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与彭雪枫的战斗情谊

谢晓京

父母亲与彭雪枫的

战斗情谊

◎ 袁振威

我父亲袁国平、母亲邱一涵和彭雪枫前辈相识于1930年，那时我父亲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兼红八军政治委员），母亲任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彭雪枫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共同的信念与为人理念以及彼此的信任和欣赏，让他们很快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彭雪枫的夫人林颖撰文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彭雪枫和袁国平、邱一涵夫妇同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既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又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彭雪枫的牺牲对邱一涵的打击是巨大的。 那时邱一涵正在彭雪枫任校长的抗大四分校（后改为雪枫大学）任政治部主任。在得知彭雪枫牺牲的消息后，她含着热泪对林颖说：“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就认识了雪枫同志。后来一道长征。我和国平都很了解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国平牺牲不久，我就来四师工作，雪枫深深了解我内心的痛苦，他像对待亲姐妹那样关心我，照顾我。他工作很忙，但尽量抽时间来看我。我们无话不谈，常常谈到深夜，给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命运竟然如此捉弄我们，国平离开人间才三年多，雪枫竟然也先我们而去。这些不幸，对你我都是沉重的打击。”

为了表达她对彭雪枫的怀念和战斗情谊，她于1945年2月5日在《拂晓报》发表了《忆彭师长 学彭师长》一文。

今年9月11日是彭雪枫牺牲90周年，我将我母亲的这篇文章推荐给《铁军》杂志。现将该文及照片三张转发朋友们共享，以表对彭雪枫烈士的崇敬和怀念。

1938年4月袁国平由延安赴新四军途中与彭雪枫合影

抗大四分校领导在该校驻地合影。右起为校长彭雪枫、副校长陈锐霆、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左一为彭雪枫夫人林颖

邱一涵带彭小枫在彭雪枫墓前留影

忆彭师长，学彭师长

◎ 邱一涵

编者按：

袁国平与邱一涵夫妇和彭雪枫相识于1930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彭雪枫的牺牲对邱一涵的打击是巨大的，为了表达对彭雪枫的怀念，邱一涵于1945年2月5日在《拂晓报》发表了《忆彭师长，学彭师长》一文。今年9月11日是彭雪枫将军牺牲80周年，袁振威特意给我们推荐其母邱一涵的这篇文章，以表示对彭雪枫烈士的崇敬和怀念。

彭师长是我最敬爱的首长之一。从1930年我们相识时起，到现在已整整15年了。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彼此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不论是工作、生活和学习，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都是无微不至。他不幸殉国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我欲哭无泪，整夜不眠。我怎敢相信和我们朝夕相处，深受群众爱戴的彭师长竟先舍我们而逝呢！回忆往事，万千思绪，重又浮动起来。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雪枫同志，是在湖南的平江。那是1930年的6月，当时红五、红八军刚刚会合，成立三军团。五军是彭德怀同志在平江暴动时带出来的部队；八军就是彭雪枫等同志从湖北阳新、大冶新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改编的。三军团成立之后，就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第一次攻打长沙的部署。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聪明、热情和善于讲话。后来袁国平同志说：“雪枫同志战斗勇敢，很有能力，原则掌握得紧，果断，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是一个出色的干部。”而当时他不过24岁。

红军第一次打长沙时，他率队首先进入金井，占领南陵，并率部抢渡川水。但是，由于白军的火力控制了河岸，抢渡受挫。他遂指挥红军一部，绕到距南陵八里路的渡河点，渡过川河并包围了对岸敌人，使我军先头部队当晚就进入了长沙城。红军在长沙共任了11天，当时帝国主义的军舰为配合白军反攻，每人晚上用炮向城里袭击。记得一天晚上，听到晒台上有炸弹的响声，我们就跑出去看，方知三军团司令部已经突围。我跟随军团政治部突围出来，而政治部的一部分同志还被围在城里。雪枫同志临危不惧，遂率部来了个反冲锋，从敌人猛烈炮火下又突入市区，把这部分同志救了出来。在这次长沙战役中，充分表现了雪枫同志的勇敢战斗精神和指挥才能。

1933年，还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红四师东征中，在福建南平县的青州地方和国民党十九路军遭遇，不到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一个团就消灭了敌人的三三六团，并生俘了他们的团长，迫使敌人不得不向福建的连城方向逃跑。雪枫同志率队乘胜追击，一天一夜追了180余里，并占领了沙县和羊口。这次战斗，充分说明彭师长是沉着勇敢、机智灵活、指挥若定的军事能手。

早在长沙时，红八军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们为许多生活上的琐事闹无原则纠纷，散布对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的不满、诬指彭德怀同志有部落观念。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彭德怀同志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以后他竟又发展到要和五军分家，走上了完全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道路。当时红军状况不是很好，组织生活也不健全，雪枫同志就把这些不良倾向如实地报告了三军团政治部及前委。后经前委讨论，立即召集了红八军的干部会议，严肃批评了这种倾向，同时又对坚持错误，拒绝前委正确意见，公开与组织对抗的少数的领导干部作了组织处理。自此以后，三军团中的无原则纠纷和宗派主义倾向，便很快克服了。

雪枫同志非常注意部队的宣传教育及文化娱乐工作。他任三军团四师政委时，就组织了火线剧团，成了红军部队中最早的剧团之一。剧团的同志在每次战斗后，能够很快地把战斗的情况编演出来，不仅活跃了部队的生活，而且鼓舞了战士的士气。他还很注意报纸工作，经常亲自参与部队油印小报的领导工作，同时还自己动手写文章，使这一油印小报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三军团的战时政治工作当时是很出名的，而且在工作中还有不少创新。譬如组织“宣传棚”，在战壕里组织战士打“识字牌”、猜谜语等。当时白军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雪枫同志还组织火线喊话，提出了“飞机解决不了战斗"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就流传到红军各个兄弟部队中去，成了一个有力的战斗口号。这些新颖的战时政治工作方式，是雪枫同志在工作中虚心学习、深入钻研的结果。

雪枫同志的学习精神是非常好的，他在红大时学习非常努力，是红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红大领导曾赞扬他有战略眼光，在军事上很有造就。毛主席也很喜欢他，因此在长征中调他任军委第一局局长，负责参谋军事上的战略布置工作。

雪枫同志有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1942年我在淮海区见到他，因为我们已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便同我谈起他这几年的工作情况。言谈中，他以诚恳而又严肃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当时使我深受感动。雪枫同志曾有一个红皮本子，专门记着他的不足之处。他在抗大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心，有时竟谈到深夜，但他仍坚持着写完笔记再睡觉的习惯。很多同志都知道，彭师长的整风学习笔记是写得最好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他这种刻苦学习和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

雪枫同志的刻苦自励精神也是一贯的。在内战时期，他坚持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深入士兵群众，并和他们同甘共苦。在长征时，我在卫生部工作，他在二纵当纵队长，当时许多伤病员跑不动，我就站在路上等。他走过来总是间：“有什么事？”我说：“伤病员跑不动了！”于是他马上叫警卫员把牲口留下来让伤病员，并吩咐一直把他们送到宿营地。那时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一百多里，而且经常如此，可是他是大踏步地走着。雪枫同志是一个绝不因自己的事而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在淮北的时候，有一次在师部遇上警卫员对他说买了一些零碎的东西，花了几块钱，并说已交给会计报账了。他毫不迟疑地对警卫员说：“不要报账，这是私人买的东西，应该自己出钱。”说罢，随即拿出自己的稿费去顶账。另外，他对林颖同志也一样，我们相识很久了，从来没有看见他给过林颖什么东西。33天反“扫荡”时，正是林颖同志要生孩子的时候。他为了不贻误工作，继续指挥战斗，不但没有过问这件事，反而让林颖同志一个人单独到淮南去了。后来我与他谈起这件事，他总是说“那时我要指挥战斗，她也不能怪我。”我知道，他不仅热爱着林颖同志，而且还关心着即将出生的孩子。但他却能做到不因自己的私事而影响革命工作。雪枫同志这种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胸怀开阔，度量宽大，总以诚恳热情的态度对得所有的同志，是雪枫同志革命精神的又一显著特点。他善于接近工农，也善于接近知识分子；他亲近大家，也喜欢大家对他热情。因此他同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倍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善于抓大事，从不计较小事，但对一些猛然看来似乎是小问题的事，也从不轻易放过。有一次，他到学校去开会，看到我们一个站岗的同志不让老百姓进院看戏，他便和蔼地去和这个同志讲：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进去呢？应该让他们进去呵！同时又谆谆嘱咐说：今后要留好位置给老百姓看戏。特别是他参加的每次晚会，他都这样要求我们。彭师长这种对群众体贴入微的作风，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的。

彭师长值得我追忆、值得我学习的事太多了，他在我的脑子里深深地留下了一个谦逊、温和而又严素的印象。我怎能相信他竟会这样早地死去！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还活在我们的心中。让他的革命精裤继续引导着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认真地学习，更加坚强地战斗，踏着他的血迹为他报仇！ ■

原载《铁军·纵横》

（责任编辑：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