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记忆

一杯咖啡两块糖

美篇发布 / 一杯咖啡两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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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

【 文选 】

我 的 插 队 记 忆

作者 / 范蓓蓓

（原扎旗巨力河公社巨力河大队知青）

太想上学了！

在过了最艰苦的劳动关之后，我们终于渐渐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了！于是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学习。大家把能够搜集到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都千方百计地弄到手，其中有《农村医疗手册》，厚厚的一本，有 996 页之多；有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我的大学》；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肖华的《长征组歌》；有各种谱本，包括刘天华的《良宵》和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有少得可怜的几本诗集；甚至还有私下偷偷保存并带到乡下倍受大家珍爱的《外国民歌200首》。这些书籍大都看过，其中许多内容熟记于心。对于远离都市，正处于成长期且渴求知识的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尽管太少太少却弥足珍贵。每当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劳作，匆匆吃过晚饭，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围坐在煤油灯前，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
当时的农村严重缺医少药，《农村医疗手册》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它不仅是我们学习医疗知识的启蒙者和教科书，实在就是一根救命草！我们很多人的小伤小病，就是通过学习它而获自救的；更有努力钻研者，从此走上了农村赤脚医生之路，兢兢业业，治病救人。
　　小说和诗歌被大家争相传阅，爱不释手。由于不能长期独享，我们便一字一句甚至整段整段地抄录。高尔基的艰难成长历程，保尔 . 柯察金的刚毅顽强，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就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事业观；诗歌中优美浪漫的词句，使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而歌曲和音乐或欢快或忧伤的动人旋律，使我们对亲人的思念得以释怀；就连普通练习本封面上的玫瑰，都成了我们绘画的摹本。
　　这一切的一切，使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始终乐观、积极、向上。尽管在下乡的最初几年任何人都没有继续上学读书的可能，但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深知学习实在是太好了！这是艰苦环境中的一种享受，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是提高人格和修养的必修课。

有时回忆是痛苦的

1968 年正是我们应该在学校继续读书的时候，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声号令，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和妹妹一起离开了生养我们的故土和难舍难离的亲人，于 8 月 26 日上午从北京火车站出发前往通辽 —— 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和陌生的地方。
那天的情景，所有亲历过的人都终生难忘：站台上人山人海，毫不夸张地说，就连再多一个人的地方都没有。周围一片喧嚣。鼓起勇气前来送别的爸爸妈妈对孩子们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们向辛勤养育他们的父母道着珍重；那些这次不走以后也得走的同学和好朋友们高声呼唤着即将远行者的名字，像成年人那样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相互拥抱着、鼓励着。
我和妹妹早已在车厢内安顿了下来。我们静静地观望着这一切，心却在悄悄地哭泣。我们没有在前来送别的人群中看到爸爸妈妈的身影。他们或许来了，正远远地站在某一个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向我们祝福。
　　时间飞逝。一声令人心碎的汽笛宣告离别的时间到了！刹那间，原本嗡嗡嘤嘤的声音一下子提高成喊叫，其中夹杂着强力压抑着的抽泣和哭声。我和妹妹强忍住流泪，用微微颤抖的歌声掩盖了离别的悲伤。尽管前途未卜，我们还是准备好昂首挺胸迎接就要来临的艰难困苦。
　　四个月后，在北方冬季农闲终于可以回京探亲时，我们痛彻肺腑地看到从未落过泪的爸爸哽咽了，而妈妈四十多岁的年纪一头乌发全部变白。
　　哦，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知青的贡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向贫下中农学习，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提高和完善自我；另一方面也对改变当时农村卫生和教育的落后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举几个最实际不过的例子。
我们这些下乡的女孩子，出发时的行李以及以后每次探亲返回时带的大包小裹中，最多的内容是每月大量消耗的卫生纸，条件好的还有大包大包的脱脂棉。乡下可没有这些必需品，更不消说现代女性们使用的即安全舒适又小巧方便的各种卫生巾了。
　　乡下的姑娘们用些什么呢？在日益加深的交往中，她们首先好奇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一极为私密的问题。交谈中我们才知道，她们每月只能用装满沙子的长布袋紧紧绑住，用过后换掉沙子，再将布袋十分隐秘地藏在不为人知的墙角或墙缝等阴暗处，留待下次再用，或者干脆套上厚厚的几条裤子，却依然挡不住经血顺着大腿往下流（所以她们的裤子总是长长地拖在地上）。得知这些，我们的心不由自主地在战栗，在为她们的健康和生命深深担忧。于是，我们向她们介绍了丁字带的使用，讲解了女性的经期卫生和平时的个人卫生常识。慢慢地，我们发现村里的年轻姑娘们都敢于晾晒她们的私密用品了，尽管还有些羞羞答答。
　　生育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对女性。在医疗条件相对发达的今天，特别是在都市里，产妇和婴儿受到极度的关注，其安全健康是有极大的保障的。而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卫生条件极为落后，包括仅有的卫生院和医务人员的水平及医疗器械的配置。绝大多数的妇女生孩子还是在自家炕头。为了怕污染炕席，家人都是把炕席掀起，在光秃秃的土炕上铺上一层沙子，产妇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接生婆就是村里年纪大的老太太。遇到产妇难产，接生婆就用她那双又黑又瘦，指甲里满是污垢的“鸡爪”生拉硬拽；剪断脐带用的剪子就是平时做针线活儿时用的剪子，也许在火上烧烧就算消毒了；如果刚好碰上剪子钝，不好使，就干脆顺手撅一段高粱篾，用其锋利的边缘将脐带切断。产妇和婴儿的死活，呜呼，只有天知道！这可不是杜撰，有人亲眼目睹！
　　正是这种极度的需要，激励着知青中的有志有为者成长为赤脚医生，为当地产妇和婴儿的平安健康，为妇幼保健，为计划生育的宣传和实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些由知青赤脚医生接生的孩子如今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他/她们及他们的父母每每提到这些知青赤脚医生时，总是赞不绝口，深表感激。
在结束了整整两个年头的农业劳动后，那些在干农活儿及各方面表现优秀的知青获得了被分配工作的机会。大多数人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到所在地学校当老师。尽管这些人还没有机会接受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但他们，尤其是那些资质好的高中生，给农村学校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他们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兴趣多样，其中不乏多才多艺者；他们做人真诚，做事认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与当地的教师和学生关系融洽，是农村教师队伍中不可多得的生力军，大大弥补了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诸多不足。

捍卫正当权利

有一段时间，我们五队和六队的知青被安排住在村西头儿紧靠大道的一排七间房里。这是一排筒子房。进了中间的堂屋兼灶间的房门后，左右两侧各挂一道草帘，右手三间为男生宿舍，左手三间为女生居住。窗子上没有玻璃，只贴着白纸；每个房间之间再没有其他的遮蔽物。男生还好说，我们女孩子就惨了：日常起居的一切都被人一览无余，加之经常会有队里的男女社员和大人小孩儿光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大队长、大队书记以及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们对我们非常关心友好，看到我们安顿好以后，就不再来打搅了。倒是有两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 —— 毛秃儿和金学十分顽劣，几乎每天都来女生宿舍一两次，两三次。开始我们都不在意，只把他们当成好奇的孩子看待，对他们都很热情，却不料没几天我们就发现手边常用的小物件如水果刀啦，指甲钳啦，等等，只要拿出来，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起初我们以为是自己没放好，或是别人拿去用没告知，谁知类似的东西甚至越来越大的东西继续丢失。我们推测是他们俩干的，虽然很是气愤，但没有确凿证据，不好发难。更有甚者，我们有些人午饭后会抓紧时间在炕上稍事休息，以备下午继续干活儿，却时常有人突然惊叫一声 —— 原来是被什么抽打了一下。从此以后，每当那两个半大小子踏进门后，我们就暗中观测，果然发现他们趁人不注意，会突然举起时刻不离手的小羊鞭，照着人的腿或臀部猛地抽打。这太过分了！不过我们还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忍了！谁叫我们是知识青年，是到农村来接受再教育的！
　　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我们前脚进门，毛秃儿和金学就后脚跟了进来。我们像往常一样友好地同他们打招呼，然后准备烧火做饭。就在这时，怎么那么巧，我一抬头，正好看到金学又举起了手中的羊鞭，当他意识到我正看他的时候，鞭子已经抽在我身上。他发觉不妙，夺步而逃。这下我可抓到了把柄！心中积蓄已久的委屈和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我急转身，一把抄起门后的扁担，一下子蹿出门去，紧追不舍，横穿过门前的公路，跑过对面的小石桥 …… 我跑得很快（后来在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上我的短跑成绩曾进决赛），金学跑得也不慢，再加上他早一步逃出门外，我始终没能追上他。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追上了他，我又能怎样？下不去手，也骂不出口！但是这一追的结果却使我们找回了知识青年作为人的尊严。从此，村子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这些女孩子了。
　　这也是接受再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的人生一课：决不能向不良现象和恶势力低头屈服，要勇于挺身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学校救火

卞队长家在村西头有几间空房子，隔着一条南北的土路，西边就是村里的小学校。再往西，就是庄稼地了。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五队的女生就一起住在这儿。
每当晚上想家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走进小学校的院子里，向着空旷的原野纵情地放声歌唱。我们会的歌儿真多，加上那时年轻，记忆力好，所有的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用歌声表达自己对故土的留恋，对父母的思念，对儿时的回忆，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迷茫。我们歌唱的时候，似乎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寂静的大地，还是清冷的天空，就连满天的星斗都在静静地倾听着我们的心声。
一天傍晚，正当我们准备早点儿吃完饭再去唱歌的时候，猛然听见小学校那边传来急促的打点声（“点”是农村常见的一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铁器，常挂在粗树枝或架子上，用来敲击报警或召集社员上工或开会等），有人大声喊着：“着火啦！快来人哪！”我们赶紧放下手里的一切，飞快地朝着小学校奔去。
这所小学校是巨力河公社的完全小学，有完整的一至六个年级。按年龄入学的孩子们分别在不同的班级上课，各自都有相对高大宽敞的教室（当然都是土坯的而且没有吊顶）和配备较齐全的教师，还有独立的办公室和一个小操场（当然都不是现代化的。这已很不错了。在当时，一般的农村小学只有一至四个年级，因为学生不多，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同时上课，教师也只有一两个）。
我们跑到时，火已成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房子着火。火苗已从门窗和房顶间的空隙里向外蹿了出来，火舌飞快地翻卷着不停地向上舔食着。当时农村的房子都是土坯房，用木柱和房柁等撑起房架，上面覆以秫秸和厚厚的一层泥土作房顶。一旦失火，首先被燃着的是房顶的秫秸，然后由秫秸点燃木质的房架，一旦房架着了起来，整个房子就是一片火海，接着就是房架坍塌，徒剩残墙断壁。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只见范亭亭一个箭步冲了进去，抢先抓起地上一块正在冒着火苗的长条木板奋力向外拖。这时，附近的社员也闻讯赶到。其中我们队一个名叫“百岁儿”的小伙子不由分说上了房顶，挥起手中的铁锹，全力挖开房顶以切断火源。说实话，我当时心里真有点儿害怕，毕竟是第一次亲临火场，但是看着大大小小的土块儿和着着火的秫秸秆儿不停地往下掉在妹妹周围，很是着急；看着她的无畏和忘我，又很是惭愧。我于是一咬牙，和其他同学一起紧跟着冲了进去。在我们和赶来的社员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避免了一场房倒屋塌的惨剧，保住了这所完全小学。
　　事后才知道这场大火的起因：时值学校放寒假，学校老师挪开桌椅，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堆起羊粪，点着，烘烤做家具用的长条大木板，免得做好的家具变形。因为羊粪具有不起火苗不冒烟的特点，就大意了，没有看守，结果就发生了不大不小的灾难。
　　火扑灭了，事情过去了，也没有人再提起。
　　我们心中很坦然，深知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照旧经常到小学校院子里纵情地放声歌唱，让寂静的大地，清冷的天空和满天的星斗倾听我们的心声。

艰难的回京探亲之路

下乡插队后，每年的回京探亲成了一件“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事。
那是我们下乡四个月后的第一个冬天。一来下乡时间短，没挣到什么工分；二来那里的冬天天寒地冻，实在没什么活儿可干，于是我们便决定回家看望日思夜想的爸爸妈妈和魂牵梦绕的故乡。
当时好像有政策，不许北京知青返京。火车站不卖给我们直接到达北京的车票。我们伤心透顶，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好像我们被整个社会遗弃了！后来有消息说，我们最远可以买到至天津的车票；如果觉得不保险，就豁出去了，多花点儿钱买票到过北京一站的涿县，然后再想办法搭车进京。这样我们心里才多少得到一些慰籍！
路费很快就从各自家里寄来。我们都很清楚那是家人的劳动所得，是血汗钱，能省就省，多一分都舍不得花。
回家的路真的很遥远！我们得先坐 70 里路的汽车到旗里，在旗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再乘汽车到通辽，在火车站胡乱睡一晚；第三天才能买票乘火车到天津；运气好，能顺利找到肯免费拉我们回北京的无论什么车，我们才算真正到家。
回家的路真的充满艰险！为了省钱，我们从公社粮站搭车走。那是一辆满载杏树疙瘩（野杏树根，当地人用来烧火取暖，从而大大地破坏了当地的植被）的大卡车。杏树疙瘩装得冒了尖儿，超过了车帮，比驾驶楼还要高，再用几道鸡蛋粗细的绳子紧紧捆住。我们是没有机会坐在驾驶楼里的，那里是司机的亲朋好友或熟人的专座，我们只能高高地不是坐而是倚在堆得小山似的杏树疙瘩上。我们双手除了要抓住行李，还要紧紧抓住捆绳，双脚则死死地踩住车帮，以防被颠下车——万一被颠下车那可太危险了，非死即伤，小命儿完矣！
旗招待所的位置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到处都脏兮兮的。昏暗的灯光，窄窄的土炕，用谷草填塞的满是汗渍的枕头，以及不分头脚散发着臭气的被褥。还有令人称奇的是两个房间之间的隔墙不砌到顶，只是站在这边炕上看不到另一边罢了。隔墙上亮着一盏昏暗的小电灯，同时供比邻的两个房间用，而隔壁发出的任何细小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让人根本无法入睡。
从扎旗到通辽的这段路，简直是对人的生存能力的考验！这是一条长达 500 多里的土路，长蛇一样蜿蜒曲折地穿过人烟稀少的草原。这条路一到春天就翻浆，汽车要么陷住抛锚，要么绕道行驶。到了冬天，土地冻得硬邦邦的，汽车颠簸得更厉害，坐在驾驶楼里的人时常会被颠得从座位上弹起，头撞在车顶上，生疼。
这 500 多里的路放在今天实在算不了什么，可那时如果从早 8 点出发，要到晚上 6～7 点钟才能到通辽。那时的交通工具，无论载人载货，一律都是敞篷大卡车。我们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车一开起来，本来就很低的气温似乎瞬间又降了好几度，特别是暴露在最上面的头部，尽管我们用当时十分流行的拉毛长围脖把脑袋厚厚地裹了一层又一层，还是无济于事，整个头部冻得就像要炸裂开来一样，我们感觉已经不是太冷而是太疼。那种滋味，一想起来头就疼得钻心！一路艰辛，我们好歹到了通辽。
为了省下爸爸妈妈的血汗钱，我们斗胆决定买站台票上火车，蹭到天津再说。尽管那时全国还处于十年动乱期间，但火车上检票还是很严的 —— 天知道，或许是针对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吧！
　　发现我们几个女孩子没买票，列车长严厉地把我们叫到餐车，狠狠地数落了一顿，要我们立即补票，否则下一站就赶我们下车。我们哭天抹泪，苦苦哀求。或许是那副可怜相打动了列车长，或许他原本就同情我们，总之我们被允许留在车上，顺利到达天津，并被要求“立即出站”。
　　在站前广场上，我们很快找到一辆“京”字打头的 130 小卡车。苦等了两个多小时，司机师傅终于出现。我记得那是个话不多且朴实憨厚的中年人，我们刚一提出请求，他二话没说就非常爽快地答应带我们这几个有纯正北京口音的女孩子回家。又遇到好人了！我们心里那份感激自不必说。那年月还没有高速公路，京津之间只有普通公路。因为路况不好，再加上空载，汽车很颠，几个小时的路程里，我们干脆一直站着。那可是寒冬腊月！我们迎风站在敞篷车厢里，又被结结实实地冻了一回，所受之罪可想而知，但归心似箭，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
　　终于，我们活着回到了北京！

（ 全文完 ）

【作者简介】

范蓓蓓，原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 66 届初三毕业生，1968年 8 月 26 日随妹妹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巨力河公社巨力河大队插队。首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自1979 年起任外语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次专列

博客评论

张迎建（原巨力河大队知青）
蓓蓓写得真实、感人。尤其乘车回京一段我深有体会。在敞篷大卡车上一直站到通辽，那滋味……毛秃儿和金学是挺讨厌的，当时为啥不找我们六队的男子汉？兰毛说了，我们六队的比较混，他们不敢欺负。当时要是告诉我们，肯定会扁他俩一顿给你们出气的。呵呵。

范亭亭（原巨力河大队知青）
看后总有一种哽咽的感觉，想哭无泪。那时我不太懂事，只知道什么都好玩。现在想起那段辛酸的经历，想起爸爸妈妈当年为我们无限的付出 …… 哦！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禹传兰（原巨力河大队知青）
蓓蓓姐，如泣如诉，多少艰难、多少困惑、多少拼争。我们扛过来了。常和亭亭两口联系，感觉你比较内向，从合唱团看见你可亲切了。我和五队的女生还合得来，姐姐们对我都很好，一直没忘。

本文选自知青专著

《开往扎鲁特草原的 826 专列》

第五章 知青记忆

本书由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2008.08 出版

图文编辑 / 一杯咖啡两块糖

2024 . 10 . 12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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