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两江总督陶澍识人交友小故事几则兼述左宗棠之贵人

沂河一滴水

陶澍（1779——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髯樵，湖南安化人，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湖湘经世派第一人、道光朝重臣。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实心任事，颇有政声，“剖决狱讼如流”。其任职四川期间，四川总督蒋攸铦举荐其为“治行四川第一”。后陶历任山西按察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十年（1830年），累官至两江总督，后又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在任期间，陶澍立志振作，革除积弊，放手整顿河工、漕务、盐务、吏治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务，并拔擢了一批人才，颇见成效。陶澍为官清廉，行政勤勉，关心民事，主要体现于吏治、漕运、盐政、水利、赈灾恤民五个方面。晚清清流派领袖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称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陶澍任职选人，首重廉洁，抵制物欲，曾作座右铭：“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此言既是自省也是自警。

陶澍一生，政绩斐然，识人更上。陶澍与“湘军三杰”之曾国藩（陶为其导引）、左宗棠（儿女亲家）、胡林翼（女婿）关系十分密切，他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思想等方面，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湘军三杰”可谓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此外，陶澍平生注重教化，倡修省、府、州、县志，以备文献掌故；捐献和重修二十余所书院，其中独资万银于江宁建惜阴书院。又为故乡安化捐学田及科举田百七十亩，以资穷乡士子。平生举荐选拔大批人才，如林则徐（下属门生）、贺长龄兄弟、魏源（幕僚）、龚自珍（好友）等皆一代名宦和学者。

道光十九年（1839年），病逝于两江督署，赠太子太保衔，谥号“文毅”，入祀贤良祠。

主要著述有《印心石屋诗文集》56卷、《蜀輶日记》4卷、《秦义》76卷、《陶渊明集辑注》若干卷等。

从网络撷取几个陶澍识人交友的小故事分享。

（一）陶澍举荐林则徐。

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同时在江苏为官，按当时级别陶澍是林则徐的上级，但二人同心同德，相交甚厚，政绩卓著。陶澍病重临终写最后的奏折《恭谢恩准开缺折子》，向道光皇帝鼎力推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奏折中陶澍对林则徐的能力和品行高度评价，“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道光皇帝感念于陶澍的功德，遂任命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

（附注：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林则徐任江苏巡抚；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和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两次署任两江总督；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升任湖广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林则徐受道光皇帝委派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

（二）陶澍影响曾国藩。

同为湘人，陶澍和曾国藩一生未曾谋面，但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清史研究大家萧一山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乃策源地也。”如果“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印心石屋”为道光帝给陶澍的题字，是陶澍早年读书之所；“蔚起”乃指人才荟萃、聚集。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的宗主，曾国藩是其培养和影响下的杰出人才之一。曾国藩十分注重认真学习陶澍的著作。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阅读《陶文毅公全集》的情况，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七日记：“阅《陶文毅公全集》，至晡时，甚倦，即睡。”十八日又记：“早起，仍阅《陶文毅公全集》。”

（三）陶澍栽培胡林翼。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1861年9月30日），字贶生，号润芝，亦作润之或詠芝。湖南省益阳县泉交河人。胡林翼六岁时，由祖父教导认字，读《论语》。八岁时，祖父在湖南益阳修志馆编修志书，他随侍在侧。恰逢将赴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顺路回老家益阳探亲，陶澍一见胡林翼，就惊为伟器，说：“我已得一快婿。”遂订下娃娃亲，将自己五岁的女儿陶琇姿许配给他。十九岁时，胡林翼与陶琇姿完婚。二十一岁时，他偕夫人送岳母贺夫人去南京陶澍两江总督任所。留居节署一年，深受岳父为人处世理政用人之熏染，“精神殊为一变”，自认为受益匪浅。道光十六年（1836年），24岁的胡林翼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后历任贵州省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1854年），以道员衔率黔勇到湖北、湖南对抗太平军。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克武昌，他又与湘军罗泽南部发起反攻，至翌年收复武昌，被正授为湖北巡抚。咸丰十年（1860年），陷太湖、潜山，助曾国荃围攻安庆。隔年（1861年），太平军迫近武昌，胡林翼率部返救。同年在武昌病逝。清廷追赠其为总督，赐谥号“文忠”。胡林翼在湖北七年，与曾国藩指挥清军与太平军死战。故得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并称为“中兴名臣”，又与曾国藩并称“曾胡”。

（四）陶澍提携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左宗棠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来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参赞戎机，抵抗太平军。后由曾国藩保举，特旨为四品京堂，率兵号“楚军”，与太平军作战，为扭转战局之关键人物，历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封恪靖伯。光绪元年（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收复失地。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光绪七年（1881年），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后病殁福州。

道光十六年（1836），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在江西检阅军伍之后决定回老家湖南安化省亲。途中，路过醴陵，该县令以醴陵书院为陶澍下榻的行馆，让科举落第之后在醴陵县渌江书院里做教书先生的左宗棠（24岁）为陶澍下榻馆舍拟写对联一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门联，赞赏不已。陶澍见左后慧眼识英，“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结下了忘年交。（印心石屋：清道光十五年，陶澍因政绩卓著，被召入京觐见。道光帝详细询问了陶澍家世。陶澍向道光帝描述了其家位于“洞庭西南，资水之滨……潭心有石方正若印，名曰印心石。”幼年时随其父“结屋读书其上”等情形。道光帝听了很感兴趣，随即书大小两方‘印心石屋’匾额以赐。）

1838年，左宗棠赴京应考返程，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待以上宾之礼，留住署中。陶澍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还正式为独子陶桄（6岁）向左宗棠之长女左孝瑜（5岁）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陶澍与左宗棠以忘年之交而联姻成为儿女亲家。1839年陶澍卒，陶桄尚幼。陶澍逝世之后，左宗棠“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吾师之命”指陶澍之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贺熙龄湖南长沙人，清道光年间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陶澍女儿陶嫃姿嫁给了贺熙龄的长子，陶澍和贺熙龄也是儿女亲家，贺熙龄去世前一年又把小女儿许配给了左宗棠的大儿子，两人从师生关系进一步加深为姻亲关系。）贺熙龄作为左宗棠心中特别尊重的老师，曾经写信托左宗棠主持打理陶澍的家事。左宗棠便在陶澍老家（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小淹镇）待了8年时间，为陶澍理家课子，维持家业。陶桄遂受教于左宗棠，并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娶左宗棠长女左孝瑜。

（五）林则徐举荐左宗棠。

1850年1月3日，新疆戍边归来复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返乡乘船经过长沙，再次想到自己昔日上司陶澍和今日下属胡林翼共同向他推荐过的湘乡布衣达人，自号“今亮”的左宗棠，专门派人到湘阴请左宗棠到长沙一晤，左宗棠时年38岁，距其1838年北京会试再次落第回乡取道南京拜访陶澍，陶澍于其联姻并托孤之后又是12年。

林则徐与久已闻名而素未谋面的左宗棠相见，放怀畅谈天下大事。在这场被称为“湘江夜话”的历史性会面中，林则徐认为英法侵略者，尚不足畏，其失败者，乃朝廷投降政策之所致。所足虑者乃是沙俄，俄国将是今后中国的大敌。

林则徐道：“新疆，对于内地官员，他们了解甚少。所谓千里荒漠，实则是沃土千里，瓜果累累，牛羊遍地。金、银、玉石、煤、铁藏量丰富，是中国西北的一大聚宝盆。”接着林则徐又讲道：“沙俄对我新疆虎视眈眈，觊觎久矣！内地兵祸四起，新疆若不利治，沙俄必欲吞之。老夫在新疆时日不久，很多事还来不及完成，必寻人以托之。”

左宗棠道：“新疆地广人稀，而只设将军府，此乃朝廷制度一大弊端，宜早置行省，行郡县制，加大内地向西域移民，大办屯垦，广植桑麻，兴修水利，修建驿道，使新疆与内地臂指相连，方可稳固。”

二人谈着谈着，不知东方既白。林则徐十分欣慰，确信眼前的这位青年人便是自己多年来寻觅的那个人，可以以大事相托。

于是起身从行箧中将自己在新疆5年多积累的全部资料与自己亲自审订的新疆详细地图，以及西边边防与俄国的动态等拿了出来，欣慰地对左宗棠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日东南洋夷御之者或有其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听罢，左宗棠心头一热，连忙起身长跪于船板，双手郑重地接了过来。并表示，日后若能效命国家定不负公重托。

同年11月，林则徐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抱病向朝廷上了最后一份奏折。奏折中，林则徐正式向朝廷新帝咸丰皇帝举荐了左宗棠。在奏折中林则徐称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可堪大任”。

写完奏折不久，11月22日，一代民族英雄，晚清一代名臣林则徐走完了他为国为民的一生，长眠于福州金狮山麓。

林则徐去逝的消息传到左宗棠后，左宗棠十分悲痛，挥笔写下了流传后世的一幅悼林公挽联：“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不久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四品候补，助曾国潘创办湘军，他传奇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大幕。

就在与林则徐“湘江夜谈”20多年后，左宗棠力排众议，为新疆力主西征。

1876年，已是64岁高龄的左宗棠挥师入疆。为表收复决心，他留下一封家书，命人抬棺出征。

1881年，左宗棠收复伊犁。

此后，西征军每收复一座城池，他就命进驻官员帮助百姓恢复生产，教他们栽桑养蚕、种菜种粮、兴建水利。新疆能够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左宗棠功在千秋。

（六）高山流水之胡林翼和左宗棠

胡林翼父亲胡达源和左宗棠父亲左观澜是一起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好朋友。1833年，21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左宗棠一到北京就前去拜访这位世伯。胡达源看到故友的儿子非常高兴，便命人将自己的儿子胡林翼请了出来。左宗棠和胡林翼同年出生，胡林翼长左宗棠四个月，两人互相欣赏，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生死之交。

胡林翼和左宗棠结识于青年，有兄弟之义。不过胡林翼唯一的小舅子（陶澍之子陶桄）是左宗棠的大女婿，1856年胡林翼的妹妹胡同芝嫁给了左宗棠二哥左宗植的长子。如果论辈分胡林翼称呼左宗棠为“丈”并不过分，但从朋友关系上讲，左宗棠一直称呼胡林翼为“兄”，而且左宗棠明示家人称胡林翼为“先生”，坚决不从辈分上托大。

在贵州任安顺知府的胡林翼曾专门向自己上级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胡林翼在林则徐面前盛赞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再后来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向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推荐左宗棠成为他的幕僚，左宗棠全力帮助曾国藩创立湘军。再后胡林翼邀左宗棠于宿松和曾国藩会面，实现“宿松湘军大聚首”，胡林翼上奏咸丰，请求恩准左宗棠回长沙招募湘勇六千。其后，左宗棠回到长沙以四品京堂候补、帮办曾国藩军务的名义，召集了5千湘勇。他按照戚继光组建“戚家军”的建制，组建四营四总哨，左宗棠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从此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成为湘军“铁三角”，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被消灭。

（七）胡林翼舍命营救左宗棠

1859年，左宗棠因为骂了零陵总兵樊燮（湖广总督官文五姨太之堂兄）一句“王八蛋，滚出去”，樊燮引以为奇耻大辱，湖广总督官文闻之亦大怒，怂恿樊燮一纸诉状告到都察院。咸丰皇帝下令严查左宗棠，在密谕称：“左某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左宗棠的性命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候，左宗棠的好朋友胡林翼站出身来，全力相救。胡林翼一方面送重金给湖广总督官文请他对左宗棠手下留情。同时想到让户部尚书肃顺帮助营救。

肃顺，字雨亭，满洲镶蓝旗人，生于1816年。肃顺属于清朝宗室后裔，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受咸丰皇帝信任，在朝廷里炙手可热。肃顺虽然是八旗贵族，却一直对汉人抱有好感，在朝廷里提拔重用了一批汉人大臣。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等人，就是在他手上提拔起来的。

肃顺其实已经知道了左宗棠落难的消息，他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意思是，必须等大臣们有疏保荐，他才好开口。因为他身处朝廷，如果贸然过问这种案子，会给咸丰皇帝留下朝廷内外大臣互相勾结的印象。

胡林翼又找到了同为湖南才子的郭嵩焘。郭嵩焘，字筠仙，生于1818年，是湖南湘阴人。左宗棠也是湖南湘阴人。他们有着同乡之谊。郭嵩焘与左宗棠在1838年都参加会试，他们有着同榜之谊。不仅如此，郭嵩焘的女婿是左宗棠的侄子，他们又是姻亲关系。

郭嵩焘和左宗棠有着同乡、同榜和姻亲关系，关系非常密切。1852年中秋节前，郭嵩焘和左宗棠还约定一同搬到白水居住，“诛茅筑屋”，过着隐居生活。后来，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邀请左宗棠出山担任幕僚。左宗棠力辞不就。郭嵩焘为朋友前途着想，极力劝说。左宗棠这才投入到张亮基大营，以一场漂亮的长沙保卫战，开始了自己的精彩事业。

郭嵩焘于1847年考中进士，几经周折，于1856年底进京任翰林院编修。咸丰皇帝很欣赏郭嵩焘，曾经鼓励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

郭嵩焘了解肃顺的用意，便写了一个折子。他没有专折奏事的权力，便找到在南书房行走的大理寺少卿潘祖荫，请他转交给咸丰皇帝。

潘祖荫，字在钟，生于1830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潘祖荫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是乾隆时期的状元潘世恩，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的叔祖是乾隆时期的探花潘世璜。他的父亲也官至内阁中书、内阁诗读等。

在这之前，潘祖荫与来自湖南的左宗棠从来没有交集，照说完全可以撒手不管。毕竟，左宗棠是待罪之人，生死难测。伸手帮助他的话，很有可能受到牵连，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做这件事。不过，郭嵩焘的一句话打动了潘祖荫：“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潘祖荫也是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决定帮助左宗棠一把。

潘祖荫将郭嵩焘的折子密奏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郭嵩焘折子里详细分析了左宗棠在平定湖南省，且援助江西、湖北、广西、贵州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表示左宗棠的去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牵涉到湖南的局势和国家的安危。

不得不说，郭嵩焘的折子写得真是好，感动了咸丰皇帝。里面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令他拍案叫绝。是的，杀左宗棠是分分钟的事情，可如果湖南乃至于全国的局势因此而恶化，那损失可就大了。咸丰皇帝不是傻子，他怎么会分不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呢？

咸丰皇帝拿不定主意了，征求肃顺的意见。肃顺说：“戡乱以来，湖南首当其冲，可不但能守住本土，且筹军备饷，外援四境，凡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有了肃顺这番话，左宗棠最终化险为夷。

（八）唇齿相依之湘军三杰

曾国藩创立湘军曾得到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左宗棠的大力相助，后曾国藩也全力向朝廷举荐左宗棠。

1860年，曾国藩将大本营从江西建昌移到安徽宿松，准备筹划重新收复安徽。此时左宗棠由于樊燮京控案被迫离开了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应胡林翼之邀也来到宿松曾国藩的大本营。

宿松大本营湘军主要将领聚首共议，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达成共识，即大家的利益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此后湘系势力众人应当紧密团结，共进退。将来随战局发展，湘军势力必定会拿到各总督和巡抚实权，届时要大量提拔或保荐汉人，当时八旗普遍腐败，不这样的话，消灭一个太平军，还会出现第二个太平军。谋划到湘军的未来，大家也清醒的认识到满清朝廷的疑忌之心肯定不会放松，那么就需要有所应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湘军之外，再成立一到两个派系。这样几个派系之间可以互相扶持，但表面上还是要装做不对付，做给外人看。宿松会议断断续续开了十多天，胡林翼、彭玉麟、杨载福、曾国荃等人偶有参加，曾国藩和左宗棠则自始至终谋划。

宿松会议之后众人开始积极行动。胡林翼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与朝中友人积极沟通，不久后权臣肃顺便送来密信，明言朝廷将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胡林翼赶紧派心腹将信送到曾国藩处。随后朝廷的正式任命下来，曾欣喜若狂。同时曾国荃带部去围重镇安庆，将攻克安庆作为收复安徽的第一步，此后便可以图谋攻克天京。左宗棠则被委以四品京堂候补，协助曾国藩督办军务。他立马按既定的谋划，回到湖南募兵，组建楚军。另立派系的重任之所以交给左宗棠，除了他有统帅潜质，更重要的是他对局势的发展极为敏锐，有能力应对朝廷对汉人的猜忌。

此后的局势便基本按照宿松会议的预测和谋划发展，曾国藩做上两江总督后，先是举荐左宗棠当了浙江巡抚，随后开始大量保荐汉人担任封疆大吏。湘军前后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多达二十九人。在安徽收复后，曾国荃直扑天京，湘军其他各营则在外围配合阻击太平军，以将最后的大功让给曾国藩的这个亲弟弟。

太平天国被灭后，湘军在朝廷的压迫下开始裁撤，但由于早就有所准备，除了部分已经担当高位的将领外，部分将士转到了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可以说，湘军虽然明面上被解散，但底子仍在，此后一直到清朝灭亡，这中间半个多世纪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有湘军的影子。

宿松会议后，左宗棠回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太平军攻克杭州后，1862年1月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治元年），督办军务。左宗棠进军浙江，在随后的两年中，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闽浙总督。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他在浙江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并攻克湖州等地，从而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后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终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九）曾左不睦之历史真相猜度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作为湘军三杰，唇亡齿寒，惺惺相惜，可惜胡林翼英年早逝。曾国藩和左宗棠携手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共同成长为晚清汉族之重臣，深谙历史规律的曾左二人彼此很清楚同在满清朝廷并手握重兵，必遭满人猜忌。坊间也有传闻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账下亦有劝进之说，而曾国藩审时度势，并考虑天下苍生之苦，断然拒绝此念，并主动解散湘军以释朝廷之疑。而此时左宗棠却需要保住自己的军队，一是可以留得青山为国家效力，二是也可倚兵自保，既保自身，也保湘系一脉。此后湘人杰出代表毛润之先生曾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宏论，我想当时曾左心中也都是很清晰的。被朝廷重视是需要筹码的，而手下军队就是最重要的筹码。左宗棠要想保住手中军队和权力，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向朝廷释放曾左不和的消息。

左宗棠和曾国藩原本“情意孚洽之至”，是左宗棠力邀曾国藩出山主持团练，是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带兵打仗，两人还曾于1860年春密谈二十余天。此后，虽然在用兵、用人上有过一些纷争，但总体上看他们还是互相尊重、支持，合作也非常紧密、共赢。左宗棠曾率军在1861年化解祁门危机救了曾国藩，曾国藩则于1860年保举左宗棠担任了浙江巡抚。就在左宗棠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不久，两人突然失和。1864年6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终于用大炮轰开了南京城门，宣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基本被扑灭。朝廷上下额手称庆，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是清朝文人封侯的第一人。可就在此时，左宗棠却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称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并没有被抓住，从南京逃出来的太平军也有很多。而之前，曾国藩的奏折则称洪天贵福已经“积薪自焚”，南京叛军已被剿灭干净。慈禧太后看到左宗棠的奏折后勃然大怒，责问曾国藩，让他查清楚到底逃出多少太平军，并从严处理防范不力的将领。对此，曾国藩一方面积极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则向朝廷举报，说左宗棠当年打下杭州城时也有数万叛军逃出，而他上奏称只有几千人。对于曾国藩的反咬，慈禧太后下旨道，左宗棠如实举报属于公事公办，且让曾国藩向左宗棠学习，“朝廷所望该督者，至大且远……”朝廷对左宗棠的明褒、对曾国藩的暗贬使得两人从此绝交，“彼此不通书问”。

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出书《左宗棠传》，根据他祖宗流传下来的说法，说当年左公与曾帅之失和，完全是在演双簧戏而已。根据当时的形势，二人功高震主，为求自保，只能表面双方交恶以让朝廷放心，从而避免二人“兔死狗烹”的结局，如此，左宗棠才得以保留军权而最终平定新疆之乱，成就其不世英名。所以曾左互相默契自演双簧以求自保之说应是正确。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也曾为之写下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副对联是左宗棠在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远在西北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托人千里送来亲笔书写的挽联。左宗棠在落款中自称“晚生左宗棠”，表达了他对曾国藩的推崇和敬意。尽管二人往日通信以兄弟相称，但因政见不合，已有八年没有私信往来，这副对联更是左宗棠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十）左宗棠建陶林二公祠。

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左宗棠一生交友无数，若论其核心“朋友圈”，则寥寥数位。在他的成长轨迹中，胡林翼是高山流水、生死契阔的兄弟；陶澍是忘年知音、儿女亲家；林则徐是旷代知己、人生之师。陶澍于道光五年(1825年)曾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任两江总督；林则徐于道光十二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六年任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二人对左宗棠来说都是他人生的贵人，而且时光垮过四十年后左宗棠跟随两位师长足迹再为两江总督，睹物思人自然心潮澎湃，为表达敬慕之心，左宗棠应民意上表申请于光绪九年(1883年)在南京建陶林二公祠。左宗棠亲自为陶林二公祠书写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十一）左宗棠和李嘉诚的关系

李嘉诚的奶奶是清末名臣左宗堂的义孙女章怡。1881年，慈禧太后将17岁的心腹宫女章怡赏给69岁的左宗棠做妾。圣恩不得不谢，然左宗堂收下章怡后却是心下不忍，虽章怡对外有左宗棠侍妾之名，但是在家中左宗棠实际以孙女之义待之。章怡生父西安知府，后受教于宫内，深得慈溪宠爱，入左宗棠家后，左宗棠作为亲孙女进行教育培养，故知书达礼，见识不凡，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闺秀。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左家将章怡以左宗棠亲孙女身份嫁给潮州秀才李晓帆，深得李家器重，后生四子。其三子李云经婚后再生子李嘉诚，也就是说章怡是李嘉诚的亲奶奶，左宗棠是李嘉诚的太姥爷（奶奶的爷爷）。

左宗棠一生亲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等重要事件，梁启超曾说他是“五百年来一伟人”。 左宗棠戎马一生，学富五车。他曾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一幅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此对联实乃修身齐家之圭臬，其义深远。

李嘉诚后来就把这幅“发上等愿”的对联作为座右铭挂在书房里，应该也有弘扬家风并向先人致敬之意。

从陶澍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魏源、谭嗣同、蔡锷，再到新中国的创立者毛润之、刘少奇、彭德怀……湖南人用勇气和智慧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册中的浓墨重彩。

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就有三人是湖南人，十大将中有六人是湖南的，57位开国上将中有19人是湖南的，177位开国中将中有45位是湖南的，开国少将中也有129位是湖南的，可以说近代的湖南是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