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在时代潮流中寻找实现个人价值之路！

布袍客

第一次听说“西南联大”是在1978年国庆后电校开学典礼上杜副校长的讲话。老校长的外貌极像老年时期的叶剑英元帅，尽管已经过去46年但留在心里的印象始终挥之不去，因为老校长讲话时声音是哽咽的、老泪是充盈的，还因为他是从西南联大出来的！

讲个话而已老校长为什么会激动成这样？这个问题时不时地会冒出来使我想了解这段历史。

今年的八月，在李庄和发小同学旭光回忆聊天时就聊到了这个话题。旭光说有一本叫《南渡北归》的书，书里对西南联大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既然有书可看，那就行动起来。

《南渡北归》是岳南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分为三部曲，包括《南渡》、《北归》和《离别》。这部作品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为线索，着重聚焦民国时期人文科学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以及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原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最后又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

时代背景与知识分子的抉择：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命运转折的起点。随着平津地区的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学府被迫南迁，大批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流亡至西南大后方，抗战胜利后的北归以及国内战争的结束，他们再次面临选择：是迁往台湾，留在大陆，还是远赴海外。不同的政治追求和爱恨情仇，使得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师风采：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清王朝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兴领域也是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性格孤独与忧郁，不善交际，在孤独中思考，在孤独中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他像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过一道绚烂的光芒，然后悄然消逝。

他的《人间词话》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他的《观堂集林》犹如一座宏伟的学术丰碑，他的《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著作，他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最惊世骇俗的是对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撞开了迷蒙遁影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千年。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书中云：“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后人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评价。

在《南渡北归》中，1927年6月2日，51岁的王国维只身前往颐和园，闷不做声地长久徘徊于长廊之中，后踱步至昆明河畔独自沉思，尽纸烟一支，纵身一跃扎入昆明湖底，口鼻被泥水塞满，短短两分钟内窒息而亡。

死因在书中被详细描述为殉文化。他的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无奈现实作出的抗争，表现为一种近似“尸谏”的方式。

王国维的“尸谏”让我想起了屈原的投江，何其相似，让人不胜唏嘘…一代大师啊，可惜了！他们的死都是为旧时代的殉葬，他们的离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对此，陈寅恪是这样说的：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的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从王国维的口袋里，好友们发现了一张纸条，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职期间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任内实践了他对中国教育制度民主性质的改革，后期又创立了中央研究院，积极参与保障人权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

《南渡北归》中，蔡元培被塑造为一位在民族危急时刻走来，又在山河破碎中离去的学界领袖。其形象是充满理想和责任感的，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民族危难之际，也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情怀。

蔡元培以他以卓有成效的领导，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培育了一代新风，给近代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坚持“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强调师资的重要性，主张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等，形成了强大的师资力量，从而推动了清华大学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中国顶尖的学府之一，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因而被清华校友称为“永远的校长”。

1962年5月梅贻琦病逝与台湾。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其学术成就和个人品质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早年赴海外留学，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1969年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思想理念，研究领域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等，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又与王国维、章炳麟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被许多学者和思想家高度评价：

傅斯年云：“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云：“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好友吴宓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至死都保留着一位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大动荡时代下，他没有选择随风倒，不问政治不畏强权，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及强烈的学术自信，向世人展现出自己的完整人格以及学者的操守。

陈寅恪先生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关心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愧为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伟大卓越的学者、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重要代表。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

在任史语所所长的二十三年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挟于政治旋涡，并随着旋涡的消长而升降沉浮，于生死间游荡或者翻滚儿。”

他是当时的学界“大鳄”，正是基于他的政治见解和性格秉性，傅斯年先生在学术界、教育界、政界叱咤风云，是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的学人，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纯粹独立的学者身份，“参政而不从政”，几次婉拒国民党政府伸过来的通向高官仕途的橄榄枝，希望永远享有恣意批评政府的无上自由。他坚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既敢于对特权和腐败下刀（搞的蒋介石痛并快乐）也对陷于艰难困苦的同事友人伸出帮助之手，他有情有义、铁血柔肠、敢作敢为、顶天立地，他是一位铮铮男儿！

正是因为傅斯年的政治倾向，傅斯年在国共内战期间，面临去留的抉择，最终选择去了台湾。他的选择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他的故事和成就，以及他的坚持和牺牲，都让人深受感动。

1950年12月，傅斯年病逝于台湾。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撰写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依然坚持对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展现了一位学者的坚守与担当。他与妻子林徽因共同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体系，一起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建筑系，是中国建筑史体系研究的思想先行者与奠基人。

林徽因：除了作为梁思成的夫人而广为人知外，她本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文学家。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参与了众多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和测绘工作。她的学术成就和文学作品同样令人敬佩。林徽因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颇深，她的散文和诗歌至今仍被广泛传颂。

夫妇俩在1930年代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实地考察、测绘和整理了200多组古建筑，完成了1898张测绘图稿，特别是在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他们发现了珍贵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反驳了当时认为唐代木建只能在日本找到的观点。

新中国诞生前，他们一方面舍不去对故土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与期待，毅然地选择了留下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为解放北平避免文化古迹的破坏立下功劳，同时积极参与新首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牌、国徽的设计。

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于北京。

1972年1月梁思成病逝于北京。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物理学家，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

世界上首位准确预测正负电子对撞结果的科学家。

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

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启蒙者和奠基人。

《南渡北归》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描写较少，但书中对赵忠尧有这样一段，让人忍不住泪流的故事：

为了保护一份及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与梁思成夜闯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并在南下长沙的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为守住材料，丢掉所有行李。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报道时，工作人员看到的是一个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一个藏着放射镭铅筒的咸菜坛子，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乞丐，直到校长梅贻琦送客出来，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认出了赵忠尧，继而泪水涌出眼眶......

1945年，美国在太平洋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当时赵忠尧受邀观摩。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美国的原子弹，有自己发现的正反物质湮灭提供的科学基础。

当时的赵忠尧就在心里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研究出原子弹？

日思夜想的赵忠尧突然在美国“失踪”了。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静电加速器和加速管的制造，半年后他又去卡耐基地磁研究所学习离子源然后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加速器部件加工，随后再花了两年学习理论...

没人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整整四年他都在孜孜不倦的学习。四年后，他带着自己做好的核心部件，准备回国，却被美军关进了监狱。

后来所幸在多方的努力下，赵忠尧和钱学森一样在历经艰难后才得以回到祖国。

1958年赵忠尧被打成“右派”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在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后，他多次错过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身为中国核物理的奠基人，又一次与“两弹一星”无缘。但钱伟长曾经这样说过：我的老师赵忠尧才是中国的原子能之父。

1998年5月28日下午，赵忠尧因病逝世，享年96岁。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和泰斗、物理学家、教育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物理学主任和教授。

1948年，国民党政府特派飞机接饶毓泰去台湾，但他不顾威胁利诱，断然拒绝，坚决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饶毓泰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

饶毓泰是国际上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在铷和铯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实验中，观测到它们的主线系的分裂和位移现象。20世纪40年代与合作者在分子光谱和原子结构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记录了难以分辨的w3的转动光谱，为研究同位素气体分子的振动—转动光谱开辟了途径。

饶毓泰先后培养了吴大猷、马仕俊、马大猷、郭永怀、虞福春、黄昆等一批中国国内外物理学家。

文革期间，饶毓泰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1978年，饶毓泰平反昭雪，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为饶毓泰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送了花圈。

曾昭抡，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近现代化学创始人、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为中国的化学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6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任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教育部、武汉大学任职；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68岁。

曾昭抡的学术生涯和个性在《南渡北归》中得到了详细的描绘。他一生重视学术，精神非常集中，专心治学，有时候像一个书呆子。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担任教授兼主任期间，致力于改善实验室条件，他是中国把实验室建在大学里的第一人。此外，曾昭抡不仅是一个顶级化学家，还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并在抗战期间发布了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另外，曾昭抡还是我国第一批，参与过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

1949年曾昭抡拒绝前往台湾，毅然选择留在大陆，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文革期间曾昭抡轮入时代的漩涡遭受到迫害和打击，最终在1967年12月8日不幸去世。

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其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精通英、德、日多国文字，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高校，对古籍校勘学有极深的造诣，尤其擅长先秦诸子研究，是研究《庄子》的专家，在国学上堪称唯一能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

刘文典少年得志、中年得名。性格独特、才高学广、恃才自傲，一度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被称为“最狂妄的学者”。书云：不但不把一般学者文人放在眼里，一旦火气，还要给对方以拳脚交加的教训。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对教育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先生以其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课堂自由发挥，内容丰富，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他对待学生和书籍都充满了热爱，体现了他对教育的执着和对知识的尊重。

刘文典先生的生活也颇为传奇。他曾因吸食鸦片和喜爱火腿而被称为“二云居士”，这个称号既反映了他的个人嗜好，也暗示了他在当时社会中的特立独行。尽管他在生活中有一些颓废和怪异的性格，但他不畏强权不当汉奸，在爱国和激进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和坚定的立场。

书中描述的他讲课时的样子、与旁听他课的吴宓等重量级大师互动的场景（他的课常常有其他教授去旁听）、与吴宓、陈铨、黄维“对台戏”讲《红楼梦》时的自负以及躲炸弹时与沈从文抢道喊出的“要跑也是庄子先跑”等情节都让人捧腹。

由于“磨黑之行”挣外快的原因被系主任闻一多解聘后被迫转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北归时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他、也不可能被抢救去台湾了。

1958年7月15日因屡遭批斗，突发急症，于昆明逝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所具有传奇色彩的高等学府，它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联合组建而成，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学术成就：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它汇集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华罗庚等，他们在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推动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

人才培养： 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2位院士、100多位人文学大师。它的学生中走出了许多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物。

精神遗产： 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它体现了“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时刻显得尤为重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坚韧和执着。

社会影响： 西南联大对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存在不仅丰富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而且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其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西南联大校歌（词）：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作者：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西南联大交出了这样一份优秀的成绩除了学生自身的发奋刻苦外也正应对了梅贻琦先生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机构，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担任首任所长。史语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学术成就： 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史语所取得了重大成果，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史语所还进行了全国语言调查工作，推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人才培养： 史语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他们在史语所的平台上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抗战时期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史语所辗转于长沙、昆明，最终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继续坚持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为保护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庄时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重要阵地，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术成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期间，继续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曾昭燏、石璋如等一大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人、领军人物云集李庄。他们以李庄为大本营开展的学术活动、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文物保护：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还负责保护和研究大批国宝级文物，如殷墟的甲骨、商周的青铜器、龙山的黑陶等。在李庄的岁月中，这些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和研究，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影响：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李庄的文化内涵，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工作和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立于1930年，由朱启钤先生创办，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社的宗旨是通过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建筑，对如何正确地进行保护维修提出建议和方案设计。

学术成就： 中国营造学社在短短几年内，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如对故宫、太庙、社稷坛、北海、十三陵等古建筑的考察，以及对全国137个县市的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的详细测绘。这些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人才培养： 营造学社不仅在学术上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如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罗哲文等，对中国建筑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版专著： 学社期间出版了大量专业著作，如《中国建筑参考图集》、《工段营造录》、《营造算例》、《园冶》、《清式营造则例》等，这些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资料。

抗战时期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至四川李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立同济大学在李庄的时期是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同济大学被迫西迁，最终在四川宜宾的李庄镇找到了安身之所。在李庄，同济大学不仅继续了其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 坚持办学：在李庄期间，同济大学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唐有祺、吴孟超等。

2. 科研贡献：同济大学的师生在李庄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如童第周教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科学研究，取得了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

3. 社会服务：同济大学在李庄期间，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服务工作，如医学院的师生通过科普展览，破除了当地的迷信思想，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

4. 教育影响：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办学，对当地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李庄及周边地区的孩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岁月，是一段充满挑战与奋斗的历史。在这段岁月中，同济大学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担当，为国家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历史不仅是同济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的思考与感悟：

在阅读岳南的《南渡北归》时，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部作品，如同一幅浩瀚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在我面前。它不仅记录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着。

读了《南渡北归》，了解了自己想了解的历史，整个阅读过程有感动感叹、有悲愤悲伤，也有唏嘘和泪水充盈。在动荡的时代里大师们的坚守与坚持，是理想、是初心、是永恒。书中淡淡浅浅提及的自然科学大师钱学森、赵忠尧等人，他们历经艰难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告诉我们知识及知识分子是有国界的。为祖国服务、奉献乃至牺牲，才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高境界。

岳南在创作这部200万字的巨著时，无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在史料挖掘上的深度和广度显得不足；尽管力求客观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难免使人感觉作者的政治立场；在某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上，作者的分析和推断有时显得过于臆想，缺乏真实感等。

纵观整个中华历史时代变迁的进程，哪一个改朝换代不是一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时代变迁变革的改朝换代中没有人能够置之度外，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坚持和担当，更要积极地迎合融入时代的潮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是大师们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的灾难，所幸我们的党认识到了，否则就不会有“拨乱反正”和那首响彻大江南北让人泪洒的《祝酒歌》。在这场动乱中，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同许多大师一样都遭受了极大的迫害和苦难，有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也就会有陈寅恪、梁思成、赵忠尧、刘文典等等，“地、富、反、坏、右”一个也跑不掉……他们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所幸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过去了的悲剧愿不再上演。套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瞿恩的话：我们的党像大海一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功能！

《南渡北归》，它让我们了解了那一段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人群，让我们反思历史、思考现在和未来。我以为真正的大师必定是有信仰有信念、有原则有坚持的纯粹之人。让我们铭记那些大师，铭记他们的精神，继续在这个时代中前行。

读者对这本书褒贬不一，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见解而争论不休。我的看法是“可以一读”，但需要思考“去伪存真”地去读，至于读后的感受吧有收获便可以啦。

岳南说：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说：大师虽然远去但其精神永存；大师必然远去大师必将走来……“两弹一星”、“中国地质学奠基人”、“神州号宇宙飞船”、“北斗卫星”、“杂交水稻之父”、“核潜艇之父”等等以及那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啊！

本篇长了一些，谢谢耐心看完的美友🙏🙏🙏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一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