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二）

宋胜生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间不长就声名大噪。开始，在师生中流传的是不怕杀头，敢于以身殉道、到监狱里去陪伴老师章太炎。到1915年8月，因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黄侃坚决站出来进行反对。大家觉得黄侃完全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说他只知道捍卫真理，捍卫正义，根本把个人利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他非常敬佩，非常仰慕。

在进行教学时，因为黄侃学识渊博，语言诙谐，深入浅出，方法灵活，备受学生欢迎。据北大受业学生回忆，每次讲课、听课人数总是由少到多，有时讲堂内坐不下，就有人站在门外、窗子外，他们有别科的学生，有不同年级的学生，甚至还有在本校任课的教师。

总结黄侃在北大五年的教学工作情况，突出表现了如下特点：

(一)自编讲章，坚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融注于讲章之内。北大安排黄侃的课程为《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他对学生讲课，不是就教本讲教本，照本宣科，而是为讲授好课程，倾注了自己的大量心血，围绕课题，博览群书，扬其所当扬，弃其所当弃，“言必有中，切理厌心”。使学生弄懂一个问题，同时弄懂了多个可题，读通了一本书，同时读通了多本书。触类旁通，深而且博。这里以他讲授刘勰《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札心》)为例。为了教好这门课，他对《文心雕龙》作了极为刻苦而深人的研究。刘著凡50篇，黄侃就其中31篇，依刘著篇目次第写成札记。或注或议，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观点就贯彻在他的评议当中。

真正来讲，黄侃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黄侃所处的时代，主要是三种文学势力影响着文坛：一是桐城派的余焰，代表人物主要有林纾、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等；一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家文派；再就是清代阮元所创立，又由刘师培所继承的骈文派（又称《文选》派）。三派之中，黄侃与后两派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两派的代表人物，黄侃都曾以师礼事之。

在这三派中，章、阮二派是针锋相对的，刘师培和阮元同为仪征人，学术观点有其不可分割的深厚根源。黄侃的文学思想，又深受刘、阮氏的影响。所以黄侃在持论方面，本着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原则，既没有一味维护章师观点，也没有内其章帅有说在先而不敢陈一已之见。虽然黄侃持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是很有创见的。下面将分别加以述说：

一是黄侃《札记》着意阐发了刘勰的崇自然、贵变通的文艺思想。《札记》云：“按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唯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本来在刘勰那里，自然之道与儒家之道是兼而有之的，但黄侃有意突出自然之道，而淡化儒家之道。他强调说，“物理无穷，非言不显，非文不传。故所传之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即认为文章的作用，是使自然的、大大小小的“物理”、“人伦”明显起来，传播下去。而宋代以来朱、程理学家的所谓道，乃是能派生万事万物之“理”，作文只会“玩物丧志”，“文工则害道”(《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不仅把文变成了道的附庸，且极尽轻蔑鄙薄之能事，在文、道问题上，显示了道学家与古文家迥然相异的立场。唐宋韩、柳、欧、苏等古文家，一般都提倡文道并重，而且其侧重又往往更在文上。到桐成方苞等则袭用宋代理学家的口气，开始批评唐宋八家只知为文而不知道，显示了在道德关系上接近朱程理学的倾向。作为一位不满封建制度，曾积极参与反清运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怎能容忍呢？为此，在他阐发“自然之道”的同时，对桐城派以维护封建正统为宗旨的文以载道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原道》篇札记中尖锐地指出：

今日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谖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撢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

显然，在辛亥革命之后，像黄侃这样批判理学家的形而上学的文学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二是由宗自然之道出发，也就必然强调重视客观之境。《札记》对刘勰的《神与物游》作了较多发挥，认为“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才会有好文章。具体讲到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时，《札记》总是紧扣自然，从而肯定民间歌谣的作用，肯定文人创作的贡献；在讲到诗文的创作时，总是不离“时序”与“物色”，如：李都尉、班婕妤，“感物”而“兴歌”；郭景纯“遭遇艰险”，“故能假玄言以写中情”；张衡左思，“叙述都邑”之赋，非“理资实事”而不成；至于“论议之文”，黄侃认为“无一字可以凌虚构造”。将自然，将人类社会生活放在第一位，这是道即自然的立足点。这也是把自然视为文学的源头和活水的思想。

三是《札记》强调艺术之美有赖于创作之巧。黄侃说：“天籁所激，非无殊响，以不合度而听者告劳。”文学由自然而生，但自然并不等于文学，文学还有“定法”、有“规矩”，所以还要术。“是知术之于文，等于规矩之于工师，节奏之于蒙叟。岂有不先晓解而可率尔操觚者？”“虽无术者未尝无暗合之时，而有术者则易收具美之绩。”即认为文学要求人们注意艺术修养，讲求艺术技巧，这样才能创造出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作品。

　　黄侃对于文学史上的各家各派、各种风格，是讲兼容和“通变”的，对于刘勰所列的“八体”（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亦认为不能有所轩轾，故称“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凑相成”，反对以“载道”与否作为标准的“胶柱锲舟之见”。他尤其突出地批判了有德必有文、以理学家言为“至文”的偏见和倒见，他说，“人情万端，文体亦多迁变。拘者或定一文而定人品，则其说又疐碍而不通。其倒置之甚，则谓名德大贤，文宜则效；神奸巨憝，文宜捐弃。是则刘歆《移让太常》必不如茂叔《通书》、横渠《西铭》美；而宋明语录其可模式等于九流之书也，是岂通论乎？”黄侃的这些文学观点不仅只有思想解放的意味，无疑是向政治、伦理本位观念的挑战；而且说明他尊重文学的规律和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