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吉川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归纳</p><p class="ql-block">吉川幸次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在他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借鉴有很大贡献。他将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中国文学的七大特色：</p><p class="ql-block">1、文学传统的悠久和持续性；2、文学地位的崇高性；3、文学内容的日常性；4、文学描写的精确性；5、文学高度的修辞性；6、文学强烈的政治性；7、文学典型的重要性。吉川认为，中国文学以上七大特点都为他国文学所未见。</p><p class="ql-block">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p><p class="ql-block">(一)、西方文学属于幻想之学，中国文学属于写实之学。但由于受西方影响，当前的中国文学、东方文学，虽亦倾向于虚构，然而现实主义仍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如果都朝虚构发展是不够的。因此，要向中国的写实主义文学学习。</p><p class="ql-block">(二)、中国文学强调修辞，从而使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气象，的确有利于他种文学的借鉴和表现。</p><p class="ql-block">(三)、他国文学，多属为文学而文学，唯美主义倾向较重；中国文学强调美善一致。向中国文学学习，有助于他国文学表现一种伦理道德，即生活的美感和人类的理想。</p><p class="ql-block">(四)、世界文学中，没有一个能象中国那般强调榜样的，这一点也很值得他国学习。</p><p class="ql-block">(五)、中国文学发展缓慢，因此便有许多东西挖得较深，尤其是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和表现，都有益于他国文学的开拓和发展。</p><p class="ql-block">(六)、中国文学历来都是世界性的文学，尽管今天还不是。中国人很早以前就认为自己的文学具有世界意义，从而表现了一种广阔高尚，容纳万象的伟大胸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就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意义。</p><p class="ql-block">以上七大特色、六项意义，概括地阐明了吉川幸次郎四十年前在京都大学执教时就已形成的中国文学观。在世界汉学界，能对中国文学作出如此精到分析的，无人能出其右。</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二，东西方诗与哲学的差别(以下是朱光潜老师七点总结)</p><p class="ql-block">(1)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2)，我们可以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3)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这当然只就其大概说。西方未尝没有柔性美的诗，中国也未尝没有刚性美的诗，但西方诗的柔和中国诗的刚都不是它们的本色特长。(4)第三种是泛神主义，把大自然全体看做神灵的表现，在其中看出不可思议的妙谛，觉到超于人而时时在支配人的力量。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它含有极原始的迷信和极神秘的哲学。这是多数西方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中国诗人很少有达到这种境界的。陶潜和华兹华斯都是著名的自然诗人，他们的诗有许多相类似。我们拿他们俩人来比较，就可以见出中西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大有分别。(5)这种澈悟和这种神秘主义和中国诗人与自然默契相安的态度显然不同。中国诗人在自然中只能听见到自然，西方诗人在自然中往往能见出一种神秘的巨大的力量。(6)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没有柏拉图和斯宾洛莎就没有歌德、华兹华斯和雪莱诸人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和泛神主义；没有宗教就没有希腊的悲剧、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国诗在荒瘦的土壤中居然现出奇葩异彩，固然是一种可惊喜的成绩，但是比较西方诗，终嫌美中有不足。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7)中国人原来有“好信教不求甚解”的习惯，这种马虎妥协的精神本也有它的优点，但是与深邃的哲理和有宗教性的热烈的企求都不相容。中国诗达到幽美的境界而没有达到伟大的境界，也正由于此。</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