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尽铅华始见真

无尘

——赵孟頫其人其书

赵孟頫（1254年10月22日－1322年7月29日），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传子孙。由于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加之赵孟頫自幼聪慧，他在书法、绘画、文学方面皆成就斐然，成为元初杰出书法家、画家、文学家。

赵孟頫是宋室后裔，但他出生时，元朝已建立近20年。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早已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时代新的秩序。赵孟頫作为前朝皇族遗少，又是文化名人，自然是朝廷统战对象。但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浸润，赵孟頫起初是不合作的，隐居不仕，屡次辟命。直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32岁的赵孟頫再次受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才赶赴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元史·赵孟頫传》记载，赵孟頫至大都入见元世祖，“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元世祖对赵孟頫极为赏识，授予兵部郎中。此后赵孟頫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从元世祖到元仁宗，都对赵孟頫的人品和才学推崇备至。尤其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赵孟頫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群臣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古代尊对卑可直呼其名，而卑对尊或同辈之间多称字，以表尊敬，元仁宗对赵孟頫从来都不呼其名而称其字。元仁宗还总结了赵孟頫七条优点：“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者，造诣玄微，七也。”在与侍臣谈论文学之士时，将赵孟頫比作唐代李白、宋代苏轼，称赞他品行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又精通佛学及老庄之学，这些都是常人所不及的。有人认为赵孟頫不能参与编修国史，仁宗说：“赵子昂是世祖皇帝选拔的重臣，朕特加优待，让他在馆阁从事著述，传之后世，你们还罗嗦些什么？”并赐赵孟頫钞五百锭，叮嘱侍臣：“中书总说国用不足，这笔赏金他们必不肯付与，可从普庆寺库存中支给。”有一段时间赵孟頫数月不至宫中，仁宗向左右侍从询问，得知赵孟頫年老畏寒，于是令御府赐他貂鼠皮裘。赵孟頫以个人才学及魅力促进了元统治时期的文化融合，是文化传承的关键人物。

赵孟頫书法篆、籀、分、隶、楷、草诸书俱佳，尤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甚广。他早年学二王，钟繇，后遍临唐人诸家，他的书法师古而不泥古，在二王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结体工稳，行笔洒脱，初看平正无奇，细看恣肆磅礴，变化万端，完全没有唐人楷书的刻板、做作。如果将二王书法比作天然真趣的可爱童年，到赵孟頫这里，俨然出落得俊朗超逸，令人着迷。对于学书者而言，二王虽好，但毕竟相距久远，真迹无存，只能于真伪虚实间臆想其大概。而赵孟頫的书法就更接近现代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而且世存真迹丰富，大可满足研究临习之用。因此，初学书法从赵书入手，是明智 的选择。

赵孟頫还擅长绘画，他的绘画遥追五代、北宋法度，其中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他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称“作画贵在有古意，如果没有古意，即使再精细也没用”，时人称赞他有唐人的“致”及北宋人的“雄”，并去除了二者中的“纤”及“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1262年-1319年5月29日），出生于书香门第，书、画造诣也极高。

赵孟頫与管道升感情笃深，经常共同创作，诗词唱和。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载：

赵松雪（孟頫）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道昇）答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个衾，死同一个椁。”松雪得词，大笑而止。

夫妻调笑，以曲唱和，大俗之事，竟成小雅。这首元白话《我侬词》，今天 读来，也足以红遍全网。

由于相互学习影响，赵孟頫与管道升的用笔特点、书风颇有“夫妻相”，以至于有传闻称赵孟頫曾代替管道升书写了《秋深帖》，还有说当时管道升名气甚大，求书者众，应酬不暇，就由赵孟頫代笔作伪。这可作为佚趣笑谈。从管道升留存的书法作品看，其书法风格与赵孟頫的确近似。虽然水平略逊赵一筹，但在那个时代，一个女性写到这样的水平已经相当厉害了，难怪有人将她与卫夫人相提并论。

赵孟頫为官正直敢言，但他毕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一生都处于矛盾分裂的隐忧之中。他在《自警》一诗中写道：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平生惭愧事太多了，只有在笔砚翰墨中能得到些许愉悦。因何惭愧？原来，尽管赵孟頫受朝廷之封已经是元朝建立15年以后的事，但以赵孟頫的皇族身份，处在朝代更替之际，就十分尴尬。按照腐儒的伦理观，他虽不能饮恨厓山，至少也应与新政权势不两立。因此赵孟頫受到一些无脑的“爱国党”的诟病，说他是“贰臣”，“失节”。并由此殃及对他书法的评价，认为其书“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甚至指责其为“奴书”、“书奴”，认为他为人失节，为书自然妍媚。

世人对赵书的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傅山的影响。傅山作为明朝遗老，以不事清廷彰显名节。受这种“政治正确”的影响，虽然他少时亦奉赵书为圭臬，到中年，却鄙视赵书，说赵孟頫“变节事敌，猥琐无骨”。他告诫子孙“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无骨。”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到他的书风：偏向拙，乱，满，燥，拖笔蜿蜒，气势逼仄。他甚至极端地提出所谓“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

但是，傅山经过反叛，对抗，挣扎，折腾，从青年时的豪情万丈，到晚年，独子早逝，白发垂肩，反清大业枉然无成，终于平和了。回头再看自己曾鄙夷不堪的赵孟頫，终于还是服了。于是，他写了《秉烛》一诗：

秉烛起长叹，其人想断肠。

赵厮真足奇，管婢亦非常。

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

斫轮馀一笔，何处发文章？

这是一首检讨诗，不仅称赵孟頫为“奇才”，连管夫人也一起高度赞扬了，说她是“非常”之人。“秉烛起长叹，其人想断肠。”从中可看出他对赵孟頫深深的悔意。可是作为一代标志性人物，他早年对赵孟頫的恶评，忽悠了多少人啊。现在看来，王朝无非是家天下，打打杀杀你亡我兴，就是那么一会事儿，凭什么让一介文人承担王朝兴替的历史责任？更不用说把书法和人品硬往一起扯实在是虚伪透顶，荒诞不经。

无独有偶，董其昌对赵孟頫的书法也经历了同样的反复。青年时代他自恃才高，对赵孟頫表现出十二分的看不上：“与赵文敏（赵孟頫）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他笑话赵不懂“书家以险绝为奇”，还埋怨“今人眼目，为吴兴（赵孟頫）所遮障”。鄙视了一辈子，临到老了，却感慨“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晚年，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赵孟頫）书法之妙。每见寂寥短卷，终日爱玩。吴兴亦云“俗子朝学执笔，夕已自夸”，今知晚矣。”

“洗尽铅华始见真,浮华褪尽方显诚。”赵孟頫的书法就是这样，看似貌不惊人，平正无奇，却内含功力，纤毫不苟，“秾纤得衷，修短合度”，“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用他写过的《洛神赋》形容他的书法，十分契合。这种内在之美，非经历人生的大开大合，难以体会。

赵孟頫的书法艺术不仅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还对周边国家“汉字文化圈”如日本、韩国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倡的复古风格和重视气韵、骨法的审美标准，在日本书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模仿。他的书风在朝鲜半岛上笼罩了长达300余年的时间。从高丽末期开始，直至朝鲜中期，赵孟頫的书法一直被视为学习的典范，多种书帖被刊行，其中最重要的是《证道歌》，这本书帖的流传对朝鲜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书法家都通过临摹和学习赵孟頫的书帖来提升自己的书法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