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宕纪事——我的知青岁月

巽之先生

牛宕纪事

——我的知青岁月

欧阳兆中

我叫 欧阳兆中，出生于1949年12月初一，萍乡二中初中67届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8年9月才毕业分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潮流来到茅店公社牛宕大队插队落户。

实际上，我们二中67届三 <4>班学生，大部分知青下乡都分配在麻田公社各大队，因我与同学苏柏林申请要求到山区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就来到了当年条件最艰苦的牛宕。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年学生要下乡到农村去，如一颗炸弹爆炸，轰动全校，许多学生家长到学校找校长和班主任老师说情况找理由，说自已的子女身体不好，家里是独生子女，家庭生活困难等原因，想躲避儿女下乡。可我的父亲就别样了，那天他来到学校教务处，校领导和老师以为又来了一个找麻烦的家长。可父亲一进门就举起右手，微笑地口号式地喊着：我支持儿子欧阳兆中下乡！顿时，教室内响起了一阵掌声和谢谢声。

其实父亲是处于一种复杂和无奈的心情表的态：我们全家六口，依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维持家庭生计。凭心而论，谁想把一个长子送到乡下去当农民呢？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部队当了几年伙夫兵，文革开始时正在煤矿工作，被造反派当作历史反革命份子，戴高帽子挂牌挨斗 ，父亲让群众专政运动整怕了。他来校表示自己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一回送子下乡的模范。同时，我爸也一贯是一个工作认真，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的工人。年年在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8年9月11号，我插队落户在牛宕大队九十湾生产队，住在社员蔡基发家。当时落户在蔡家的还有萍乡下放干部黎传哲一家人。蔡基发全家老小对我很热情，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照顾，老蔡当年是茅店公社市场上一位屠夫，常年为农民杀猪宰羊，因此，他家生活条件相比当地村民要好点。我每天跟他家人同桌吃饭，经常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当然，我也主动帮他家做点挑水，扫地，劈柴，蹲在灶前相帮烧柴火（主人做饭炒菜）的细小家务事。

说起灶堂添柴火，那可是一门技巧活。有一次，蔡夫人炒菜，我就蹲在灶前向炉堂里添柴，我以为柴多火就旺，结果柴添得大多了，火苗愈来愈小了，我怕火苗灭了，拿起吹火竹筒用嘴使劲吹，腮帮子吹麻了，眼珠子胀痛了，明火还是没烧旺来，烟雾倒是越大越浓，浓烟弥漫整个厨屋，熏得我眼泪鼻涕婆娑。见此，蔡夫人接过我的吹火竹简，火钳，从灶堂抽出部分木柴，用火钳在底火上拨几下，拿吹火简吹几口气，火苗即时旺盛了，她告诉对我说＂人要虚心火要空心＂这使我初步懂得一些人情事理。

在蔡家同吃同住大概一个月左右，可能是知青在农户吃住增加了农民负担等，大队决定，落户在牛宕大队的知青集中起来过集体生活。三十几位知青吃住在一个祠堂里，知青荐举苏柏林为知青队长。这下子知青祠堂可热闹了，苏柏林的头脑里那时还存留着一些文革余热，他的言语，行动都带有文革特点。他规定：每天早中晚三餐前要举行餐敬仪式，要求大家手握红宝书，口念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扎根农村，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

早餐、中餐敬结束后，留几个女青年在家做饭，其余知青分到各生产队与农民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周举行一次忆苦思甜活动，当天中，晚餐主食只准吃糠米古（三成米粉，七成细糠粉和面团蒸熟吃），叫忆苦餐，知青们吃了后，第二天大便都解不出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个众多的知青大家庭，出现了蔬菜、食油、食物的供给困难，以及相互之间劳逸不均的生活矛盾，造成了那种“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生活状态。

后来，这种知青集体家庭难以维持，不久就解体了。知青各自重组，3至7人不等，分别选择插到各生产队，我与毕湧斌、胡建明、杜清元、罗锐华、柳本金、彭晓明（女）、贺 侨（女）六男二女便选择住在牛宕生产队的大队民兵连连长刘声发之家，过着8人吃一锅饭的知青家庭生活。我们8人和睦相处，家务分工合作，男同志种菜、砍柴、挑水，女同志做饭、搞卫生。我们栽种的蔬菜基本自给，当地农民又经常送点特产；小菜给我们青年点。我和毕湧斌、柳本金还在山地栽种了五分地的红薯，由于我们选购的薯苗品种好，加上合理的排水沟，合理施有机肥料，及时翻藤割苗等有效措施，红薯产量比当地农民种的还高，味甜松脆可口。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是计划经济，集体出勤参加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经济收益社员按劳统一分配。山村农业产品单一，只能种稻谷，政策也不允许生产有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不能自由挖土种植，不然的话就会“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你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就要挨斗受批判。当年生产队为了增加队里的财金收入，只有派社员到萍乡去搞副业，做搬运工、挖土方、修路等苦力活，挣的现金拿到生产队买工分。

有一次，我得知又有社员去萍乡城做零工后，就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有萍乡我家的联系地址，拿给社员张秋生、牛牯（绰号）等三人，以应不时之需。不巧，他们三人到萍乡正赶上雨季，找不到事做，只好拿着联系地址找到我家，父母得知后解囊相助，热情接待，三天四夜吃住在我家中。为此他们三人异常感激，完工回家后，专为我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糯米饭吃。

当地农民也对我们知青关怀备至，罗甫田老师的母亲知道我痔疮出血，她蒸了一碗猪尾结肠拌臆米的偏方给我吃，第二肛肠就舒服多了。牛宕生产队有一位从萍乡煤校下放的老师，名叫万柏群，爱人葛素娟，他𠉴能拉会唱。每当空闲时，我都在他们家打发时间。两首动听的《乌苏里船歌》、《草原之夜》，就是在他家学会唱的。他们家文化娱乐气氛，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愉悦了我的心情和生活。

那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当地农民的事情。有一次，由于平时没存蓄厨房烧火用柴，加上天气不好，雨水多，没法上山砍柴烧火做饭。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生产队山上长了几棵三十米左右高的翠绿古松树，我与柳本金几人商量，用铁钉扎进古松树干，一钉一步形成一道爬梯，攀爬到有树枝的地方，然后用柴刀砍下几根翠绿的树枝当柴烧。松树含油脂，燃烧快，解决了当时的厨灶用柴。那时社员们虽没当面指责我们，但内心还是不满。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有愧于他们，也有损当地风光和环境。

在生产队一年多生活劳动的时间里，我们趟过了无油炒菜、盐熬米汤送饭的艰苦生活，我们虚心向老农学习农技，赶牛扶犁耕过田，上山挥锄垦过荒，炼就了坚韧的腰膀，造就了劳动工作的坚强意志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收获了人生的真谛，知青生涯不后悔！

1969年10月，接万龙垦殖场革命委员会通知，我调入万龙山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作为一名业余演出队员，为丰富山区文化生活作出了不辞艰辛的努力和贡献。1970年9月文艺宣传队解散后，我安排到万农山农机厂锻工车间，跟着胡远尧师傅学打铁。铁匠是很辛苦的，有一句民谣说：“前世造了孽，该世来打铁，脑壳叩又叩，屌坨子冒停歇”。打铁八个月后又转入铸造车间当炉前工，在一千多度的铁水锅旁作业，经受了高温烘烤，铁花溅身的考验。在艰苦的生产环境中，任劳任怨，积极劳作，因此，当年万龙山总场革命委员会奖励我为＂学习毛译东思想的先进生产者＂。1971年10月，调入芦溪区农机厂，曾任区农机厂团支部书记，铸造车间副主任，文艺宣传队队长。1975年9月调入芦溪区文化站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同年任芦溪区文化馆馆长。

在担任芦溪区文化馆长工作期间，开拓创新，举办了各种游园等大型演出活动，群众文化工作稳定繁荣发展，全区十一个乡镇均建立了文化（中心）站。在挖掘推出全县民间灯彩艺术、农民画艺术方面走在全市前列。同时，以文补文事业有成，以舞厅、桌球、录像放映、溜冰场等娱乐场所的营业收入，补充了文化经费的不足，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建设成绩显著。省人民政府授予芦溪区先进文化县（区），我个人也被评为全市先进工作者，后又被评为全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1996年6月，调入县委宣传部工作，担任副部长职务。2001年，调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担任副局长、主任科员，直到退休。退休后，又加入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