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民起义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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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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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军

镇压

割据

白彦虎

　　陕甘回民起义是正义的

陈景富 白炎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东梁《左宗棠评传》一书，对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提出了一些看法。但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现将不同的意见写出，与杨东梁同志商榷。

一

怎样评价陕甘回民起义?对他们实行镇压对不对?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这次起义的原因，并通过分析这些原因进而确定这次起义的性质。

　　诚然，《评传》也认为“陕甘回民起义，是在当时太平天国革命、云南回民起义的影响、推动下爆发的。它的爆发，是清朝统治者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对回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必然结果”。但作者却又认为“起义一开始就为民族仇杀的阴影所笼罩，斗争的锋芒未能对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于是这就成为应该被镇压的一个依据。然而事实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评传》所引用的材料来分析。该书引道:“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恃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久，仇恨滋深。‘甘肃’省东北宁夏一路，其始回民懦而汉民强，遇事辄凌侮之，以闻于官，多置不问。回积忿深，往往与汉民相仇杀，互有死伤”。“官吏既袒汉民，又以回之易与也，辄任意出入其法，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赔银二十四两，于是回滋不服”，当临潼事件发生后，陕西巡抚曾望颜谓“回民不遵约束，即带兵剿洗”等等，这些资料，客观地反映了这样几点事实:

(一)陕甘回民向来深受残酷的民族压迫；(二)这些压迫是由陕甘满汉地主阶级制造的，他们的后台则是清政府；

(三)在求告无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回民奋起斗争以至最后爆发了总起义。

从这方面看，起义带有民族斗争色彩，是一次反抗民族压迫的运动。对这样的民族运动，有两点是值得强调的。第一，反抗压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敢于斗争，决不屈服于压迫是可贵的革命精神；第二，纵观整个起义过程，即使初期对汉族普通人民“仇杀”，也是其支流，而针对清廷的反抗斗争才是主流。陕甘回民起义自1862年爆发，很快便扩大到渭南、同州、华州等10数个县的广大地区，至1868年发展成20多万人的队伍。他们后来以甘肃庆阳的董志塬为基地，与甘肃回军互为依靠，与入陕的西捻军往来策应，给清军以重创，以致整个陕西的革命形势使清廷心急如焚，左宗棠10天之内三次奉谕入陕镇压。但自其抵陕后却劳而无功，不得不哀叹“昼夜筹调军食，须发皆白，究于大局无能为力，愁恨何言”。为此，清政府甚至两次要把他“交部严加议处”。这些事实说明，回民起义军确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并且给清廷以沉重的打击。

　　实际上，陕西回民起义绝不限于反抗民族压迫，而且也是一次反封建的真正的农民革命，当时中国已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大肆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镇压人民革命，同时加重对国内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记载，咸丰末，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更加重了对西北各民族的剥削，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同治初年，兰州一带已饿殍载道，又因兵差车价无法筹措，便增开脚押货捐。军饷不够，还在陇西设军面局，每征赋粮一升，附加军面四、五斤甚至六、七斤，威迫人民交纳。地方官吏也乘机敲骨吸髓，榨取民脂民膏。“州县刑威竭，亦穷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拥重兵以胁之。朝指一官为推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死者委道路。”这种阶级矛盾的激化，是陕甘回民起义最基本的社会原因，从而也证明了这次起义的反封建压迫剥削的性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陕西回民起义本质上是一次正义的带有民族运动色彩的农民革命。首先，这种敢于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精神是值得歌颂的。不顾这些基本事实而夸大“仇杀”，甚而以此作为应该镇压的一个理由，则是十分错误的。退一步讲，即便就是“仇杀”，陕甘回民当时也是这场“仇杀”中被动的一方，而制造这场“仇杀”的清廷和陕甘地方官吏，以及汉族地主阶级才是这场“仇杀”的罪魁祸首，应当指责的正是他们。那么，谁仇杀的最凶呢?不妨仍就《评传》所引的一些材料来看看。

　　1869年4月，董志塬一役，回民被清军屠杀和饿死以及“堕岩死者，实不止三万”。

1869年9月，清军将郭家桥一带21处堡寨“一律平毁”，并肆意屠杀，各堡尸体枕藉。

1869年12月，清军分三路向板桥、蔡家桥推进，平毁庄寨30多处，并将回军逼至金积堡东北波浪湖边，用火器环击，回军。“填积湖中，湖水尽赤”。

1871年3月，清军将已降的马化龙及其兄弟子侄以及精悍部众1800余人全部杀害。

　　1873年11月，左宗棠将肃州已降的马文禄、马永福、马照、马金龙等主要回军首领杀害，同时命令各军杀死回军骨干1573人。当天夜晚，清军入城纵火，竟对赤手空拳的回民屠杀，“枪轰矛刺，计土回5400余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

　　左宗棠及其领导的清军对陕甘回民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甚至对已降者也决不手软的暴行，除了统治阶级对起义人民的阶级仇恨外，显然更是民族仇杀，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而且这种仇杀贯串始终，越演越烈，令人发指。《评传》的作者在作应该镇压的结论时，怎么竟无视于这些基本的事实呢?

二

由于对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认识不同，在如何对待起义的态度上，也就必然存在着分歧乃至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如何评价左宗棠的行动与起义时，《评传》写到:“一方面，左宗棠进兵陕、甘，指挥清军屠杀回民，必须给予严历遣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陕甘回军被某些回族的封建主夺得了领导权，他们尽力改变回民起义的方向，煽动民族仇杀，形成割剧势力，阻碍着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破坏了祖国的统一。”因而“左宗棠与他们进行斗争，就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评传》还写到:“由于陕甘回军反清性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英、俄侵略者窥视我国西北、阿古柏伪政权窃据天山南北的情况下，回军割据集团的存在，对于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都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我们评价左宗棠在陕甘的军事活动，就应当把它摆到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片面地予以否定。”这两段话，集中反映了《评传》作者肆意歪曲历史、对回民起义的否定和歌颂左宗棠“镇压有功”的观点。我们姑且把这些观点概括为“割据说”、“性质改变论”和“环境决定论”，然而这些妄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首先来看看“割据说”。中国历史上大体曾有过两种割据，一种是革命者为推翻反动统治，为求生存、求发展、最终达到革命目的而进行的割据。这种割据非但必要，而且越多越大越好。另一种则是封建军阀式的割据。这种割剧是占地为营，为个人的利益称王称霸，是有碍于统一、有碍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割据。就陕甘回民起义的具体情况分析，他们如果割据，应该属于前一种割据。特别是陕西回军在转战中最后选择甘肃境内董志塬为基地，集十八营20余万人为一个整体，活动于陕甘交界的庆阳、邠州、凤翔府、鄜州、延安府等广大地区，并向东部出击。即使退守也成为陕甘回民军抵御清军进剿的一道屏障。如果说这是一种割据，那它就是革命的割据，割据得正适合。

　　在甘肃回民起义军方面，诚如《评传》所说，四支抗清力量中以马化龙军为主。马军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着灵州及附近的各个州县，并“恃其地险”，“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阴与陕甘各回相通”，与反动清军进行周旋。显然，马化龙军是清军的一个强劲对手。也正是如此，左宗棠才认为“金积堡为陕甘必讨之贼，失今不图，后将噬脐无及”。从左宗棠对金积堡的估计可以看出，他是把马化龙军当成清朝在西北之大患来对待的。试问，对清朝起到这样大威慑作的革命割据，不是应该肯定的吗?何况《评传》作者也提不出马化龙搞“封建割据”的有力事实。

　　再看“性质改变论”。《评传》认为:(一)义军领导权被回族封建主和宗教“头目”所掌握，他们既提不出明确的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又一味热衷于煽动仇杀、改变起义的方向；(二)是他们“勾结外国侵略势力，为虎作伥，背叛祖国”。

　　评价任何一个政治运动的正确与否，从来没有人规定，也不应该规定“封建主”、“宗教头目”是否充任了运动的首领，并以此作为对运动定性的标准。在中国历次著名的农民起义中，许多领袖人物诸如刘邦、项羽、李密、石达开等等，他们或是封建官吏，或是封建大地主，而张角、洪秀全则以宗教来号召起义，是亦可谓“宗教头目”了，但是，从来没有人以他们掌握了领导权而否定他们领导的起义，何况民族反抗，必然将全民族各阶层的人都卷入到斗争中去，民族和宗教上层参加或领导起义是理所应当的。至于所谓这些人“热衷于煽动民族仇杀”，作者却不能举出事实。即以马化龙、马占鳌这两个大“宗教头目”来说，也仍然找不到他们有什么“煽动民族仇杀”的行径。而恰巧相反，正如前文所述，挑起“秦不留回”、“灭回”的，却正是汉族封建主和官僚，作者怎么能反宾为主呢?即使运动初期回民有“仇杀”、报复的现象，且不说其主要矛头是团练，但也不是其“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煽动的。关于这一点，恰恰从《评传》所引的材料就也可以得到佐证，所以“热衷于煽动民族仇杀”，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莫须有的罪名。

诚然，纵观整个起义过程，陕甘回民军似乎并未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反对的正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清廷，而且是始终一贯的。

　　再看“环境决定论”。《评传》作者对起义的谴责，最大莫过于“里通外国”这一条了，根据就是马化龙据金积堡时，曾有“洋枪近三千支”。而且“据传有交通洋人情事”。以“据传”定性，实为史家所不取。至于“洋枪”，也许是栽赃以作为杀马化龙的借口，也许是缴获的。即使是洋枪作为抗清武器，又有何不可呢?再说，在左宗棠这一方又何尝没有呢?《评传》就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左宗棠奉命入陕镇压西捻军及回民军之后，为了急建头功，就曾认为“惟多用火器，庶几制胜。每营除改用山炮三十八尊安于战车，其洋枪则加至六成”。此外，他还从浙江调拨了五万斤进口火药至鄂备用。至于他勾结洋人镇压起义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1862年，左宗棠从安徽攻入浙江，参与对太平天国京城天京的围剿，他岂止是使用洋枪洋炮，而且同外国侵略者结成联盟，采取统一行动了。《评传》作者面对这些事实将作何解释呢?一方面将“据传”当作实情上纲上线，另一方面则又面对真正的事实一言不发，莫非统治阶级有权卖国，可以和洋人合伙，使用洋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而回民军为反抗这个政府的压迫，为求得生存的权利，就不能设法搞一点洋枪来自卫吗?!

　　《评传》责难回军“勾结外敌”的另一个依据是回军首领之一白彦虎不但逃往新疆，而且后来还“窜国出境”，“投入沙俄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白彦虎是不是一个败类，这暂且不说，但若追究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实则咎在左宗棠本人。左宗棠对回民军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甚至对投降平民也决不放过的反动政策，是造成白彦虎出走的主要原因。白彦虎只是在决不屈服于左宗棠淫威的情况下逃一条活路而已。自然，白彦虎的功过还有待进一步地评说，但退一步来说，白彦虎个人即就是“叛国”，而仅凭此一股势力就能将这次起义全盘否定吗? ! 至于白彦虎对新疆当时的情势表现了不恰当的态度，这也决不是白彦虎的主要方面，更不是回民起义的主流，只能从局限性方面去分析斗争中的个人失误，当做一个教训去认识总结罢了。

　　《评传》“环境决定论”的再一个论点，是陕甘回民起义不该发生在英俄侵略者窥伺我国西北，阿古柏政权窃据天山南北的时候。换句话说，既然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成了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障碍”，那么“左总督”当然就有必要加以镇压，这是无可非议的，不容否定的。且不说白彦虎，从陕甘回民起义来说，是同英俄帝国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评传》作者为什么要拿“背景”作为事实呢?按照作者的逻辑:人民革命不是依照客观规律发生、发展，而是要看外部“背景”来决定其性质。于是，一个国家，不管其政府是多么腐败，不管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是多么惨重，只要有一个侵略者在窥伺、侵略，人民都得忍气吞声，放弃任何反抗的意图和行动。即使统治阶级正在出卖主权，引狼入室，人民也只能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就因为“背景”而作罢，否则就该受到镇压。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人民革命运动就得重新评价，就得否定，特别是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都是如此。不用说，这种逻辑是荒唐和错误的。

三

综上所述，《评传》指责陕甘回民军的论点缺乏事实根据，自然也就经不起推敲分析。作者对左宗棠的偏爱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想成份，要是他死而有知的话，也会感到啼笑皆非的。因为左宗棠在入陕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什么维护民族利益的雄心抱负。他在连接三道诏谕之后匆匆赴陕，“以应目前之急”。当时，入陕捻军“飘忽驰突，兼善用骑”、“最为难制”，于是不得不请老奸巨猾、工于心计的王柏心帮忙，共同制定了用兵次序，即“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镇压剿戮计划，尽管计划严密，但还是斗不过捻军和回军。当西捻军撤出陕北，渡河而东，出晋豫，直捣定州、保定而逼北京，左宗棠得知此一消息时，“就愤欲死”，于是在清廷先后两次以“严加议处”逼迫之下，在各路清军的“协同”之下，才最后镇压了捻军，从而为其走第二步棋即镇压陕西回军扫清了障碍。但直至“平回”快结束之时，左宗棠仍然是抱着“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朝”的态度，所以他是效忠于清廷将此次起义当作危及清廷统治的一次“内乱”来认识。明明是左宗棠奉命镇压国内人民起义，明明是左宗棠这时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为进军新疆扫平道路”，百年之后却有人为他“发掘”出来了。可惜的是，这种不顾事实的分析、论断，对于左宗棠来说，是一种过份的吹捧，对于被镇压的陕甘回军来说，则是罪名的任意罗织，都同样是对历史的亵渎。

　　遗憾的是，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几乎是我们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通病。细而分之，有以下几种症状。

其一是走极端，绝对化。如评价一个人物、一件事，要么绝对好，要么绝对坏，或者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吕后、武则天等研究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左宗棠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前对左宗棠一概否定固然不对，因为他兴办洋务、反击英俄和阿古柏的侵略、收复新疆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给予适当的肯定是应该的。但他的本质和主流方面，他的罪行也是必须指明的。他作为一个清朝的官吏，作为一个军阀，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指导，去进行习惯式的思考和处理问题，从而在更多得多的时候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陕甘回民起义，就是左宗棠思想本质最明显的暴露。如果为了“完善”一个人物形象，不惜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污点分析成优点，这样作出的结论是别无法接受的。

　　话说，许多人仍然囿于传统观念，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正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致使中国古代史上有关民族关系的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研究论文、报刊上，甚至在我们借以育人的教科书上，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比如说，我国古代北方的草原民族匈奴、突厥等，至今都是作为侵略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而只有在描写某位帝王、将相的开边武功时，或是左贤王、右贤王，或是某可汗、特勤回归的时候，才被当成一个配角加以歌颂。又如，我们尽可以把东晋的士族制度说得多么腐朽透顶，多么不得人心，但在和苻坚南下大军交战于淝水时，我们就可以把憎恨的目光由对东晋统治者转向对异族苻坚，因而对苻坚的评价是不够公允的。再如，宋约金攻辽是合理的，而辽、金攻宋就成了“无耻的侵略”，至今的戏剧舞台上，辽和金的形象都是青面獠牙的魔王。再如，蒙古族、女真族的统治阶级，始被说成是万恶的侵略者，继之又被写为君临四海的皇上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难道能称得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吗?回到文章的主题上，明知地方官员向来“袒汉凌回”，明知是汉族地主和清廷官员一手制造了民族仇杀，现在却要以“仇杀”等来贬低以至否定这次起义，证明清军的镇压有理。看来，《评传》这方面的论述确实罩上了某种"正统"思想的阴影。这同时也启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

　　其三，是尊君轻民思想，这其实也是"正统"思想又一个方面的表现。记得严复在他还是维新改革派时所说的几句话:“中国着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中国尊君而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这虽是讲的中国封建社会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但我们认为在中国封建影响还不少的情况下，这也是很切中病根的总结。“委天数”、“夸多识”这两点且不论，“重三纲”和“尊君”这一“国粹”已经拖累了中国二千年，现在依然不知何日才能将这一残余扫荡净尽。自秦汉以来，天下就成为一人的天下，天下万民供一人驱使，天下万物供一人挥霍，天下人的生死系于一人的喜怒哀乐。忠君成为美德，背叛就犯了死罪，即使再无道的昏君，反叛了他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后来，忠君与爱国又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这样一来，无限忠于宋廷的岳飞就被历代统治者加上一个崇高的封号，涂上一圈又一圈神圣的光环，而当时的钟相、杨么这些反叛的“贱民”就被打下十八层地狱。这在封建社会并不奇怪，因为既“尊君”就不能“隆民”。奇怪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些同志使用新的名词，编出许多新的“论据”来“尊君”“轻民”。他们千方百计去美化反动统治阶级中的反动人物及其反动行为，而对屡屡想动摇这反动堡垒而求生存的农民起义大加攻击。可不可以说，《评传》也罩着这个“阴影”呢?可以断言，如果不铲除“尊君”的劣根，不培植起“隆民”的风气，不把“一人主天下”的观念，改变成“万人为天下主”的观念，历史研究是永远突破不了旧规的。而如果能在历史研究中多揭示一些“尊君”的奴隶性，多发出一些“隆民”的呐喊，这将使我们对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少一些谬误，多一些正义的评价。

附原刊照片:

来源:博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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