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而伟大的先驱：张人亚

三闲杂谭

问过几位资深党务工作者：“知道中共先驱张人亚吗？”

大都一脸茫然，回答“没听说过……”

其实我也一样，只是在不久前才知道的。

今年八月，我在上海档案馆承办的《负笈莫城为报国》展览上，第一次看到张人亚的名字。

《负笈莫城为报国》展名有点文绉绉。“负笈”按字面解释就是背着书箱游学外地；“莫城”就是莫斯科了。用大白话说，就是：中共先驱远离祖国在莫斯科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图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1938，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

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让广大无产者看到了希望和未来的方向。

那时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圣地。同时苏联也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其中通过创办大学培养革命干部就是最有效的形式。

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共产党创办的一所专门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的政治大学。斯大林任名誉校长。

此外，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又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

从这两所大学走出来的中共先驱，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影响深远。

中共先驱在莫斯科求学时的俄文名字:

邓小平：多佐罗夫

王 明：克劳白夫

张闻天：伊思美洛夫

王稼祥：科穆纳尔

刘少奇：达尔斯基

任弼时：布林斯基

秦邦宪：博古洛夫

赵世炎：辣丁

陈延年：苏汉诺夫

陈乔年：克拉辛

王若飞：尼姆泽夫。

1921年至1925年，中国学生通常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统计显示：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5年，从中共各个渠道派往东方大学留学的学生达到112人。

张人亚便是其中之一。

资料显示：党组织先后两次安排张人亚远赴苏联，留学取经。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26年。

去往苏联之路并不顺畅，一路上要突破白匪残余势力的掠杀、胡匪的抢劫、日军的骚扰，处处存在被盗被杀的危险。

1924年10月，张人亚一行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换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再换中东铁路到满洲里过境，经过整整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最后才进人已经冰天雪地的莫斯科。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没有等到学习结束，1925年夏，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国内就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党组织即调张人亚回国参加反帝斗争。

张人亚回国后，8月担任了新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领导浦东地区的反帝斗争。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张人亚再去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遗憾的是，到了海参崴体格检查却发现患有沙眼，苏联认为沙眼属传染病，不准继续前往，只能留在那里治疗。

但没过多久，即1926年底、1927年初，为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党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所以张人亚即又奉命返回上海。

出于兴趣和敬仰，我开始注意收集张人亚的相关资料。前些天还参观了宁波北仑“张人亚党章学堂”。

随着了解的深入，一个隐秘而伟大的中共先驱浮出水面：

◎浙江宁波最早的中共党员

◎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的领袖

◎党的珍贵文献的勇敢守护者

◎中共中央秘密金库的操盘手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出版掌门人

近些年，张人亚名字及事迹得以广泛传播，与总书记那次寻问有很大关系。

2017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赶赴上海，专程前去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探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密码。

在参观过程中，总书记仔细端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译本之一。

得知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是由一位共产党员的父亲藏在儿子的衣冠冢里保存下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并亲切问起用生命保存《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的“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总书记说的“那个人”就是张人亚。

此后，张人亚的事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宁波当地为放大名人效应，还建起了“张人亚党章学堂”，供各地来访者参观学习。

张人亚党章学堂，位于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成立于2017年12月1日。这是一个为答好“总书记之问”、讲好张人亚守护中共第一部党章故事而建立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浙江宁波最早的中共党员

△故居内景

张人亚故居，位于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霞南东路19号，当地人称“祠堂后”，坐北朝南，为清中期建筑，占地面积903.9平方米，平面呈三合院式，由正房、东厢房、西厢房组成，整幢建筑依中轴线对称建造，东厢房南侧屋面两角翘起，当地俗称畚斗楼。

1898年至1914年间张人亚生活于此。

2011年1月7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人亚（1898年5月——1932年12月），浙江宁波北仑霞浦霞南村人。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参加革命后改名。1914年，16岁的张人亚初中毕业，经亲友介绍去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现叫自忠路）的老宝盛（恒记）银楼当学徒。

几年后，他在老家和顾玉娥结婚。然而婚后没几年，尚未生儿育女，顾玉娥就去世了。张人亚也就长期一个人在上海生活工作。

△张人亚写给周剑云的信

1921年，在《解放画报》的主编周剑云的介绍下，张人亚进入到上海的一家义务夜校学习。在张人亚用本名“张静泉”给周剑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到：

“剑云先生：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十六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场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八年了……”

“中国工界里的黑暗，是人们所晓得的，也不用我来讲了……”

“我很想受教；但是我的环境始终没有机会给我……现在普及教育的声浪，一天高一天，各马路的义务夜校，差不多都有了，稍为有志气的学徒，都已经去读书了。”

“我现在情愿我这念(廿)几岁的一个人，和小孩子一样上学去，过去的虽然糟蹋了，未来的或者还好补救一点。”

也正是在逐渐学习的过程中，张人亚结识了很多革命先进分子，接受了工人运动的主张，埋下了启蒙“革命运动”的种子。

1922年，张人亚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党员。

1922年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兼任上海团地委书记，张人亚是上海地方团地委执行委员会三个执行委员之一。

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的领袖

△大合照截图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金银业界已有大小银楼34家。当时，金银业工人普遍待遇差，生活苦。16岁起就在金银业工作的张人亚深知行业工人的苦难境况，由于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张人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并不多，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

进入20世纪，工人运动在拥有丰富工商业体系的上海高涨， 罢工斗争逐渐激烈，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高潮时多达十万余人，并推动了全国20多个省100多座城市的罢工风潮。

从 1920 年至 1922 年，上海相继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沪西纺织工会、上海烟草工会、浦东纺织工会、浦东烟草印刷俱乐部、机器工人俱乐部等一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1922年成立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也是其中之一（唯一手工业工人组织）。

当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张人亚挨家挨户发起动员，发展了1600余名会员，而当时全上海的金银业工人也不过2000名左右。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张人亚任俱乐部主任，并于当天会后拍下了上面这张大合影。

成立后半个多月，24岁的张人亚带领上海金银业工人开启了一场长达28天的大罢工。

1922年10月6日，俱乐部代表全体工人向资本家组织的银楼公所提出了改良待遇的五项正当要求，遭到蛮横拒绝。资本家非但对这些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还开除了包括张人亚在内的三位俱乐部成员。

义愤填膺的工人们发表罢工宣言，开始了长达28天的罢工。资本家们立即反扑，对工人们采取了恐吓诱骗甚至武装镇压的破坏措施，甚至动用了租界巡捕房下令要通缉张人亚。

最终，资本家决定做出让步，同意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张人亚等6位工人代表与资本家代表签订了协议，保障了工人的利益。

有研究称，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斗争。正是从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开始，张人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党的珍贵文献的勇敢守护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

张人亚继续在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8年4月，在前任内交主任张宝泉被捕牺牲后，张人亚接任内交主任。7月，成立中共中央秘书处内埠交通科，张人亚任科长。

张宝泉：党中央交通的早期负责人之一。1924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7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回国。1928年4月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壮烈牺牲。

△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貌

张人亚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里，组织、领导全体内交人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凭着对党的忠诚，机智勇敢、临危不乱，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送文件、送情报和接送领导同志等重要使命。

在他任职的这一年多期间，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而致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保证了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及党的文件情报的安全。

因工作关系，张人亚接触到了很多秘密文件和书报。在那个年代藏有党的文献和进步书籍是有杀头风险的。

但张人亚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而首先想到自己学习后保存下来的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安危。

他深知这些文件书报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也深信中共未来一定会胜利，所以一定要保存好，既不能让反动派搜去，也不应该轻易付之一炬。

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冒险将一批文件书报从上海秘密转移到宁波镇海乡下去，委托一直支持他搞革命的父亲代为秘藏。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虽然在乡下种几亩田，兼做厨工，是个普通的贫苦老百姓。但是他生性耿直，深明大义。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非常赞同和拥护。所以当听到孙中山先生号召要推翻清王朝时，他就在镇上第一个剪掉清朝的标志——男人留的辫子，以实际行动拥护国民革命。

他父亲对于张人亚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搞工会，搞罢工斗争等都是知道的，也很是赞许。他还把那张由他儿子主持召开的有1600多人参加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全体留影的大照片(横宽144.5厘米，纵高22厘米)，配好镜框挂在床头，引以为荣。

张人亚每次回乡探亲，父子俩总是促膝谈心直至深夜。所以张人亚深知他父亲的为人，知道他老人家的机智勇敢精神，相信老人家一定会接受这个重托，而且一定会圆满完成的。

在1927年末(1928年初)的一个冬日的午后，张人亚带着一批文件书报，悄悄地来到镇海霞浦祠堂后的老家，走进父亲的房间里。在向老人家说明来意后，果然不出所料，老人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张人亚同志把事情交代完以后，也马上又悄悄地离开老家返回上海。以后又辗转芜湖、瑞金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父子两人再也没能相见。

当天傍晚，老人家先把这批东西偷偷地拿到自家的菜园子里，塞进停放张人亚亡妻棺材的草棚。

几天后，他向邻居们佯称：他的不肖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

又过了几天，老人家带人在霞浦镇东面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墓穴合葬。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家把这些文件书报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扎好，以防止受潮霉变，之后再秘密藏进空棺，埋入墓内。墓碑上除了写明“讳守行和”这个谱名外，中间却写成“泉张公墓”，故意少写一个“静”字，显示了张爵谦老人在当时白色恐怖时代，为确保这批共产党文件书报的安全的良苦用心。

由于此前上海工人先后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的确牺牲了不少同志，后来蒋介石“4.12”大屠杀，更有大批工人遇难。而且张人亚自从妻子去世后，也确实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所以邻居们也都深信不疑。

老人家知道此举事关重大，因此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就他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不料苦苦等了二十多年，上海、宁波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可是他心爱的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

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毫无反应。到了 1950年，全国大陆都已基本解放，但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甚至连消息也没有。老人家估计已是凶多吉少，而这时他自己已是耄耋之年。

1951年，多方寻找儿子未果的张爵谦决定将埋藏的文件取出，全部交给国家。他说：“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老人家叫上邻居，拿着工具，登上长山冈，挖开墓穴，打开棺材，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幸好老人家当年采取的防腐措施得当，这些在土穴里埋藏了二十多年的文件书报，居然基本完好。

当时在场的邻居们都惊讶地说:“你的胆子真大，这种东西还敢藏着!”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老人家对儿子的承诺啊!

接着，老人家就把他的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对他讲述了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然后，把这些文件书报，再加上那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三儿子，要其带回上海，去交还给共产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来的心愿。

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家直到1956年逝世时，尚不知道他的儿子究竟身在何方。

截至2021年7月，已发现的张人亚秘藏珍贵文物共63件，其中一级文物20件(含中央档案馆的中共二大决议案)，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20件，未评定的珍贵藏书2件(国家博物馆收藏)。另有未列人的一般文物17件。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该刊首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大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其发行量高达5000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

1921年7月被迫停刊。共出版6期。该刊第一号介绍了列宁和俄、英等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等情况。张人亚完整保存了第一号至第六号，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张人亚秘藏书籍的重要部分，《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1920年陈望道根据日文版、参照英文版翻译出来的中译本,，称之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完后，经李汉俊、陈独秀两人校对，于1920年8月，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次出版。

初版封面为水红色,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此书初版印1000册，很快供应完了，所以在第二个月(即1920年9月)马上又印1000册，封面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印成蓝色，书中正文只字未动，开本、版式也保持不变，只是换了一个封面，所以人们称8月版和9月版为姐妹本。

《共产党宣言》现在存世已经很少，并且大多残缺，张人亚保留了两本9月版的，其中一本为了防止散页，他亲手用红丝线装订，珍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二大制定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完成。

在二大第一天的全体会议结束后，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就被推举组成起草委员会，并由陈独秀执笔，负责起草包括第一部正式《党章》在内的各项文件。在起草过程中，主要有两份参考文件，一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另一份则是俄国共产党八大时通过的《党章》。

最后通过的《党章》共六章二十九条，分别对入党条件及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组成、会议和活动方式、经费来源及使用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同时，还结合中国实际制订了诸如修改权、解释权等俄共《党章》中所没有的内容。此外，还根据当时党的组织纪律较松懈的现实，将“纪律”作为单独的一章，并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部《党章》比一大的纲领更加规范和细化。

因此，它也使用了较长时间，此后的三大、四大、五大都对它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直到1928年的六大，才制订了新的《党章》。

△第一部党章(复制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党章》(1922.7)

(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 珍藏于中央档案馆，国家一级文物

这批由张氏父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文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现存唯一一本中文版二大党章原件。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早年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许多重要文献的原始版本都未得到保存。如上文提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原始版本便遗失了，最终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比照俄文与英文版本才确认其大致内容。而第一部《党章》的原始版本却得以留存，成为目前存世的唯一一份。而在它的封面盖有一枚收藏章，上面写着“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原来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就专门去刻了一颗长方形的纪念图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

但是后来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党代会文件集时，觉得这些不是书报是文件，用长方形的上面有“书报”两字的纪念图章不妥，所以又去刻了一颗上面只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的正方形图章，文件上就盖这颗正方形的纪念图章。

1952年7月初，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在上海总工会内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简称史料委员会)，随后上海总工会就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

见报后，张静茂非常高兴，马上就将这批文件、书报都送去。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百余件文物留下，其余的仍要张静茂带回，希望他好好保管，以后肯定还会有部门要征集的。

1959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了。张静茂就把从上海总工会带回来的全部文物统统送去。

同时，还把珍藏了近三十年的张人亚留在他那里的一些物品，作为张人亚遗物也捐献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

张人亚同志的遣物-私章(复制品)

当时纪念馆筹备处根据规定，准备发给张静茂一笔奖金。但是被张静茂婉言谢绝了，他说：一则张人亚和他父亲冒险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意；二则张人亚和他父亲，以及张人亚的妻子均已过世，张人亚又没有留下子女。所以这奖金没有人可以接受。

实际上，使张静茂非常激动的还是纪念馆筹备处尽管尚不知道张人亚的最后下落，但还是将张人亚当年去中央苏区时留在上海的物品，作为革命先烈的遗物接受下来珍藏。这是对张人亚的充分信任和肯定，是给他的亲属的莫大安慰，也是对张静茂二十多年来珍藏这些物品的行动的奖励。

如果当时纪念馆筹备处不接受的话，这批遗物肯定难逃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这一劫的。

▲1951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寻人启事

张静茂交还文献后，仍没放弃找寻张人亚。直到2005年，张家后辈偶然在当年瑞金苏区办的《红色中华》报纸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人亚。

中共中央秘密金库的操盘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多方援助，但给的经费并不多，当时江西的赣西南苏区、福建的闽西苏区等苏区已渐近形成，革命政权日益巩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或缴获的金银与财物亦不少。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安徽芜湖已是长江边上的大码头，也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当地银楼密集，党中央认为在安徽芜湖秘密设立中共中央金库最为适宜。

1929年7月，张人亚奉调去了芜湖，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他负责为党中央中转苏区上交的金银，并在上海等地为苏区采购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

张人亚是金银业工人出身，熟悉行情，而芜湖银楼中宁波帮势力颇大，同业排行老大的宝成银楼为芜湖的第一家银楼，是宁波同乡朱锦棠开设，所以多一家宁波人开设的银楼也不足为奇。

银楼表面上是从事接受金银首饰的来料加工及成品销售，暗地里却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并将它们设法兑换成现洋及钞票，再上交给上海的党中央，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这又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买卖”，张人亚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叶永烈著:《陈云之路》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他被捕后写的自首书中的一段话，无意中为张人亚在这一期间的工作做了“证明”。他写道:

在赤区(按即苏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按即王明)做老板——现由廖成云(按即陈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出版掌门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12月，何叔衡在组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时，想到了年初在上海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共过事的工人出身的年轻、能干的张人亚，所以就把张人亚列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要张人亚来做他的助手。

担任了半年芜湖中心县委书记的张人亚，在1931年12月底离开芜湖转道上海去瑞金报到了。

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中央印刷局下辖一个印刷厂——中央印刷厂，中央印刷厂职工多时有二百多人，其中还有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过去的技术骨干。他们的铅印部主要负责印刷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及《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还印一些重要的书籍教材，在这些书刊上均署“中央印刷局印制”。

另外有一个石印部，负责印刷钞票、公债券等各种票证，以及有关布告、文件等。

张人亚在主管苏区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广大干部和工人，因陋就简，节约办事。在条件艰苦、文化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组织出版、印刷、发行了一大批党政、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的报刊书籍，使苏区出版事业充满了蓬勃生机，不仅为宣传革命、活跃民众生活、融洽干群鱼水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激发了苏区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参军、参战、流汗、流血，为保卫苏维埃而献身的战斗热情。毛泽东同志曾在“二苏大会”上对出版事业促进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作了高度评价。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但他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1932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临时中央政府正在各地紧急部署反围剿工作。张人亚为了到闽西长汀(汀州)去布置检查，不顾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毅然带病出发。从瑞金到长汀要步行近百里路，中间还有几座高山。在半路上，张人亚于疲惫之中疾病发作，终因救治不及，不幸于12月23日因公殉职。时年34岁。

噩耗传开，闻者无不悲从中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悼念他，在1933年1月7日出版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第46期上专门发表悼文《追悼张人亚同志》。

《红色中华报》这样评价：

“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人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文，也是临时中央政府替这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竖立的永远的丰碑。

张人亚在苏联留学撰写的自传

△家庭状况及个人历史

我的家庭是半无产的，父亲是个小农人。家里除父母外还有一兄，二弟，二妹。兄弟曾分过家，现在家里经济比从前更困难一点。

我在小学校里读过五年书，十六岁到银楼作坊里做学徒。

一九一八年曾结婚(现妻已死)。一九二0年加人过工商友谊会，一九二一年由七八人组织一个小团体，曾办四五星期露天学校，(每星期举行三次或二次)试行循环自修(每星期做一二次文章循环批改),

参加各种群众会。一九二二年四月加人SY。六月为浦东纺织工会罢工募捐被捕，在巡捕房被禁一天。七月初运动组织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九月间成立八九百人的工会，任委员长职十月初发生罢工，任总指挥，延长至二十九天(得半胜利)同时工场工作被开除。后在工会继续维持。十一月加入CP，一九二三(年)五月后大半时间在团体内做事。

△为什么加人共产党及加入后服务的经过

我虽是带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自己既已变做无产阶级中之一员，自然总想将无产阶级力量弄壮大起来，指导无产阶级行动的头脑弄健全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我从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SY.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援助浦东纺织工会罢工募二天捐(第二天被捕)。同年下半年，成立一个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三年五月至八月，任SY地方书记，八月间又参加SY.第二次全国大会。八月至十一月任《向导》发行事。一九二四年四月起任C.P.地方委员会工农部职，至十月因来俄辞职。

△来莫学习的志愿

我既已是一个共产党员，既已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保有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病的能力。我自己感觉领导无产阶级的能力，非常缺乏的;同时我因是手工业的工人，还带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非除去不可。俄国是无产阶级的先党，莫斯科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集中地。我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即学习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病的能力，同时将自己的一切毛病也除去，——即受团体的训练；以成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工具。

张人亚

向隐秘而伟大的先驱致敬

张人亚（1898-1932），北仑霞浦人，革命家。他于1922年入党，是早期宁波籍中共党员；他曾在“四·一二”事件以后担任上海党中央的内交科长；担任过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为党中央秘密筹集过大量活动经费。他是第一届中央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和印刷局局长，为党保存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