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博物馆（三）：邯郸古代石刻艺术陈列

云中良寄锦书来

前言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兴盛。北朝时期，邺城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留下了南北响堂山石窟和众多的单体石造像，创造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北齐样式”，对隋唐及其以后的造像艺术影响深远。隋唐之际，佛教造像艺术虽然没有北朝时期的规模宏大，但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内容更加丰富的众多造像类型，时代特征鲜明，达到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唐代之后，大名作为北宋陪都，邯郸境内出现了一批宋代摩崖造像，风格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石刻造像艺术逐渐衰落。第一单元北朝造像艺术邺城佛教的发展最早始于十六国时期，后赵、冉魏、前燕的相继建都邺城，佛教在邺城逐渐发展壮大。北魏时期，随着云冈和龙门石窟的开凿，造像艺术进一步渗入民间，邯郸出现一批北魏单体造像。东魏北齐时期，邺城的佛教造像艺术达到鼎盛，开凿了响堂山石窟，同时出现大量精美的汉白玉单体造像。一、北魏造像(386-534年）佛造像艺术在北魏时期达到第一个繁盛期，造像规模和风格样式出现很大的变化。由皇室扶持的石窟寺造像竞相出现，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主要代表，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佛造像艺术开始走向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北魏佛造像艺术主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限，前期表现“浑厚沉着”，迁洛之后则表现“秀骨清像”的样式。临漳县文保所藏临漳县习文乡上柳村西闸口附近出土北魏武泰元年（528年）邓法念为息义慕造铜鎏金观世音立像佛座下床足及背后刻有三十七字铭文：“武泰元年三月廿三日邓法念为息义慕造观世音像一躯愿使福沿四恩下沾浛饬所愿如是”。背光后有浅浮雕交脚佛坐像。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北魏太和六年（482年）青石鞠抚夫妻三人造释迦坐佛三尊像造像主尊为释迦佛，两侧为胁侍菩萨，背面浅浮雕无量寿佛坐像。底座背后有发愿文：太和六年十月三日佛弟子鞠抚夫妻三人为祖父母造释迦像一躯，愿祖父母夫妻眷属等亡见弥勒下生，三会说法，愿如此福。 二、东魏造像(534-550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邺城所属地区为东魏，并继而成为东魏的政治中心。受龙门石窟的影响，东魏造像的主流风格为“面为恨刻，削为容仪”的秀骨清像，但在以邺城为中心的范围内，已经开始彰显出一种新的风格，为“北齐样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1977年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东魏白石佛立像 永年区文保所藏东魏石雕佛坐像 临漳县文保所藏临漳县习文乡河图棉站太平渠出土东魏汉白玉一佛二菩萨背屏式立像造像通体由汉白玉雕琢而成，正面为一佛二菩萨，背光后面有阴线雕刻的《太子思惟图》。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东魏武定元年（543年）青石背屏式释迦佛三尊像造像主尊为释迦佛坐像，主尊两侧二胁侍已残，佛座下方两侧各有一护法神侍立。佛座侧面刻发愿文：武定元年九月廿九日合邑子廿五人共愿造释迦像一区（躯）,上及四恩下及三界众生共正觉。佛座其余部位刻有各邑子的名字。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汉白玉安德长公主造释迦三尊像造像正面是释迦佛和二胁侍菩萨，背光后有墨笔绘制的《太子思惟图》。底座背面刻有发愿文：大魏兴和四年六月四日，安德长公主为亡女妹当男敬造释迦像一区，当令亡者上主天中，傍履净土，又愿存己眷属法界含生，普蒙福泽，咸同上愿，果登正觉。对比文献记载，此处的安德长公主为北魏清河王元怿的女儿，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姑母。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青石张达磨造释迦坐佛三尊像造像正面是释迦坐佛和二胁侍菩萨，背光背面浅浮雕供养人礼佛图，佛座后方刻发愿文：兴和二年八月七日，佛弟子张达磨为亡考亡妣敬造王释迦像一区(躯）,上愿亡考主天，见（现）者安隐以为供养。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东魏武定三年（545年）白石透雕彩绘闫景哲兄弟造观世音五尊像造像正面主尊为观世音坐像，两侧各有二胁侍，但外侧胁侍已残缺。背光上环绕五个飞天。造像底座背面刻发愿文：武定三年四月八日，佛弟子闫景哲兄弟敬造观世音一区（躯）,上为皇帝陛下，后为师僧父母，伏（复）为亡比（妣）,神生净土，居家眷属，愿殖弥勒出世，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三、北齐造像(550-577年）经过了东魏的短暂过渡后，北齐造像一改前期清瘦作风，造像整体变得疏洁淳润，面相丰颐而富有神韵，尤其在衣纹表现上，受当时画家曹仲达“曹衣出水”画风的影响，衣纹疏简贴体，使人物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活力，从而开创了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的“北齐样式”。 南响堂石窟原名滏山石窟，现存大小石窟8座、摩崖造像一处。其中第一窟至第七窟为北齐晚期开凿。南响堂北齐洞窟为上下层结构，从立面上形成规模庞大的楼阁塔形窟造型。 佛造像的邺城模式公元6世纪之前，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先后经历了“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两大发展阶段，邺城地区第一阶段造像具有明显的云冈造像风格。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影响深远，6世纪中期前后，中原北方地区的造像风格，总体特征上都是北魏后期造像风格的传承和嬗变。6世纪中叶以后，以“龙树背龛式”造型为典型特征的北齐邺城新式造像，融合中西文化因素，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同时接收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六世纪晚期，随着北齐灭亡，周武帝灭佛及杨坚毁城移民等一系列事件，邺城佛教遭受了灭顶之灾，佛造像的邺城模式也随之淡出了历史舞台。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北齐汉白玉莲瓣屏双菩萨立像 临漳县文保所藏临漳县习文乡河图棉站太平渠出土汉白玉透雕五身立像 临漳县文保所藏临漳县香菜营乡景龙村南出土北齐汉白玉透雕五身立像 临漳县文保所藏北齐汉白玉菩萨立像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北齐汉白玉背屏式五尊菩萨立像 武安固镇出土北齐汉白玉飞天背光背光正面中心浮雕缠枝莲花头光，头光外侧有飞天环绕，顶部有二飞天托佛塔而降。背光后浅浮雕《维摩诘经变图》，为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辩经说法的故事场面。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北齐汉白玉树冠屏菩萨像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汉白玉龙树屏思惟菩萨五身像造像正面主尊为思惟菩萨半跏坐姿，两侧立二弟子和二菩萨。左侧的菩萨和龙树背屏已残。底座侧面和背后刻发愿文：武平二年四月廿三日，佛弟子都督王仲业为亡祖亲及内亲亡弟叔业等敬造太子象（像）一区（躯）,仰为皇帝陛下援及法界含生，皆同斯福一时成佛。 第二单元隋唐造像艺术经过两百多年的南北朝分裂，隋朝统一了中国。隋文帝杨坚自幼便生活在佛教寺院里，所以在他的政权稳定后，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佛教。《续高僧传·释明芬传》记载，“仁寿（601~604年）下敕，令置塔于磁州石窟寺”。邺城虽然在隋代失去了政治中心的有利地位，但其作为佛教中心的影响并没有衰弱。到了唐代，佛造像艺术在“大而盛”的社会和艺术环境中进入成熟阶段，不但继续了南北朝以来的风气，还出现了表现内容更丰富、技巧更熟练的众多佛教造像类型，佛造像艺术达到顶峰。涉县林旺石窟隋代林旺石窟，位于涉县固新林旺村。林旺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齐，隋代完工。这是邯郸境内保存最大的一处隋代石刻遗迹。窟门左右两侧各雕金刚像一尊。窟内三壁共雕有120尊佛像，主尊像毁失。窟外存雕像15尊。 常乐寺遗址常乐寺位于邯郸市西南峰峰矿区鼓山脚下。常乐寺始建于北齐，初名石窟寺，北齐天统年间（565-569年）改名为智力寺，宋代嘉祐年间（1056-1063年）改名为常乐寺。常乐寺旧有“河溯第一古刹”之称，上世纪40年代被毁。上世纪60、70年代，文物部门曾在遗址上发掘出一批雕刻精美的唐代红砂石佛造像，印证了常乐寺昔日的辉煌。 常乐寺遗址出土隋代青灰石佛坐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红砂石连珠冠菩萨头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红砂石螺发佛头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红砂石高座胡跪供养菩萨像 唐代红砂石天王立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代红砂石天王立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代红砂石天王立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代石雕佛坐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代石雕佛坐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代红砂石菩萨头像 常乐寺遗址出土唐代红砂石笑面罗汉头像 磁县文保所藏唐代石雕须弥座佛坐像 磁县文保所藏唐代石雕天王立像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唐代青石释迦佛坐像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成安南街村寺庙遗址出土唐代砂石胡跪供养菩萨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