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会意”是古“六书”之一。许慎《说文解字•叙》:“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其所举“武”字,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以“止”为停止义,以会禁止兵暴之意。信,人言为信,表示说话人要言而有信。许慎所举的这两个字,多少有些问题。“信”字多数学者认为是形声字,不是会意字。“武”字确实符合许慎“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界定,但一般认为字形象持戈前进形,当会武力征伐之义。对这两个字的结构分析,更多的是表达了古人对“武”和“信”在道德层面上的认识,而不是文字学意义上的结构分析。</p><p class="ql-block"> 裘锡圭先生提出把古文字分为表意、形声、假借的“三书说”。其中传统的“会意字”被归为表意字类型中。他认为,“凡是会合两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跟这些意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的字,都可视为会意字。”</p><p class="ql-block"> 根据裘锡圭先生的定义,可以把会意字构成的条件归纳为如下几点:</p><p class="ql-block"> ①会意必为合体之字,它必须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符。这一条件使得会意字区别于独体象形字。</p><p class="ql-block"> ②会意字会合的是“意符”,不以其组成部分文字的发音为发音。这就把会意字同形声字区别开来,至于兼声字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下文将作专门探讨,在此从略。</p><p class="ql-block"> ③会意字之字义“跟这些意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是在所从意符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意义。此条件使会意字同合体象形字区别开来。</p><p class="ql-block"> ④会意字有“以形会意字”和“以义会意字”两种。因为裘先生指出“构成会意字的意符可以是形符,也可以是义符。”</p> <p class="ql-block">“兼声字”问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会意字中有些构件具有表音的作用,因此许多文字研究者将其称作“形声兼会意字”或“会意兼形声字”,如甲骨文中“受、监、何”等字。此类兼声现象同《说文》中表现出来的同源“亦声”字多有区别,因此许多文字学者都将其分列出来单独说明,但对于此类字的性质及成因,诸家所论多有不同。在性质方面有“形声”和“会意”之分,在成因方面有“有意”和“无意”之别,至今也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本文就自己能力所及,在诸位前贤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试将此类兼声字的性质及成因略作述析,望能为此类字性质及成因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为表述的方便,本文暂将此类字称之为“兼声字”。</p><p class="ql-block"> 于省吾先生认为此类字在本质上属于形声字,其中表音意符是由古人造字时有意择取的。于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庶》中谈到:“甲骨文‘庶’字是‘从火石,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也即‘煮’之本字。凡会意兼形声字,仍应属形声的范围。‘庶’之本义乃以火燃石而煮,是根据古人实际生活而象意依声造字的。”</p><p class="ql-block"> 裘锡圭先生认为此种字可归入会意字,也可称为会意兼形声字,但同样也认为此种形符表音的现象是由造字时代的人们有意挑选而致。裘先生在其《文字学学概要》一书中将这类字归入了图形式会意字,同时以“受”字为例指出了形符表音的原因:“字形表示‘舟’的授受,上面的手形代表授者,下面的手形代表受者。可授的东西很多,为什么造字的人挑选了‘舟’呢?大概是由于‘舟’的音跟‘受’相近,可以兼起表音的作用。《说文》说:‘受,相付也。从受,舟省声。’这应该是自古相传的旧说。就‘受’字从‘舟’的那种较古字形来说,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会意兼形声字。”</p><p class="ql-block"> 詹鄞鑫先生也认为此类字在本质上应属于会意字,并将其分为三类,同时指出这三类字中意符表音功能是由不同的原因所致。詹鄞鑫先生在其《汉字说略》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会意兼声字”,他认为,会意字的意符如果兼表读音,就成为会意兼声字。此类字又包括三类:意符同源兼声,如“友、监”等;意符异源兼声,如“受、奉”等;意符声化兼声,如“羞、朝、员”等字。“意符同源兼声”的会意字中的意符表音可能是无意中造成的。而“意符异源兼声”则是由于人们有意识地选取具有表音作用的符号来作为构字的意符的。而第三类则是由于汉字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因“形符声化”所致,詹鄞鑫先生对此类字的认识明显要深入了一层。</p><p class="ql-block"> 可以看出,诸家对此类兼声字的本质及形成原因的认识并未达成共识,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参考前人的观点,同时结合甲骨文中此类兼声字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此类字内部比较复杂,按形成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无意中造成的兼声字</p><p class="ql-block"> 造字思维尚处于直观性、具体性阶段的古人在造会意字时,无意当中选取了与所造字音同或音近的字符,形成会意兼声字,此类兼声字在本质上应当是会意字。甲骨文虽然已形成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但尚处于表意造字为主的时代,形声字刚刚萌芽,还不成熟。当时人们的造字思维还尚处于“直观的动作思维”、“具体的形象思维”阶段,仍旧主要是据义构形去构造会意字。</p><p class="ql-block"> 上古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而汉语的音节结构又相当简单,“虽然殷商甲骨音系比后代音系复杂,同音词没有后代多,但与多音节语相比,区分度还是偏低的。”不难看出,单音词占优势的上古汉语现实造成了大量同音词的存在,而甲骨文造字时代以客观事物为依据,选取现实中的事物以象形表义的方法去构形造字的造字思维,使得无意中形成意符兼声的机会大大增多,如甲骨文中“友、羞、安”等字。以上诸字甲骨文字学界大都认为是会意字,但分析可知,参构这些会意字的构件中均含有与该字字音相近的部分,如“友”字中的“又”,“羞”字中的“又”,“安”字中的“宀”都同所构字在读音的声韵方面有相近之处,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将其视为形声字,而是解为会意字,而且后世文字学者也大都未有将其列为形声者。因为非常明显,这些甲骨文会意字中的表音成分,应该是由造字时代受汉语音节的特点制约,人们在造会意字时无意中所造成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误析字形造成的兼声字</p><p class="ql-block"> 这种字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因为析字者误解甲骨文字形所致。如“监”,詹鄞鑫先生认为是“从皿从见,见兼表音”,属于“意符同源兼声字”。其实这是对“监”的甲骨文字形的误解,其字形应解为“象一人临监窥影之形”,其中的是构件“人”在“监”字的构形中为完成“鉴照”的构意,而有意突出其眼睛的“条件变体”,至于由此形成了同甲骨文系统中另一单字“见”相重合,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正如甲骨文中的“目”本为横置眼睛的象形,字形作“罒”。但在“望”的构形中为了更好的完成“从人举目远望”的构意,而变成了竖目,从而也形成了同“臣”字形相重的现象。但我们分析“望”时,并没有以此就认为是“从人从臣”,而还是解为“从人举目远望”。</p> <p class="ql-block"> 另外还有一种是因为析字者不明字源,以后世变化了的字形说解字源造成兼声。如甲骨文“執”,构意为“象一人两手加梏之形”,其中的“幸”实为一种刑具,非表音构件;而许慎以汉代所见到的已经变化了的字形,在《说文》中将其解为“从丮从幸,幸亦声”的兼声字,显然是不明字源所致。以上两种情况只是因为析字者主观上的误解所致,因此在本质上此类兼声字仍属于会意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形符声化造成的兼声字</p><p class="ql-block"> 形符声化,指文字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造字方法的发展,将原来的象形字、指事字或会意字中的形符(或称“构件”)变为与所构字读音相近的表音构件的现象。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称这种现象为“象意声化字”,本文仅讨论会意字的“形符声化”现象。由于文字始终处在历时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人们在长期的造字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字形表音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在形声造字法的影响之下,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将原来会意字中的个别意符改换成表音的音符,从而形成“形符声化字”。此类字应当分前后两个阶段分析,在前期形符未“声化”之前,仍应当是会意字;而当其形符完全“声化”之后,此种字中有了表音成分,从“理据重构”的角度来看,则应当算是形声字了,只不过这种形声字在形态上表现得有些原始罢了。如甲骨文“梦”,“象人卧床上夜里做梦双手舞动之形”。但甲骨文中也已经出现了“从眉从爿”的字形“ ”,眼睛上面已加了数笔“声化”成“眉”。依据“理据重构”的原则,我们认为字形“ ”为“梦”的会意字字形,而“ ”则应为“梦”的形声字字形。关于甲骨文中的此类字,裘锡圭先生已经有很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p> <p class="ql-block"> 此类兼声字中的兼声意符是由无意用之到有意为之,体现了此类兼声字形成的历时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单字的“声化”历程,来推测该文字的“表音化”过程,这在文字发展史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是此类字往往绝大多数都会因为中间字形的缺失而难于确定,因此此类兼声字显得较为少见。事实上,在后世文字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对文字表音优越性认识的加深以及形声造字法的成熟,许多会意字形中的一部分形符或义符被改换成音符,成为形声字。这种兼声字是由文字的动态发展造成的历时兼声,虽然从字源角度说应当视为会意字,从“理据重构”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形声字。但我们不能以“理据重构”以后的字形去分析“重构”前的字形,将原本是会意字的甲骨文说解成形声字或兼声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声符形化造成的兼声字</p><p class="ql-block"> 声符形化,指古文字中声符以格符的身份参与构形的现象。人们在运用形声造字法的初期,由于受当时“据义构形”惯性思维的影响和制约,这使得新造形声字的声符和形符没有按照今天所见大多数形声字声符和形符的布局图式左形右声来构形,而是按照会意字中构件所指的客观事物的位置关系来安排,从而在布局形态上表现出许多会意字的特点,亦即形成了形声字的“声符形化”现象。此类形声字只是在声符形符的分布位置上同大部分形声字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声符主要用于表音的事实,因此在本质上应属于形声字。</p><p class="ql-block"> 甲骨文因其原始性比较浓厚,在构形过程中受会意字构形造字思维定势的影响致使其“声符形化”,但无论其声符的位置如何处理都改变不了声符的性质,因为本来形声字形符和声符的组合在原则上就是任意的。陈年福指出:“声符形化字与一般形声字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声符形化字被形化的声符与一般形声字的声符都在标示整字读音的功能,因此实际上可以认为声符形化字就是形声字的一种,不过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声符形化字是形声字的雏形,当是原始的形声字。”</p><p class="ql-block"> “声符形化”兼声字体现了形声字的早期存在形态。上文己经谈到,此类兼声字在性质上属于原始形态的形声字,其形符和声符的位置排列仍旧是依据会意字的结构布局来安排的,受到“关系位”影响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这使我们认识到,早期的形声字形符和声符的布局形态源于会意字中形符的布局顺序和结构方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构模式,可以看出,后世汉字中“左形右声”的形声字结构布局形式是汉字完全符号化以后,形声字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而非原始形态形声字的存在状态。认清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分析和释读古文字字形时少犯错误。</p><p class="ql-block"> 此外,还有些甲骨文不易查考其字形的源流,如“受、何”等,这些字究竟应属于哪一种,一时还难做出定论。“受”,大多数文字学者将其字形析为“从二手持舟会意,舟兼表声”。如果按此说法,“受”则应为“声符形化”的原始形声字一类。但徐中舒先生认为:“受从(爫+又)从舟,舟本应为凡,即承盘,祭享时用盛器物;从(爫又)表示二人以手奉承盘相授受。后讹变为舟。”如果依徐中舒先生所说,“受”字则应属于“形符声化”,依据“理据重构”的原则分别对待,未变前属于会意字,变化后应当属于形声字。然而据目前所见到的古文字材料,并未发现一例以“凡”为构件的“受”字字形,因此“受”的构形分析只能暂时存疑。“何”字也是如此,李孝定先生析其字形为“象人负柯”。依此说,“何”字则可理解为兼声字,但姚孝遂先生则认为“从人负物”,那么“何”就应当是完全意义上的会意字了。因为汉字符号化的原因,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何”字字形的构形取象,因此“何”字是否为兼声字也只好存疑。面对这些难点,我们在做“甲骨文会意字表”时,也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而仅仅是依据我们的理解暂取一家之说。</p> <p class="ql-block"> 综上所述,兼声字是一种较为复杂,但在文字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文字现象,理清兼声字各小类的性质及形成原因,不仅有利于认清形声字产生的多方面原因以及形声字的早期形态,而且对于分清早期原始文字中的形声字和会意字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囿于所见,对其性质及形成原因的探讨也只是个初步的设想,是否符合兼声字的实际,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材料和高明的专家来说明论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注:本文根据李红梅硕士学位论文《甲骨文与原始楔形文字会意字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5月)整理。</p> <p class="ql-block"> 根据字的结构层次,可以把甲骨文会意字分为单层会意字与多层会意字。</p> <p class="ql-block"> 单层会意字中二合、三合的会意字占多数,五合、六合会意字均为数不多,六合以上的会意字未见到。会意字所记词语的特点影响了二合、三合会意字所占的比重,会意字所记多为动词,在取象于形的造字思维支配下,必然会选取与所记动词相关的事物来构形。动作的基本要素为施事、受事、工具等,这也就使得古人在造动词字时多选取动作的发出者(人或器官)和动作的支配对象为构件,在“关系位”的基础上将二者相合,从而造出二合的会意字。如果再加上此一动作的背景,以及其他辅助性因素,就会成为三合的会意字,因此会意字中二合、三合的会意字均占多数,并非偶然现象。另外,文字自身体系受“趋简律”的支配,使得任何一种文字在外部形态上都不能过于繁杂,同时人们追求文字体系简洁易识的认知要求,也使得两种文字单层会意字呈现出二合、三合为主,四合、五合为辅,六合以及六合以上少见的特点。</p> <p class="ql-block"> 多层会意字即含合体构件者,它是由某合体字再与意符结合而形成的。李孝定先生指出,原始的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加上另一个象形字构成,但是后来也有象形加会意、会意加会意、象形加形声等结构方式的会意字。</p><p class="ql-block"> 如果穷尽切分,多层会意字的合体字构件还能继续拆分,但我们在分析会意字的造意时,只须切分到造意的直接生成单位即可,无论这些单位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它们都居于同一平面之上。如:甲骨文“陟”,从阜从步(止+止),会上升之意。</p><p class="ql-block"> 同单层组合会意字相比,多层组合会意字在两种会意字中所占比重均非常小,这是由两种文字的原始性、造字时代思维的直观性和具体性决定的。王宁先生曾指出:“层次结构是以逐级生成的方式来体现构意的,这种结构富有概括性,可以把基础元素减到最少程度,又可以把字与字的构形关系在各个层次上有序地体现出来,所以是一种系统成熟后的结构方式。平面结构则是一种富有个性化的结构方式,是图形式的古文字构形的遗存。”</p> <p class="ql-block"> 会意字所表词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从构成会意字的组成部分的词性来看,甲骨文的会意字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名词+名词。如甲骨文“芻”,从又(名词)从艸(名词),会动词“除草”之意。②名词+形容词。如甲骨文“赤”,从大(形容词)从火(名词),表示红色,即大火的颜色。③名词+动词。如甲骨文“败”,从贝(名词)从攴(动词),表示“失败或灾祸”。其中名词+名词的例子最多,另外两种比较少见。不论会意字的构件是什么样的词性搭配,其结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都能会成一个完整的语义。</p><p class="ql-block"> 会意字所表词性较为多样,可表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但均以动词居多,为名词所造的会意字也占有不小的比例。甲骨文会意字中兼类现象较为常见,如:“疒”,既用作动词,也用作形容词和专名;“梦”,在卜辞中用作动词兼名词。</p><p class="ql-block"> 因为会意字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的会合,所以可以表示许多抽象的、用象形或指事的方法难以表示的意义。象形造字法难以表达较抽象的意义,指事造字法能产性较低,而形声造字法又未成熟,在此种文字发展的前期阶段中,为表达语言上的抽象意义的动词,会意造字法自然会用得比较多。</p> <p class="ql-block"> 会意造字法的局限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会意造字法虽然比象形造字法有优势,但其“据义构形”的方法终究还是弊端很大,许多会意字所会之意很不明确。</p><p class="ql-block"> 相同或相似的构形因析字者的不同理解,可以形成不同的构意。如“監”,其构形本应为“从人视皿中水”,会视或察之意。但苏联学者伊斯特林就据自己的理解将其析为“看着器皿的人”。</p><p class="ql-block"> 另外,不同的构形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同时,相同或相似的会意字字形也可以表达根本不同的语义。因此未被破译的古文字,其中许多都是因为造字时使用会意方法而析字者离开了当时的造字时代使得构意难明所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