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三代隶书的坚守

方圆

书法史三千年,篆、隶、楷、行、草五体皆有姿态,各领风骚。隶书发源于秦代,至东汉时期,隶书达到了一个高潮。她以笔画平直,字形方正,结构严谨而闻名,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魏晋南北朝楷化过渡,隋、唐式微,至宋、元、明三代,隶书只能在坚守中顽强地延续下去。

习书以来，我多次翻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宋辽金篇》,没有读到专门论述隶书的章节。仅在论述米芾五体书皆能时,附《绍米帖》隶书图一幅。感观上很一般,笔法不精,缺乏古意。两宋时间长达200多年,宋人书法尚意,“宋四家”为后世所推崇,而隶书始终无法在宋代书法舞台上占据一席。尽管如此,宋代书家们并没有完全忘却隶书,有几位书家，以虔诚的态度对隶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作。有资料显示，被誉为宋代隶书第一人的晏袤,其《山河堰赋》、《重修山河堰碑》等作品,显示了南宋时期隶书的高超水平。欧阳辅《集古求真》曰:“宋人隶书,当以晏袤为第一。浑厚生动,有汉人遗风,杂置汉碑,几难分家。”古朴中蕴涵着灵动,流露出对汉代隶书精神的深刻理解。宋人王洙的隶书风格与汉代书法传统相契合,被蔡襄称赞为保持了汉代书法的古老法度,他的《范仲淹神道碑》成为传世之作。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隶书作品《王尚恭墓志》方折截断,笔画刚劲有力,显示出深厚的书法造诣。

到了元代,由于书法的实用性,统治者不得不重视书法,加上具有一定特殊地位赵孟頫强调复古的影响,元代隶书在五体中的地位比宋代要高一些,并融入了一些新的特征。元代著名学者、诗文家萧㪺的隶书作品《无逸篇》,展示了他在书法方面的深厚造诣。其隶书风格稳健,韵味十足,给元代隶书增添了亮丽的色彩。有人评价:虽云“作汉隶”,实为师法《熹平石经》《受禅表》一类成熟的时期的隶书,其平直、板实之处,颇有唐人隶书之风。元代篆隶大家吴叡的隶书作品如《老子》等,被视为学习隶书的必修课程之一。顾晏、俞和、顾禄等书法家也在各自的隶书作品中展示了他们的精湛技艺,为元代隶书的发展添砖加瓦。同样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虽然在元代书法系列中,有专论篆隶的一节,但仅限于叙说,对于元代隶书如何复古,并无理论上的精炼。

我是学历史的,凡事多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去理解。我想,隶书在宋、元、明三代书法领域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分析其原因,很难从某一方面去定性。宋代书法讲究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创新,楷书、行书、行草更是脍炙人口。元代受蒙古统治者的影响,文化发生了变化,书法艺术在客观上仍然受到抑制,赵孟頫主张复古,篆书等古文字有所复兴,但隶书还没有复兴到汉代的境界。在宋、元、明三代,隶书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现象,导致它的传播和演绎没有其他书体那样广泛。明代,楷书成为官书的规范字体,隶书的实用性进一步弱化。此外,书家的喜好、个性张扬的书体,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隶书以文献保存状态的地位。尤其是印刷术有助于文字传播的便捷化,以及纸张的普及使用,大大地改变了前代以碑传世的习惯。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去一个县城写春联,一位老者,见我用隶书书体写春联，,便悄悄告诉我,他们这地方不贴隶书春联。先人觉得隶书是专门给墓碑用的,拿来当春联是犯忌的。可见,习惯的力量何等的强大。“文章合为时写,歌诗合为事写”，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句广泛传播的流行语。那么，书体呢？一定是因时而变，事实上,书法更是为时代所趋,应景时代的。自清中期《尊碑抑帖》以来,隶书所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是因为审美多元化、考古时代化，政治民主化的产物。自上世八十年代书法复兴以来,习隶写隶已然成为浩荡之势。

袁文长二0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锦绣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