古朴中求变化，字距较大，行距较小，打破了行列整齐的单调感，如水波涟漪，似春柳摇曳，具有韵律感和音乐美，使得整篇文字既庄重又富有动感。



宋《祖庙祭文》，为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祭祖文，张宗益书，沈昇刻于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不仅为欣赏和研究宋代祭文提供了实物资料，也是书法艺术的重要遗产。



祭文用笔方圆兼备，内敛而不失力度；横画疏密有序，‌变化颇多，收则简约沉静，放则放纵飘逸，体现了书法艺术的节奏感与韵律美；竖画不仅具有力度，而且跌宕多变；字体扁平方正，撇捺有度，中宫紧凑，既稳重朴实，又灵动柔美；字距与行距较大，章法布局疏朗空灵，不仅增强了视觉效果，也体现儒家“中和”之美。



宋《讲学堂记碑》，刻于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记述修建孔庙学堂事迹，不仅是对教育事业的礼赞，也是对孔子及儒家思想传承的颂扬。碑高222厘米、宽74厘米、厚15厘米，成昂撰、孙正已书，孔彦辅题额。“讲学堂记"四字既非篆隶，又非行楷，笔划从简，似是后来简体汉字的雏形。



正文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端庄严谨；布局匀称和谐，行距字距得当；书写流畅自然，结体稳健，笔力遒劲，体现了书者深厚的书法功底和对碑文内容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崇敬之情，也展现了宋代书法追求整体美感的审美取向，给人以视觉上的舒适感。



金《三省同奉圣旨存留大乘之寺铸钟之铭碑》，立于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1957年由南辛镇白村移入孔庙。碑高2.7米、宽0.97米、厚0.17米，记录三省奉圣旨存留大乘寺铸钟之事。书法结构严谨，行间茂密而不失疏朗，字形饱满，方正稳重，错落有致，井然有序，笔画工整，笔力遒劲‌，线条流畅，‌粗细均匀‌，展示了书写者深厚的书法功底和对笔法的精准掌控，体现了金代楷书追求的一种平衡与和谐之美。



元《处士王先生墓志铭碑》，立于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治篆颂，1965年由书院乡旧县村东移入孔庙。碑文书写以隶书为基础，同时融入篆书的字形和篆籀笔意，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结构严谨，字形端庄‌，用笔方整外拓‌，稳健开阔，呈现出凝整、奇古、拙朴、强劲的特点，透露出沉稳肃穆的气质，反映了元代墓志铭的书法特色，但字体过于工整匀称，少了轻松灵动的气息。



元《孔治墓碑》，立于至元六年（1340年），系赵孟頫为五十三代衍圣公孔治书写的墓碑。原在孔林，1978年移入孔庙。碑文采用篆书书写，‌结构严谨‌，粗细均匀，线条流畅‌，富有变化，既古朴典雅，又生动婉通，令人赏心悦目。赵孟頫的篆书作品往往兼具古意与创新，既保留了篆书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个人的艺术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孔治墓碑》是其代表作之一，被誉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元《敕建端本堂记碑》，立于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记述敕建端本堂之事，碑阴有题名。碑文字体清瘦修长，结体端庄凝练，‌方圆相错，刚柔相济，既有隶书的古朴，又融入楷书的灵动；既有方笔的刚劲有力，又有圆笔的温润含蓄；用笔潇洒飘逸，流畅自然，既隐含骨力，又轻灵飞动，尤其在波磔、长横等笔画上更显恣肆轻盈，给人疏宕淡远、气韵生动的艺术享受，展现了元代书法的独特风格。



元《曲阜历代沿革志碑》，立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记述曲阜历代地名沿革及行政归属，原在城东旧县东门里，1964年收集并移入孔庙。碑文以楷书为主，‌楷中带行‌，笔画纤细俊逸，挺拔秀雅，‌空灵劲健‌，似断实连，极具行书之神韵，又不失楷书的劲健；字体结构端正，字间、行间都保持适当距离，布局合理，给人以宽绰之感，体现了书法中的“中和之美”，展示出书写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法修养。



宋金元时期的书法既继承隋唐等前代书法传统，又有创新和发展。宋代书法以“尚意”为主，追求个性和情感表达；金代书法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特魅力；元代书法则受到赵孟頫等的影响，注重法度和规范。参观汉魏碑刻博物馆，让我们眼界大开，知识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