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五斗米”

里文

在描述历史人物时，为愉悦大众，人们喜欢添油加醋，从而达到励志的目的，俗称为“鸡汤文”。这些“鸡汤文”常常偏离历史本来面目，将历史人物变成一个被偶像化的对象，从而根深蒂固地驻留在读者的脑海中。本文通过一些史料，来谈谈陶渊明与“五斗米”的问题。

关于“五斗米”，最早是《宋书•陶潜传》记载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之后除《南史》一字不改地引《宋书》外，萧统的《陶渊明传》则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晋书》中又是“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些版本尽管表面上是在表达一个意思，但不同的说词显示出被不断包装的痕迹。然而在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后作的《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自己辞官是“非矫厉所得”，也就是说非人力强行改变的结果。那么《宋书•陶潜传》所载，本身就是个问题了。

到了唐代，人们不仅相信“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是真实的历史，而且将其提升为典故，时常引用在诗文中。如岑参的《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中的“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李商隐《自贶》中的“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孟浩然《京还赠张维诗》中的“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等等。到了宋代，借“五斗米”来抒发自己内心世界的诗句更是举不胜举，如王安石《寄丁中允》中的“顾惜五斗米，无辜自拘囚”、苏轼《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中的“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辛弃疾《和赵直中提干韵》中的“折腰曾愧五斗米，负郭元无三顷天”。总之，都无一类外地把“五斗米”当成“官俸”的代名词。

到了近现代，人们在探索陶渊明的文学和思想时，发现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现象，于是试图拨开意识形态化的尘土，追寻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其中就对“五斗米”典故提出质疑，除“官俸”说外，又出现 “食量”和“五斗米道”两种说法。

针对“官俸”说，当代著名学者逯钦立先生提出质疑：“陶潜所说的‘五斗米’，如果说它是年俸或月俸，固然绝对不合理，即便说是日俸，一天五斗米，一月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也未免太少，与上文所考东晋县令年俸米四百斛的数量相差还多。”有人为反驳这个观点，提出“半谷半钱”说，即当时县令的俸禄一半是米俸、一半是钱俸。通过这样的计算，每日的俸米才接近“五斗米”。

针对“食量”说，当代著名学者缪钺先生认为：“所谓‘五斗米’，与东晋县令官俸绝无关涉，而史书所载当时士大夫每月食量恰是五斗米左右。”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出陶氏家世也信仰“天师道”，而此道与“五斗米道”同出一源。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时又进一步指出：“陶渊明充当门阀世族的僚佐，又是高等职位，为什么感到‘多所耻’、‘不堪吏职’呢？为什么要‘少日自解归’呢？这在千百年后不容易解答的。幸而还有史传记载透露出这次解职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不屑于向世阀世族王凝之这个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认为“五斗米”与“官俸”和“食量”无关，而是指“五斗米道”。

“官俸”和“食量”两说仅是简单地把“五斗米”理解为五斗米谷，而“五斗米道”说则是着重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因而观点更为合理且经得起推敲。

“五斗米道”产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志•张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按《三国志•张鲁传》，张鲁的祖父张陵造“道书”开创教派，因受道者需缴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在汉中郡三十年，张鲁又利用得到的教权建立起独立的政治力量，形成政教合一的割据制度，将“五斗米道”的教义发挥到极致。他自称为“师君”，将教民分为三个等级，刚入教的教民称为“鬼卒”，能发展和统领“鬼卒”的精英称为“祭酒”，发展和统领“鬼卒”数量多的称为“大治祭酒”。取消官吏制度，分别由“祭酒”和“大治祭酒”来治理。每个“祭酒”均设立义舍，为路过的人免费提供米肉。“祭酒”教导民众要“诚信不欺诈”；生病的人需“自首其过”；义舍提供的米肉量腹取足，如过量索取，将遭鬼神惩罚；触犯法规的人给于三次宽恕的机会来改过自新。这种独特的“汉中模式”，在那个群雄混战的乱世年代里，让处在强权夹缝中的汉中郡成为一方乐土，得到民众的拥护。1958年伟人曾评价道：“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

张鲁归顺曹操后，尽管“汉中模式”受皇权专制的遏制而戛然而止，但“五斗米道”教义不仅没有泯灭，反而迅速地从汉中传播到了中原。到了魏晋时成为皇权承认的大教派，连王、谢这样的门阀世族也成为其忠实的信徒，《晋书•王羲之传》就载有“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

《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时“起为江州祭酒”。目前对“江州祭酒”存在两种解读：一种是“国子祭酒”，出自《晋书•职官志》记载：“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很显然“国子祭酒”是掌管国家教育的官员，而州一级的行政机构中并没有相似设置的记载，故将江州“祭酒”等同于国子学“祭酒”的观点，很难让人信服；另一种是“别驾祭酒”，《宋书•百官下》记载有：“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这是江州特设的官员，结合《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的“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和《晋书•庾亮传》记载的“（庾亮）咸康六年薨”等史料分析，原来“别驾祭酒”是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特意设置的官职。至于这个官职具体管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

王羲之设置“别驾祭酒”目的，笔者认为与“五斗米道”在东晋时期的江州盛行和大量流民南迁到江州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因为王羲之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同时又是“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中年以后他突然对出仕不感兴趣，告别亲友，与道士许迈钻研长生不老术。故王羲之在任江州刺史时，为解决流民问题，专门设置“别驾祭酒”，利用“五斗米道”教义来教化，于理通。又按《宋书•百官下》载，南朝宋时，沿用晋朝旧制，州署官员除刺史外，依次为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主簿及以上配置一名官员，主簿以下官员数量，各州可根据需要来编制。很显然“别驾祭酒”至少应与“别驾从事史”平级，才能满足“居僚职之上”的条件。另在《晋书•职官》中则依次记载州署官员为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将主簿及下官员归到诸曹杂吏中，没有提到“别驾祭酒”一职。然而有人认为“江州祭酒”就是“别驾祭酒”，说江州刺史王凝之很器重陶渊明，给了他高等的职务。可是按《宋书》记载的“（陶渊明）起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为主簿，不就”来分析，如果“江州祭酒”是“别驾祭酒”，品级应在“主簿”之上，按现在的话语来讲，刚辞去了副省级职务，接着又被征召为厅级或处级干部，除非陶渊明自身能力不足，否则于理不通。故“江州祭酒”应不是“居僚职之上”的“别驾祭酒”，最有可能比“主薄”更低的“祭酒从事史”，掌管兵、贼、仓、户、水、铠等杂务，而且“祭酒从事史”还不只一位。由于王羲之的原因，“五斗米道”的地位在江州如日中天，上有居僚职之上“别驾祭酒”，下有基层统领“鬼卒”的“祭酒”。可以想象，作为下吏的“祭酒从事史”夹在中间很难有番作为。

陶渊明任“江州祭酒”期间，正好是王凝之的江州刺史。王凝之比父亲王羲之更加痴迷“五斗米道”，可想“五斗米道”在江州也会更加盛行。后来王凝之改任会稽内史，不久孙恩攻打会稽。僚佐曾屡次劝王凝之备战，他不听，反而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最终惨遭孙恩的乱兵杀害，故才有逯钦立先生的“不屑于向世阀世族王凝之这个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之说。王凝之一生平庸，其妻子谢道韫对他的评价便是证明。

《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辞去“江州祭酒”的原因是“不堪吏职”，解读时应关联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孤立和片面地去揣测为什么会“不堪吏职”。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作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开篇几句就写到“天道”没有眷顾自己，“鬼神”又难于捉摸，“结发念善事”并没有带给自己平坦的人生，完全是针对“五斗米道”教义的言论，说明陶渊明在年轻时也受到了“五斗米道”的影响。“始室丧其偏”则说明陶渊明的妻子在他任“江州祭酒”期间去世，或许这才是引发陶渊明辞官的动因。“五斗米道”奉行病人要先“自首其过”，获得“鬼道”的帮助后才能使身体康复。陶渊明的妻子极有可能是按照“五斗米道”教义来治病，最终导致死亡，让陶渊明对“五斗米道”宣扬的“天道”和“鬼神”产生质疑，悲愤的情绪促使他辞去“江州祭酒”，即使王凝之用更高级别的“主簿”吏职来召回，也拒绝赴任。这样才能切中陶渊明对王凝之在江州倡行“五斗米道”的不满。

如果《宋书•陶潜传》所载“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辞去“江州祭酒”与辞去彭泽县令可作为因果关系来考量，则可以合理地解释其辞去彭泽县令的原因。“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本是官场最基本的礼仪，何况陶渊明自辞去“江州祭酒”后，还有过三次出仕经历，又自少熟读经史，对于官场礼仪应是非常谙熟，就因这点小事就导致辞官，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后人对督邮的各种贬损，无非都是想提升陶渊明的形象，是没有依据的塑造。究其原因，应是在编纂《宋书》时，“五斗米道”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故在写涉及“五斗米道”有关的历史时，显得极为谨慎，如“不堪吏职”、“五斗米”等等，让后世无法准确地弄清其中所指。《三国志》中还有“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这样的言论，而到了《宋书》中皆以“五斗米道”称之，不作过多的触及。故导致陶渊明辞官的这位督邮或是一位“五斗米道”的信徒，或是来彭泽督促有关“五斗米道”的公务，由于有任“江州祭酒”时的丧妻经历，促使陶渊明对督邮产生反感情绪，不愿意对他做出礼仪行为，故才有“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说词。

综上所述，陶渊明与“五斗米”的典故，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不能为俸禄而折腰”，不能为了粉饰陶渊明的形象而抛弃史料的记载，去编造“鸡汤文”。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去还原千百年来被不断包装的陶渊明，才能解读史料和陶渊明诗文所传达的真正含义。

甲辰年九月初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