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上)

华平

又到清明时，我独自一人来到吴江，来到松陵公园，来到费孝通的墓前。公园很安静，绿树环绕，飞鸟鸣叫，气氛肃然。他的墓碑是一块花岗岩，上面刻着字：“逝者如斯，而末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费孝通。品读这简洁而富有哲思的文字，似乎又看到了费老那胖胖的身影，那一双明亮的带着笑意的眼睛在望着你，听他那带着浓重的吴江味道的普通话，那种不紧不慢说话的腔调……已经有人来过了，有鲜花在墓前静静摆放，还沾着些许晶莹的露水。他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一半落土在自己的家乡。 我们曾拍摄过费孝通妻子王同惠的墓，那是在广西梧州的一个小小的公园，（西山公园）在一个寻常的小山包上，有座简宜的小凉亭，在那里，埋葬着她年轻的骨骸。当年，他俩新婚不久，从北京的清华园来僻远的广西瑶山进行特种民族学实地调查，已是黄昏，在寂静的深山里，费孝通误入瑶民猎杀老虎的䧟阱，被巨木大石压成重伤，血流不止……深山里，荒芜人烟，惊慌失措的王同惠急问丈夫怎么办？费孝通说，你只要沿着水源去找，就能找到人家！就可施救！黑灯瞎火，心急慌忙，年轻貌美的王同惠顺着流水跌入悬崖，不幸遇难！此时，她24岁，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第二天一早，费孝通被早起找牛的瑶民救起……拖着当时已是半残的身体，伴着新婚妻子的英魂，费孝通五内俱焚，悲痛万分，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用小船运送妻子的遗体到梧州安葬。不是拍摄费孝通，我们是不会来梧州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名不见经传，沿江而建，地势低洼，经常闹水灾；在抗战期间，遭受过日寇军机数百次轰炸，除了防空洞，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事先没有到梧州拍摄的计划，我们是去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当地不通汽车，我们雇了一匹马，驭着摄影器材进入瑶山），拍摄王同惠遇难的实地，听当地瑶民讲述当时的情景，那真是实地实景实情，那年长的瑶民动情地述说着，悲怆的声音在大山里回荡，动人心魄，感人脏腑。然后，我们就一路追寻过来……文革中，王同惠的墓也被毁过，（就像诗人、建筑师林徽茵的墓的遭遇一样，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幸而被一位中学老师偷偷将墓碑保存起来，这是一位壮实的中年人，一个戴着眼镜勇敢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在墓地的现场对他进行了采访，听他讲述这一段惊心的故事…… 也是在清明节，我们还拍摄过费孝通一家扫墓的情景。费孝通第二任妻子孟吟是湖葬，骨灰就洒在吴江庙港边上的太湖里。孟吟，也是知识分子，侨居印尼时当过教师，前夫已去世。在昆明时，经大哥费振东介绍，相识，结婚。费孝通提到她的时候，表示喜欢她的单纯朴实，乡土气息，勤劳善良和热请好客。与费孝通相依相携走过了55年。55年里，真的是苦多甜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天天跑警报，费孝通家的园子里还挨过日本人的炸弹！解放后，反右，文革，孟吟也都受到牵连，批斗，屈辱，担惊受怕；到了终于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她却好日无多，一病不起，直到先他而去！费孝通站在湖边，将一束菊花一朵朵用力撕扯着，黄色的花瓣星星点点洒向水面……他静静地凝视着透澈的湖水，没有说话。我们细心的摄像师拍摄到他的脚步，缓缓的，沉重而又坚毅的，一步，一步，若有所思的，那条褐色的“灯芯绒”的长裤，那双暗黄色的胶鞋……后来，我们做《志在富民——费孝通的人生追求》专题片时，其中《行行重行行》这一节的片头，就用上了这一组镜头，做了特效“慢动作”，配上低沉而又厚重的音乐，脚步是缓缓的，沉重而又坚毅的，一步，一步，若有所思的，也是非常切题，有着抽象的写意和诗意，我们十分满意。这就是我们在吴江庙港拍摄清明“湖祭”时意外的收获。一组非常有特色，有表现力的镜头和细节。拍摄费孝通，他曲折的一生，可说的故事很多，但我印象最深刻最为感动的是：“庆祝费达生一百岁华诞”的那个场景。那真是热闹非凡的盛事。 2002年的10月，（距今也有22年了，）就在吴江宾馆。吴江的领导来啦，费家的亲属们老的老，小的小，真是扶老携幼，都来啦！大家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老寿星费达生也从驻地“浒墅关”接来，她笑盈盈的，精神矍烁，不失风采，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仁者寿。在宴会大厅，也就百十人，大家叽叽喳喳，也有几台摄像机在拍摄记录盛况，突然安静下来，费孝通开始讲话，他那浓重的吴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也是别具特色： “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我姐姐费达生一百岁的生日，人生百年，这是很难得的！在15年之前，（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是写我姐姐和姐夫郑辟疆先生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我在文章里说，我所做出了一点成绩，是离不开我姐姐费达生的帮助的，我姐姐和姐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总是说，他们一直是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的。这是真心话！”是啊，这篇文章写得好，特别是标题起得好！“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响亮，绝决！真是斩钉截铁！敢说这样的话，敢起这样的标题，这样来写人物，一定是大文章！这里引用该文章的几段文字：“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这是我前几年为纪念郑辟疆先生写下的题辞。郑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来又是我的姐夫，我的姐姐是费达生。这是句从我心底里说出来的话。表达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当时还说不清楚。郑先生长我三十岁，与先父同年。年龄和辈份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对他的印象是从我的姐姐身上得来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的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先生的为人。……我并不想去评论郑先生和我姐姐这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怕私人的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他们不是大人物，只是普通的教师。但是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是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钦爱的。……郑先生就凭这一点决心，说不上什么大志，他定了自己一生的航向。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如果只从蚕丝业的改革本身来说，郑先生所做出的贡献，自有专家去评论。我对郑先生的崇敬并不是只来自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有见于他取得成就的精神素质，用传统词汇来说是他的人格。没有他这种精神上的修养，要在千百年所养成的习惯势力中，推陈出新，使科学技术扎根到千家万户的农民之中去，实在是难于办到的。……我姐姐和郑先生相识是在一九一八年，那时我姐姐是女蚕校里的一个学生，只有十五岁。郑先生是女蚕校新任的校长，年近四十，他们是师生关系。一九三三年我姐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女蚕校工作，他们是同事关系。在长期的共处中，我姐姐接受了郑先生精神上的熏陶，把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作为自己一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决心向郑先生学习，把个人的打算全部从属于事业的需要。在一九五0年和郑先生结为夫妻之前，同事了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中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化为事实。但是郑先生在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会上宣布他们两人结婚之前，没有一个人料到会发生这件事，而这事一经宣布又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这事是不应该发生的，这种奇异的群众心情只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解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环境。我总感到我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尽管做不到，对能这样做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