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崇明情结

果琳（谢绝私聊）

一九六一年，我五岁。平日里，父亲总是乐于陪伴我玩耍，然而那段时间，他忽然消失了好几天。我焦急地询问母亲，得知父亲去了崇明岛参加围垦劳动，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日盼夜盼，那一个月仿佛漫长无比。终于，母亲告诉我，今天父亲会回家。我从清晨守候到黄昏，却始终未见父亲高高的身影。夜幕降临，困意袭来，我带着期待进入了梦乡……

突然，耳边传来父亲轻唤我的声音。我从睡梦中醒来，朦胧中见父亲坐在床边，手中拿着我最爱吃的桃酥饼，慈爱地对我微笑。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这不是梦境，便一下子搂住父亲的脖子，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天清晨，当我起床时，又不见父亲的踪影。母亲告诉我，他天未亮就出发了。小小的我并不明白崇明岛在哪里，也不懂为何父亲要离开那么久。那时的我，竟对崇明岛这个地名产生了一丝埋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了解了父亲当年参与崇明围垦的故事。作为工厂干部，父亲带领职工们在崇明岛上披星戴月、艰苦奋斗，围滩造地。不惑之年的父亲原本是个书生，身体并不强壮。不幸的是，在围垦过程中，他感染了肺结核。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父亲不得不接受了肺部大手术。尽管保住了性命，但他的左肩因此倾斜，只能依靠右肺呼吸。晚年时，父亲常因肺功能下降而气喘吁吁。尤其是在世的最后两年，几乎离不开氧气袋，疾病的痛苦深深地缠绕着父亲。但他从未抱怨过那段经历。父亲常用自豪的语气回忆那段战天斗地的日子，他说自己是工厂干部，理应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报名参加围垦，为国家建设出力。遗憾的是，父亲在六十四岁时便离开了我们。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岁月的沉淀，我逐渐理解了当年崇明岛围垦造田的重要意义。父亲那一代人为上海的土地资源平衡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使得崇明岛增加了数十万亩的可耕地，呈现出江南水乡般的美景。这份认识让我对崇明岛产生了特殊的情感，总想亲自踏上这片土地。

直到四十八岁那年，我才实现了这个愿望。当时，我因工作需要前往崇明岛。沿途所见的绿油油庄稼和灌溉水渠，无不让人联想到“江南水乡”。那一刻，父亲当年自豪的眼神仿佛重现眼前，我不禁在心中默念：“父亲，您当年描绘的愿景，女儿替您看到了。”

学校的吴老师是崇明人，她的母亲住在岛上。工作结束后，吴老师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走在乡间小道上，听着吴老师用方言与乡亲们打招呼，心情格外轻松。吴老师家的老屋位于一片庄稼地的尽头，门前的绿色景致令人陶醉。吴老师的母亲虽已古稀之年，却依然腰背笔挺，挑着柴火从地里归来。她的笑声爽朗，面容红润，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喝着老人烧煮的土茶，听着老人呼唤母鸡吃食的吆喝声，让我感受到了农家小院的温馨与田园生活的宁静。

自那次之后，我对崇明岛的情结愈发深厚。时常向吴老师打听岛上的风土人情，甚至一度萌生了在此购房养老的想法。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错失良机。

2009年10月，长江大桥通车，从我家到崇明岛只需一个半小时。我多次前往崇明岛游玩，并考察房产。每当丈夫陪我看房时，总会问起我对崇明岛如此钟情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这里承载着父亲的足迹，或许是那里的洁水清风令我心旷神怡，亦或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对田园生活有了更深的向往……

人的心中，那份情结总是难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