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校园

平鸽 5965819

　　二零二四年阳春三月，我应邀参加古蔺中学初七四级二班五十周年同学聚会。

当年的一群少男少女穿过五十年时空，己经沧桑。少年的相伴让大家又聚在一起，共同回望曾经的岁月。

我以家属身份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我其实也是他们的同学，确切说是他们的班外同学。这一群人里，有我从幼儿园到高中各个阶段的同班同学。看见他们，我仿佛又看见自己曾经的校园，看见那己经遥远的过往。

记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幼儿园开启。我同这群人里面的一些人那时就生活在了一个天地。幼儿园地处县城下街，当时叫托儿所，后改名第二幼儿园，实行全托制，一周只有星期天在家里，同老师相处的时间比父母还长。班主任赵云碧老师，还有车所长、韦老师、罗老师幼时印在脑海中的笑容模糊而又清晰。

从下街一侧爬上一段髙高的石阶，进入托儿所。里面有一大栋四周都有房间的平房，这就是我们住宿、活动的地方。后门外是县城最宽阔的大礼堂。托儿所的零碎记忆有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烙印。托儿所对甜味的追求定格在止咳糖浆。我们晚上睡觉时，老师听见有人咳嗽就给他灌一小口止咳糖浆。于是不管是不是真病，想吃糖了，就咳一下，口中的糖浆甜味很快就能让人进入梦乡。

我见过一张最早的同学照，记录了那段托儿所时光。照片是我们离开托儿所时的师生合影，照片显示的时间是六五年七月。之后的九月，我进入城关二小。那时的二小，没有楼房，全部的平房成品字形排列，三面围着操场，周边全是田土。我们读的是刚开始试办的小学五年制实验班，我在一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张思敏。

　　张老师刚带我们打开知识启蒙的大门，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六六年五月，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至，我们的校园生活从此烙下那个年代深深的别样印记。

二小上下课的摇铃声消失了，我们也像大人们一样涌向县城长蛇般的街道。狭窄的大街上红旗如海，人流如潮。高音喇叭一遍遍传递着最新最高指示，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满面红光。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声嘶力竭，大批判如火如荼……那时的我们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一下冒出那么多被批斗的坏人？为什么都是保卫毛主席，又要分红旗派和六二七派，两派又都是仇人？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掉了据说是反革命教育路线的教材，在新编教材出来之前，全校不分年级统一的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学校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热火朝天。背诵毛主席语录更是风糜全社会，人们唱着用毛主席语录谱成的歌曲，跳着向毛主席表达忠心的忠字舞。二小组织学生整队上街，各班学生从离开校门起，每走百来米就止步全体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在古蔺街上，我们以红小兵身份设岗，拦住过往行人，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小小年纪就拥有了亲身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兴奋。

这种参与，还体现在改名字上，让子女的名字同革命相连，是那时无数人追求的时髦。这次同学会里的穆小娟，她是继托儿所之后我在城关一小二班的同学，她在小学时父母就把她的名字改成了“举红”。这次聚会还有同学模仿当年初中班主任苟同然老师点名，用川西口音悠长地念出“穆——举红”，让人往日怀想。闲暇时我笑问她是不是还在用文革时的名字，她认真地拿出身份证给我看，果然她己将“举红”留在了消逝的过去。

我在城关二小的光阴匆匆流过三年。那段时日经常停课，时不时就放长假，常常学期结束后学校还要给我们退学杂费.。之后，我转学到了城关一小二班。一小漂亮的苏式教学楼展示着它别样的风采，宽阔的操场边挺立着几株高大的槐树，树上的老钟将上下课的钟声传递得很远……

那年月开始流行样板戏。电影样板戏《红灯记》第一次来到古蔺时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连轴放映，一连放几天。我们小二班最拿手的样板戏片断也是《红灯记》。颜星是这次同学会的一员，她路途太远没有能参加。她当年可是小二班《红灯记》里无人能替代的李铁梅，同样无人能替代的还有演李奶奶的邓继红，演李玉和的林建荣。小二班能演上角色的还有朱治琪，她演《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我们小二班很骄傲，一个班就能完整表演《红灯记》片段。在学校演，在街上演，在大礼堂演，在川剧团演……

从没有文艺细胞的我，也被那氛围感染，卷进了演出的行列。是小二班的邱燕让参加演出的事在记忆中复活。这女生从小就有亲和力，看见她就让人想起男女生耍在一起的童年时光。她说她曾去我家里通知过我参加演出排练，儿时的场景扑面而来。虽然我们只是一些跑龙套的群众角色，但仍然兴致盎然。我对邱燕说:“我比你多些角色，还有匪兵甲乙”，谁知她一句话噎得我没有了下文，她说：“我的角色还有两句话，你的角色话都说不上一句”。我们开心大笑，仿佛又回到快乐的童年。

在那往日的时光，更多的还是男生们在一起耍。文化大革命最无序的年头过后，一切慢慢走上正轨，放学后男生就邀约在一起，顺路的男生又相约一起到学校。时光的流水最后总能将几个耍得更好的伙伴聚在一起。一个周末，梁忠、刘英、王建和我在牛角塘洗完澡后商议为小二班修理桌子板凳。我们带上工具来到宁静的校园，进了苏式大楼二楼背面小二班教室，突然一个外班同学在窗外大喊了一声，吓得我们一溜烟跑到学校外。惊魂稍定，我们四颗小脑袋在学校围墙边凑在一起，小声地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似乎立刻充满了战胜困难的力量，重新回到教室。飞逝时光沉淀下的那一刻，凝聚在一张四人合照的老照片上，今天看到，仍然让人忍俊不禁。

　　在一小，我们结束了小学五年时光。因当时小学己按缩短学制要求全面实行五年学制，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同学校告别，但文革的非正常情况我们又不能离开小学。比我们低一年的学生己进入五年级，所以我们有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称呼，小学第六年叫五下级，低我们一年的就叫五上级。

五下级时间转瞬即逝，七一年七月，我们终于小学毕业。但是，那个时刻我们仍然不能同小学告别，因为那时学校招生时间改为春季。我们依然以五下级名义留在一小，等待下一年春季进入初中。很多不愿读初中的同学就此彻底告别了学生生涯。在一小，学校解散了学生走得最多的五下级三班，剩下的学生分配在另外三个班。二小五下级同样解散了一个班。

七二年春，五下级、五上级两个年级的小学生终于结束小学生活，一起进入初中。我们是文革期间蔺中复课后第三批入学的学生。上两批学生按红卫兵编制，一个常规的教学班称为排。从我们开始，恢复以班为单位。我在蔺中初七四级一班，学制两年。

蔺中宽大的校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县城出来的公路在学校的一侧穿过，学校另外一侧临古蔺河边一大片田土。从公路边进入学校正门，左边坡上是教师住房和学生集体宿舍以及食堂。右边是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操场.。从操场往里走，一排排做教室和办公室的平房散落在高大的树木之间。其间一大栋名叫甘家祠堂的两层木结构四合院房屋特别引人注目。这里主要是单身老师宿舍、老师办公，也是全校师生室内集会、乒乓活动的场所。穿过甘家祠堂，便是蔺中人气最集中的地方，一栋有十六间教室的灰砖两层直筒楼房挺立在学校的最深处。

这个全新的世界仍然在文革中颠簸。工人宣传队长驻蔺中校园，落实着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文革前期红卫兵的暴烈行动没有了，但一个远在北京叫黄帅的小学生挑起的反潮流却在中学涌动；更有一个几千里外的张铁生因考场白卷被塑成英雄；电影《春苗》以马尾巴为例嘲笑对生产生活没有直接作用的科学研究，导向学校要培养面向社会的劳动者。其间有一次宜宾地区的摸底统考，分班考不同科目，让人看见一丝开始重视学习的曙光，但很快又消声匿迹，持续着文革对教育的探索。

探索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线，我们是这种探索的实践者。初中班主任雷贞伟老师，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一个和善的母亲似的长者，对于她来讲，这种探索同样是全新的课题因而需要她付出更多的艰辛。 雷老师带领我们搞过一次学军学农活动。学军就是打起背包从县城步行拉练到马嘶公社，学农就是参观马嘶学大寨改田改土成果。那次是我们一班同这次聚会的二班联合行动。第一次离开教室，离开家，离开县城集体远行，少年的我们，心里充满了喜悦。我们第一天在护家小学课桌上宿营，夜里下起了小雨，第二天我们又欢快地行走在泥泞的山间公路上。爬上一座高山，我们班一个男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马路中间高歌起样板戏《沙家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随即来个金鸡独立亮相。唱腔未落，脚下一滑，当场一个仰巴叉摔倒在地，成了泥猴。群山峻岭间荡漾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培养劳动兴趣是当时学校的重要工作。学校组织学生在县城边大灰包筛煤灰，送到生产队田土做肥料。蔺中附近有座叫鸡山，各个班在上面都有一块土，让学校的劳动课更有针对性。每年五月份，农村栽秧收麦的时候，学校要放两周农忙假，农村同学回家，学校组织县城的同学到生产队劳动。

　　参加劳动最见效果的，是校园的改变。学校操场有高低落差，蔺中运动会径赛只能安排在县城的大礼堂。改变这一面貌就成了在校学生的劳动任务，.我们进校不久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学校用石灰划线，明确每个班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挖高填低，手提肩挑，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地干。大概两年多时间，完整的操场就平整了出来，蔺中体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那年蔺中第一次在校园举行完整的运动会，我第一次参与运动会的报道，颜思江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任班主任的班参加运动会热情高，我受命去采访。颜老师不苟言笑，我同他没有接触过，他的冷峻让人不敢靠近。几十年岁月己吞噬了我采访的具体内容，但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我硬着头皮找到他时的忐忑心情，以及他认真接待，轻言细语，滔滔不绝，条理清楚给我介绍情况的场景却深深烙入我的记忆。

操场边建礼堂是我们在学校的又一项劳动内容。甘家祠堂在众多学生面前实在太局促，里面开会的杂乱场景至今让人难忘。有次全校传达毛主席给知青家长的信，那句“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连同甘家祠堂一并烙印在我的脑海。建礼堂，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在火星山和县公安局后面的砖瓦厂搬砖瓦。那时人小力弱，路途远，一次搬不了多少砖瓦。但架不住蔺中学生多，蚂蚁搬家一样，硬生生搬起了一大栋能容纳全校学生的礼堂。

我看见了礼堂的拔地而起，礼堂也看见了我的高中时光。一九七四年，学校召生时间又由春季改回秋季，我们的初中毕业时间相应推后了半年。九月我被推荐上了高中，走进了蔺中高七六级二班五十年前的时空起点。在新建的礼堂内，班主任黄修槐老师第一次组织全班同学按高矮秩序站队。那时我的个子还小，定位在刘元蔺左侧，来自德耀的张利民在我左侧超了一个人来到我身边，他努力挺胸昂头要想超过我，我也昂头挺胸不想让他超过。黄老师虽然戴着眼镜，但目光敏锐，最终让张同学在我身边止了步。记忆深处那一幕，现在想起仍然有趣温馨。

眼前的同学聚会，这拨人里有七个同学也汇聚在了高七六级二班，郭丽华就是其中之一。看见她不由让我想起高中时期的红梁山。那年月，蔺中赶潮流大搞开门办学，在几十里外的护家红鿄山建分校。我们是红鿄分校的第一批拓荒人，首要任务是烧山开荒。郭丽华初中就是蔺中校宣传队队员，我见过她头戴大头娃娃面具跳舞的身影，而在红梁山我看见她真的变成了大头娃娃。那天全班同学从山脚散开向山上推进，砍倒小树枝、灌木丛和杂草，分散堆放，又一堆堆点起火烧，浓烟满山弥漫。我们不知道被烧的有漆树，更不知道有人对漆树气味过敏，而郭丽华恰恰就是那过敏的人。第二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郭丽华满脸肿胀，变成了真的大头娃娃。在数学课堂挥洒自如的黄修槐老师解不开这道题，他赶紧按排人送郭丽华离开了红梁山。

　　红鿄山是蔺中文革时期独特的校园标记。离校三十年后，我们高七六级二班同学重返蔺中校园。当年指挥上红鿄的冯校长曾痛心疾首地用两个字追悔那段往事:荒唐。那时，每个学期都要上一次红鿄，而上去一次前前后后要折腾近两个月时间，我们坐在蔺中教室里才能复归平静。七六年最后学期大家即将面临下乡，教室里面的躁动更是无声无息。有同学为了尽早离开农村，人还在教室，户口却早己落到了生产队。全班下乡男生有一张合影，照片的题字烙下了文革最后的印记：下乡干革命。毕业前夕，学校请了县知青办主任给我们作下乡动员报告。那是一个据说很优秀的自贡老知青，他宏亮的声音在学校礼堂回响。时至今日我似乎还能听到他最后的话语:同学们，让我们记住列宁同志的一句话，前进吧，这就是生活！我们的校园生活在老知青铿锵的话语中结束，三个月后文化大革命也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落下了帷幕。

同学聚会花开花谢。五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时光沉淀的校园片断让我对岁月心生无限感慨。感慨的同时又有些许希冀，希冀远去的文革就此彻底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