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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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韩国女作家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韩国女作家 分享一篇《瑞典日报》对韩江获得诺奖的评论。 来世的世界并未与我们的世界隔绝 《瑞典日报》——克里斯托弗·莱安多尔 在韩江的世界里，生者与死者的共存方式比我们在西方思维模式中习惯的要更为具体。那些我们通常归入恐怖故事的元素，在这里却是理所当然的现实，是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今，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首次有韩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获奖，而韩语是全球7800万人使用的语言。这也是25年来，诺贝尔文学奖首次扩展了获奖语言的范围，之前新增的语言是中文。现在，共有26种世界语言被包括在内。（作为对比，圣经已经被翻译成513种语言。）这对一个拥有创伤历史的民族来说意义深远，同时对整个世界文学也有重要影响：经验和看待世界及生活的方式瞬间变得更加丰富。在这一案例中，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种影响尤其显著。 韩江于1970年出生在韩国第六大城市光州，而光州在1980年5月发生了一次空前暴力的军事行动，当时军队镇压了抗议的studenter，导致可能有超过2000名studenter被杀害。这场屠杀的残酷后果长期被隐瞒，城市中满是死去却未被埋葬的孩子的尸体，这成为了韩江整个文学创作的背景，也是她的小说《少年将至》（英文名为《Human Acts》，瑞典语译为《生者与死者》，2016年出版）的明确主题，这个书名也可以作为她整个创作生涯的总结。 在韩江的世界里，生者与死者的共存方式比我们习惯的要具体，至少不像我们文化中通常所见的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呈现。那些我们更容易视为恐怖故事的元素，在这里却是理所当然的实际问题，需要正视和解决。死者成为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在欧洲文学中极少见到的扩展维度。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对死者负有责任，必须帮助他们安息。 像光州屠杀或者1948至1949年发生在济州岛的屠杀，这些未被埋葬和未被辨认的遗体制造了混乱。韩江认为，记住这些无名的死者，不仅是文学的任务，也是所有艺术形式的使命，应该通过命名和呈现他们，为他们在生与死的世界中找到一个安息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无论她创作了多少小说和虚构作品，她依然写进了现代见证文学的特定传统中。 她以低调、近乎干涩的热度描写极端状态，将身体与意识推至存在形式的边缘：梦与醒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真相与谎言之间，生与死之间。她的写作带有明显的道德维度：她的书是团结的行动——团结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如《生者与死者》和《我不说再见》中的受害者，团结在《白书》中的死去的妹妹，团结《素食者》中遭受父权文化压迫和沉默的女性。 韩江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是一位作家。她于1994年以文学作品出道，随后出版了十余部作品，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并获得了多项韩国文学奖项，被公认为其一代的重要作家。直到2014年出版的具有争议的《生者与死者》复杂化了她与祖国的关系。 在我们的世界中，她的名声主要依托于2007年的《素食者》，这部作品在2016年获得了曼布克奖，打开了所有大门：《素食者》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各大书店的货架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此之前，除法国外，她几乎未在其他国家受到广泛关注。她的两部早期小说《离去吧，风起了》（法文译为《Pars, le vent se lève》）和《希腊课》（法文译为《Leçons de grec》）可以看作是她突破之作的前奏。这两部小说讲述了人们对自己施加暴力，因为这似乎是他们唯一的自由选择，作品描绘了内在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剧烈冲突。《离去吧，风起了》的主人公为了与死去的朋友保持团结，寻求一种超越自杀的真理，但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我杀死了唯一能杀死的人：我自己。”《希腊课》的主人公通过停止说话来获取控制感。 她的书籍都围绕着那些关闭自己与世界联系的人展开，因为这似乎是他们掌控自己生活的唯一方式。部分人遭受了过度的暴力，另一些人则将生命与出生视为一种暴力，并采取了唯一可用的反抗方式。在《素食者》中，这一模式被推向极致：主人公英惠（Yeong-hye）——耐人寻味的是，她只通过他人的眼光被描绘，只有在他人的目光中存在——选择了不再进食。英惠试图通过不吃东西将自己变成植物，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反对暴力；这一举动对周围人来说，令人震惊，正如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的冷漠一样（这部小说和韩江的创作在严肃性上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种严肃性既体现在简洁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对道德的高要求）。英惠的行为似乎是在拒绝参与父母、兄弟姐妹和丈夫的世界，仿佛她的举动是在质疑他们的存在。而事实上，这正是一种质疑。《素食者》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其本质上充满了激烈的暴力与身体性，犹如瓦莱丽·索拉纳斯的《SCUM宣言》那般强烈——不要被韩江的低调语气所迷惑，她对权力结构的审视毫不避讳。 这种内化的暴力，在韩江的作品中展现出一方面的自由和另一方面的强制，贯穿于她的所有书籍。它既反映了社会暴力的强烈体验，如在《生者与死者》中所描述的，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存在的根本体验：韩江以相对论为基础，谈论了身体之间的暴力，指出仅仅通过存在，身体就对周围空间产生变形。 她以开创性的方式描写身体，直率却不哗众取宠，尽管她的作品中呈现了大规模的身体解体，但描写几乎是纯洁的。 《生者与死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种私人的存在性戏剧写入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冲突中，这使得寻找一具可以安葬的尸体的过程拥有了与《安提戈涅》相同的悲剧性重量，并且与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一样，具备了见证文学的真实性和见证身份。在整部小说中，死者和生者相互寻找，这种绝望的寻找可以追溯到韩国的葬礼传统和死亡哲学，这种哲学是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混合体，深受萨满教观念的影响。死后的世界并不与我们的世界隔离，死者的存在受到我们生者如何对待他们遗体的影响。葬礼仪式是连接生者与死者的纽带，坟墓是他们可以相遇的地方。因此，军方隐藏被屠杀学生的遗体，许多遗体还被严重毁容，这不仅让他们的家属无法进行葬礼，也因此影响了死者在来世的安宁。 “当你死去时，我无法为你安排葬礼，因此我一生都像在为你办葬礼。” 韩江的整个写作生涯都围绕着身体作为交汇点和战场——身体如何不再是与外界的屏障，而成为生命与死亡相遇的场所，同时也是内心与外界、社会与自我、灵魂与肉体权力博弈的地方。在每一部散文作品中，她都以新的、激烈的方式展示这种冲突，并将其推向极限。她不断追寻身体与精神的交汇点——或是它们的分离点。 让人感到，写作对她来说如同一场葬礼仪式，一种恢复尊严与平衡的方式。 这一印象在她2016年出版的《白书》中得到了确认，这部作品于次年翻译成英文。书中最初是一系列关于白色——韩国的丧服颜色——的冥想，最终《白书》演变为一部关于作者夭折的姐姐的传记，这位姐姐只活了几个小时，因当时年轻的父母住得偏远，她被裹在襁褓中下葬。韩江用她特有的表达方式说道，姐姐“在不知道自己跨越了什么界限的情况下死去”。这位已故的姐姐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对死亡的持续提醒，另一方面也是她的另一个自我，一个替代的存在——作为一个死亡的双生体，这成为韩江创作的基础，而在这部作品中，韩江既回顾了她的写作历程，也展望了未来。 她指出，写作就像是用纱布包扎伤口；写作通过封闭和密封伤口来愈合，止住出血，确保它保持安静。 只有被书写的生命才是完全封闭的，像墓穴一样关闭，因此也是结束的，得到控制的。我们习惯于一种希望具有转变力量的文学：韩江的写作则试图止住流血，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和传统来迎接我们，在这个传统中，文学并不是通过否认死亡来抵抗它，而是通过赋予死亡一种形态，使死者得以解放。 《白书》是一部对文学基本功能的绝美提醒。白书页面上的文字成为了相当于奥德修斯为让冥界的死者暂时发声而洒在地上的血。写作就是通过自我放血几滴来赋予死者生命；借用一点我们自己的生命，从而获得通往他们的道路。生者与死者：在文本中，我们短暂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存在。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文本中仅提到了另外两位作家的名字：卡缪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些获奖者中，韩江凭借她精简清晰的文风、无限的同情心以及始终不屈的目光，属于对抗暴力的文学行列。 2024.10.13泉 ……凡</h3> <h3>#我虽然没有和人生和解，但终究还是要重新活下去…… 韩江《不做告别》 </h3> <h3>如果说 雪是从天而降的沉默，那雨也许就是 天上落下的无尽的长句…… 韩江《失语者》</h3> <h3>如果想见那个人， 一定要在靑春和体魄已逝之时，在渴望的时间所剩无几之时，在你彷徨无措时，在你走投无路时，才能重新爱上生活…… 韩江《白》</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