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八）《抗美援朝篇》成长的21军文工团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在21军文工团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

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和祖国人民时刻都在关怀着志愿军,1953年10月上旬,以贺龙元帅为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得知祖国慰问团要来时,部队十分兴奋,从各方面作好迎接慰问团的准备。北京市委秘书长赵凡同志为团长的第3分团率京剧团、评剧团、歌舞团来到我军,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热情接待。慰问团的同志不辞劳苦,踏着崎岖的山道,翻越布满弹坑的山岭,到各个阵地慰问部队,传达党、政府和人民的关怀,介绍祖国的大好形势，剧团的同志除每天都进行1、2场演出外,还派出人员随慰问同志到分散的点上小型演出。部队入朝虽只有八个月,但每天都蹲在山沟里、坑道中,身处异国思念亲人,见到慰问团的同志,就像见到自己的爹娘兄弟姐妹一样,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激动的泪水。慰问团在我军活动一个多月，每个单位都受到慰问,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慰问品,每个部队都不只一次的看到演出。指战员们也用战利品制成各种精美的礼物,赠送给慰问团包括剧团的每一位同志。许多干部战士同慰问团的同志和演员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期保持着联系。慰问团的活动,使部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大家衷心感激党、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决心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嘱托。

祖国慰问团

1953年由贺龙带队的祖国慰问团第三分团慰问志愿军

后排左四：贺龙

后排左五：王平

后排左二：周长胜

后排左一：旷伏兆

后排左六：谢明

后排左七：谢家祥

前排右三：吴咏湘

前排右二：丁盛

前排左一：吴瑞山

前排左三：康克清

前排左四：严政

前排左五：陈沂

在前沿阵地演出

张 引回忆：

每当我打开在朝鲜摄下的心爱无比的照相册时，我又仿佛回到了抗美援朝时青春似火的战斗年代。

翻着翻着，一组组部队演出的剧照展现在眼前，不由得联想起朝鲜夏季反击战前，文艺小分队深入前沿炮阵地那次难忘的演出。

1953年初夏，文工队为了配合部队作战，鼓舞斗志，根据师政治部的指示，陆续派出精干的文艺小分队到前沿阵地为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全队同志个个都向领导递交了决心书，积极要求参加文艺小分队。机会终于来了，我幸运地被批准了，同时被批准的还有汤凌霄、宁志岳、陈南人、张超麟等，我们在队副魏萍同志的带领下，由机关派出的一名干部带路，奔赴前沿炮阵地。一早，同志们背着服装道具乐器等演出用具，作好防空伪装准备，愉快而又紧张地向目的地进发。

炮阵地隐蔽在一座高山的背上。当我们经过几小时的艰苦行军，来到炮阵地的山脚下时，只见四周草木茂盛，郁郁葱葱，但有些树木已被削去了脑袋，有的树东歪西倒，活像一个个爱伤的人，弹孔点点，伤痕累累。这里到处可以闻到战火的硝烟气味，山高入云，层层云雾环绕山腰，炮阵地就在云里雾中。这对我这个最怕爬山的人来说可是一大难关，心里直打鼓，心想这是一场攻坚战，锻炼的好机会来了，我们由参谋带路，沿着交通壕向上行进。交通壕弯弯曲曲有些地段已被敌人的炮弹炸平了，这是危险的封锁地段，每当走到这种地段时，我们都要快速跑步通过，以免遭到敌人的炮击。我们越往上走坡度越陡，被炮弹打平了的交通壕也越来越多。我们连续快速往上攀登，人人汗水淋漓，个个精疲力尽。但为了赶在敌人发起炮击之前到达目的地，我们放弃休息，坚持前进。走着走着，参谋同志发现方向错了，他立刻拿出指南针，重新判断后，立即改道前进。时近中午，敌人炮击的时候到了，不断传来敌人炮弹从头顶飞过的嘘嘘声，我们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又跳起来迅速前进，个个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忽然“轰”的一声，一颗炮弹在我们不远处爆炸，弹片沙石向我们飞来。“啊呀!不好，有人负伤了!”只见汤凌霄同志的额头鲜血直流。幸好，没有碰伤眼睛，大家赶忙替他检查包扎，他也只摸了摸额头又咬牙前进了。前面又出现一个弹坑累累的山坡，这时我已经喘得透不过气来，汗顺着脸颊直往下流，两条腿像灌了千斤重的铅，上半步都似上青天，艰难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走着走着，我的两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了，不由自主地 坐到地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朝前一看，不远处的宁志岳也坐在那儿喘着大气。敌人的炮弹仍不停地在四周爆炸，走在前面的同志又冒着生命危险往回跑，来互助我们。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不要管我，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走。”同志们说，绝不能丢下一个同志，我们要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大家心里清楚，我们演出小分队，每个人都担负几个节目，大家既是演员又是歌手，既要跳舞，又要进乐队，前台、后台，身兼数职，少了哪一个，都会影响演出任务的完成。为了减轻我的负重好轻装前进，同志们要帮我拿些东西。我想，这时大家都很疲劳了，我不能加重别人的负担，想到要求上前沿所表的决心，看到走在前面比我瘦小的张超麟同志时，我从别人手里夺回了自己的东西。重整了旗鼓，继续艰难地火线行军，演出小分队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炮阵地。

在炮团同志的热情接待下，我们住上最好的坑道，用上最好的卧具，吃上了可口的饭菜。坑道内终年滴水，顶上、地上都是湿漉漉的，战士们长年住在这里，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看到这些，更激起我们要更好地“为兵服务”的演出热情。吃着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山脚扛上来的粮食和水时，我增添了克服任何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能为他们演出，感到无尚光荣，无比自豪。我们立即收集战士们的英雄事迹，编成节目，当场演出。不论什么场合，不管什么条件，只要战士们需要，我们就唱、就跳、就演。为炊事班，为刚下岗的哨兵，那怕只有一二个同志，我们也都认真地给他们演唱。记得在坑道口，一张雨披铺在地上当舞台，我和超麟为战士们跳了朝鲜舞蹈《春来了》。有一次小分队在高声合唱时，凑巧，敌人打起了大炮，我们越唱越起劲，越唱歌声越嘹亮，嘹亮的歌声压过了敌人的炮声。战士们也被我们的歌声所鼓舞，演唱完了，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当场表示了坚决歼灭敌人的决心。

在炮阵地演出期间，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在转换演出场地时，都有战士们护送，这是多么珍贵的战斗情谊啊!

1953年11月，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来我军视察慰问。右1：胡炜、右3：金光侠大将、右4：严政。

火 线 小 插 曲

徐牧回忆：

我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女文工团员，在战争中，我们以文艺为武器，为战士服务。在行军路上，在伤病员中，在前沿坑道，在运输线上……处处都曾留下我们的身影。文工团员也和普通战士一样，为了战争的胜利，修过路，运过弹药，打过柴，抬过担架，挖过防空工事……

战地生活中的一些往事，虽不像载入军史的战役那么辉煌，但它却是耐人回味的小小插曲，常常在我心中回响。我非常珍惜这些永远鲜亮的战地插曲，因为，它是我生活中最美的旋律。

修 路

朝鲜五次战役之后的夏季反击战中，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驻防在朝鲜西海岸。志愿军凭借着坚固的坑道,仗越打越主动，美李军吃够了上甘岭战役的苦头,还想以他们的所谓空中优势,破坏我们的运输线,杀伤我们的战斗力。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朝鲜的桥梁、铁路、公路严重被毁。仅仅靠工兵连的同志，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这么艰巨的修路任务的。因此，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全军总动员，保证运输线畅通无阻。我们师要求各单位必须在一周内完成修路任务。

指导员李明池同志从政治部开会回来，立即和队长张治川一起召开班长会议。他说:

“我们队分到二百多米的一段路，必须在一周内完成，大家抓紧研究一下。”

指导员说完话，半天没人发言。我估计张治川队长正在盘算下连队演出的节目排练计划。我这个一向开会爱打头炮的人，少有的没放炮。心想，下部队演出，数我们班七个女兵的任务重。班上最小的王菲才十五岁，金秀贤不过十六岁。副班长魏廉年纪不大，参军已七、八年了，在解放战争年代落了个腰痛的毛病。承燕感冒发烧刚好。陈海英是搞舞蹈的，个头不高，吃得不多，杨柳细腰，文质彬彬。剩下我和揭淑英，偏偏我又来了“特殊情况”。这样一支队伍，怎样保证任务完成呢?

正当我在犯愁时，男同志已议论开了，人多主意多，大家认为，要干五、六天，一来演出任务不允许，二来也容易把大家身体拖垮，不如集中兵力，一天突击干一周的活。会上决定全队四个班并成两个大组，我们女同志班和陈述的班编为一组，刘江和胡丁的两个班编为二组。会一散，我们分头准备，三点多钟，大家就摸黑下山了。朦朦胧胧中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公路边，队长和指导员带几个班长去看现场。公路是战后新修的一条汽车便道，路面只有四米多宽。我们分到的二百多米路面，没有很深的大弹坑，有几处是过去填过的弹坑，雨季中又塌陷了下去，整个路面凹凸不平。公路一面紧靠山，一面临河，山上的土，河中的沙石，也就是我们修路的最好原料了。

我带几个人负责运河中沙石，魏廉带人取土、平路面，陈述负责和几个同志从河中捞沙石，章觉民负责把一层沙石，一层黄土用夯来夯实。干着干着，沙石运输就赶不上了，一是距离比较远，二是运输工具不行。雨布很大，装多了得四个人抬，装少些也得两个人抬，地湿路滑，走起来又慢又吃力。我真急!正在这时，李指导员从一个旧工棚中找来一些小柳条筐，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筐小可以一个人提，为了节省往返走路的时间，我们从河边到路边，采取传递的办法，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老天也真作美，天一亮就下起了毛毛细雨，天上云层厚厚地笼罩着大地，像保护伞，美国佬的飞机，只好老老实实困在机场动弹不得。没有飞机干扰，我们就甩开膀子大干了 起来。一个个脸上的水珠不住向下滚，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大家从里到外，都是湿漉漉的。

干着干着，传筐的速度慢了下来，筐把子被同志们手上的血泡染红了，我自己的双手也布满了“炮兵阵 地”，一触筐把，钻心地疼。我一咬牙，干脆猛力握筐，心想，人家战士死都不怕，这点痛又算什么!嗨,谁知这一来手疼麻木了,反而比轻轻碰一下好受些。但，我一个人忍一下是可以的，要大家都忍下去，下午还干不干了?我赶紧到卫生包中取了红汞和纱布绷带,给大家包扎好,又用布条、手绢把筐把缠了起来，再传起来就不那么痛了。

我们两个组人数差不多，我们组一半是女同志，为了不拖全组的后腿，大家都在暗中使劲，这种没有公开的竞赛，大大加快了修路的速度。

哪……嘟……值日班长刘江的哨子响了，该吃中饭了!"啊!……”我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女同志休息后第一件事是“上一号”。不是我们女同志集

周总理和彭德怀元帅

体观念强，“上一号”方便也要集体行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野外单独行动，怕碰上蛇。每当这种时候，我这个班长自然要带头走在最前边，边走边用树条在树丛中抽打，心里不停地说:

“蛇呀，蛇呀，你走开吧!我们不惹你，你也别吓唬我们。"

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一片既隐蔽，又开阔的理想“森林厕所”。

女同志确有爱美的天性。我们被林子里许许多多野花、野果吸引住了，等我们从林中回来，个个满载而归，一束束野樱桃，连枝带叶采下。那一撮撮圆圆红红的果子，近看是果远看似花，小小的绿叶，托着红宝石似的小果果，美极了!摘下一颗放在嘴里，甜甜的、酸酸的，又解渴，又解馋!本来，这些天然美食，年年岁岁给朝鲜的姑娘和孩子们带来多少欢乐!可战争却让人们冷落了这些甜美的野樱桃。

下午，我替换了一上午泡在水中的同志，到河中捞沙石。这也不是件轻松的活，沉重的沙石从水里捞出，腰很吃力，人站在水里，下面冰凉，上身累得直冒汗。干着干着，不争气的肚子开始一阵阵痛了起来，心里直骂自己:“女人就是事多。”我咬住牙，生怕别人看出来。每当遇到困难，我总会想起入朝前，我们全班的宣誓，现在是实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时候了，再苦再累也要挺住。我在一次用力时，不由自主地喊出:“为了祖国!”旁边的同志问我:

“三班长，你说什么?”

我说:“我在给自己加油呢!”

就在我体力不支的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大渡河”，大家一下子和上了:"当年红军爬哟铁索哟，爬哟铁索哟，大渡河上英雄多，嗨哟嗬!坚决战胜大渡河……….….."

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我们忘记了时间、空间,也忘记了病痛和疲劳。在歌声中，我们铺平了一段段公路;在歌声中，我们越干越起劲。

路在细雨和歌声中修好了。

当我拖着疲乏的身体，喝过通化葡萄酒，倒在木头搭成的床上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满足，一种战胜困难而后快的喜悦!

打柴

我们住在山沟里，平时徒手拾点柴，就够烧一天三顿饭了。可是，冬天一到，大雪封山，光有米、面，没有烧的也不行。因此，每到深秋，志愿军都要上山打柴，为过冬准备足够的柴草。

我们驻地附近的山坡上，枯枝已不多了，活树是不允许采伐的，只好到对面大山顶上去找枯树林。

我们带上干粮、水壶、砍刀，向灌木丛生大树参天的山坡慢慢爬去。刚走到一半，队长叫我:

“徐牧，你不要跟我们往上爬了，木头要用藤条拉，你到树林深处去砍些条子。”

我想，藤条又不太粗，砍砍不费劲，向副班长交待了一下，一个人就钻到老林里去了。

一钻进树林，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天空被大树的树冠挡住，阳光只能像线一样穿过，阴森森的;地上厚厚的落叶，又潮又滑，闷热的空气，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除了鸟叫、虫叫，林子里静得叫人害怕。越静，就越觉得好像周围有什么人埋伏着似的。突然，一只鸟呼啦啦飞起，吓了我一大跳，心想，这下可好，平时老逞能，现在也知道怕了。走回头路，求援兵都不行，只有横下一条心，把两条大辫子塞进军帽里，如果碰见特务，不要看出我是女的，然后紧了紧皮带，握紧砍刀、专心注意找藤条。说也怪，注意力集中到藤条上，什么也不怕了。大树干上缠着的藤条可真不少，都有小指头粗。藤条没有挺立的粗壮树干，为了生存，凭借着大树的树干，顽强地向上爬去。

我死劲用双手拉藤，十分费力，随着藤条下降，树上的尘土纷纷落了我一身,粘在我满是汗水的脸和手上。过去真不知藤条这么长，拉了半天拉不到头，只好割断，另找一根又不停地拉。终于，地上藤条已成堆了，就一根一根地整理好，捆成两大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剩下的只好捆成一捆，拉着走出了树林。

嗬，晴朗的天空，温暖的太阳，秋天五彩的 大地，眼前一片金光，我又从另一个世界走回来了。

开阔的山顶.原来茂密的树林，被炮火毁了，灌木已烧成灰烬，大树也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个悲哀地倒在地上。炮火使山头表面成了半尺多深的浮土层，一踩卜吃卜吃地响。战争为我们造就了一个天然柴场，不用砍，不用伐，现成的干树干满地都是。要不是被战火焚烧，这些都是建筑好木材，无论如何也不会当柴烧的。

我爬上山顶时，同志们已把一棵棵树段集中在一起，大家坐在木头上吃干粮。突然，他们发出了大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班上的同志们一齐向我跑过来，有的帮我卸下身上的藤条，有的给我擦脸。副班长说:“你们别擦了，越擦越花，

朝鲜人民军热烈欢迎志愿军

弄点水让班长洗洗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在笑我啊!

“别洗了，留着水润嗓子吧!黑脸也好，花脸也好，反正我又不找婆家。你们一个个比我好不了多少，都像个泥猴。”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越看想越笑，越笑越要看，肚子都笑痛了。

队长张治川走了过来:“三班长，我们正想派人去找你呢!我应该派两三个人去的，你一个人去了，要出点事可没法交待。

我笑着说:“队长，你可给了我一个锻炼的好机会，现在我的魂还有一半留在林子里呢!幸好蛇先生没有光顾我，否则，我连人带魂都会留在林子里了。"

吃完饭，我拿回来的藤条可发挥作用了。大家用藤条拴住木头，顺着山道，一根根拉到山坡滑道旁，然后，把木头连成木排状，一组接一组地向下放，我们也爬上木排手抓藤条，跟着木排向下滑。几个调皮的男同志，大声喊叫:“坐朝鲜高级电梯了!"

电梯好坐，土难吃。下得山来，一个个成了土地爷爷、土地奶奶了。

滑到山脚，离伙房很近，大家把一根根木头堆在溪边，像小山一样。老张大方地顺手拿了一根就塞进炉堂，给我们烧洗澡水。为了省柴，我们都先在溪水里冲洗浮土，男同志索性把衣服一扒，穿条裤衩就跳进溪水洗了起来，把热水省给女同志用。

洗完澡，一个个像脱了一层皮。不知是视觉的对比效应，还是黄土的护肤作用，我发现大家脸色都白里透红，显得特别漂亮。

“嗨!土地奶奶变七仙女了。

"我刚说完，大家都轰然欢笑起来。战斗、劳动给了我们无比的欢乐!

采茶扑蝶遇“蛇”记

文工队在演出中，常常要出些洋相，有些洋相，想起来还忍不住要捧腹大笑。

一次，到团里演出，我们在部队驻地的山坡上搭了个临时舞台。台后有一片白桦树林，它既可给我们当屏风，又可给我们当衣服架子，一套套演出服装全部挂在树林中拉起的绳子上。那天，没有月亮，一片漆黑，几盏汽灯，只够把舞台照亮，后台只有靠几只手电筒和几盏小马灯照明了。

我们的歌剧“绣花荷包”演完以后，大家在台上谢幕，可战士的掌声不断，並有节奏地喊:

“文工队，再来一个!

“文工队演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随着呐喊声，掌声一阵比一阵热烈。

当时文工队的编制是三十人，真正参加演出的才只二十多个。我们八个女同志，每人至少要参加七、八个节目，服装都得套着穿，抢装、改妆分秒必争。演出两个小时，每个人又是唱，又是跳，也够累的，但在这样热情的观众面前，我们真想把全部节目都奉献出来。说真的，战士们越欢迎，我们越高兴!要是真碰上演完了战士背起背包就走，不拉我们再来一个，恐怕我们反而会承受不了，会因为没有得到战士的赞赏而难过一辈子的。

队长下命令了:《采茶扑蝶》先上!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抢装、改妆，原来在“绣花荷包”中演老太太的，小男孩的，农村姑娘的，一律换上红红绿绿的缎子衣裤和小围裙，头上梳成一条长长的大辫子，几个辫子短的同志，加上一条长长的假辫子。为了不让战士久等，大家很快准备好了。大幕一拉开，我演大姐，第一个跳出场，后面跟了七个姐妹，从台后左角，一个个斜插到前台右角。当时，我要讲一句台词:

“众姐妹，今天天气多好呀!我们一起去采茶好吗?!"众姐妹一弯腰，都面向我笑着说:“好!”

就在我回头说这句话时，只见五姐张引那么甜甜地向着我笑，可我一下子看见，她的两个大门牙用黑油彩涂上，还是刚才演老太太时没有门牙的样子。我的妈呀!她只顾了擦老太婆的皱纹，忘了擦老太婆的门牙了。一个大姑娘，年轻、美丽的脸上，却缺了两只大门牙，多么滑稽、可笑!我差点笑出声，心想，要忍住，可不能演砸了。要是大家笑成一团，我们可就跳成“傻大姐们傻笑舞”了。

就在我们跳到几个姑娘举着扇子围住蝴蝶转的时候，忽听得应涵娟同志大叫一声:

“蛇!”"蛇!蛇!”

台前、台后乱成一团。队长也一下子懵了，马上叫拉幕。部队弄不清楚台上出了什么事，团里几位首长都纷纷上台，他们担心文工队这些部队的宝贝们，要是真出点事，没法向师里交待!台上几个胆子大的男同志忙着来打“蛇”，章岚同志从地上一把抓起了一条“蛇”，大家一看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假辫子，小应这才发现自己头上的辫子没有了。

团长和政委走过来，笑着说:

“没出事就好，没关系，正好让我们再看一遍，反正战士们还没看够呢。”

团长走到幕前，对着静静坐着的战士们说:

“刚才来了个采茶姑娘遇蛇的小段，现在蛇已没有了，让我们欢迎文工队再为我们表演‘采茶扑蝶’舞，大家欢迎。”

在热烈的掌声中，我们擦掉了张引的黑门牙，扎紧了小应的大辫子，又跳起了欢快的《采茶扑蝶》。我们从来没跳得这么好，动作准确、情绪饱满。战士们的情绪一点也没有因我们出洋相而减低，相反，掌声更加热烈。洋相给晚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乐，也使我真正体会到:我们的指战员对文工队的关心、热爱之情，多么崇高，多么珍贵!

中朝两军互相学习签名留念

战 地 琐 记

陈纪秀回忆：

相声行家“老白干”

志愿军二十一军进驻朝鲜中线以后，就归属于二十兵团了。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都是那次参加兵团文艺会演时认得的。

二十兵团下属三个军，除我军外，还有五十四军、六十七军，在国内时均分属各野各大军区，从未有机会相识。

几个军的文工团、蓦然聚合在一起，难免格外亲热。第一个晚上，先开了一个联欢会，兄弟姐妹们初次接触了一下。虽然晚会的节目是临时凑集，但大家心中都有意暗地掂量一下各文工团的演出水平。一晚下来，我团赵松庭的笛子独奏艺压群芳，兵团文工队的一个朝鲜舞也倍受赞扬。几位女演员风姿绰约、舞步优美，更惹大家注目，其中身材修长、容光灼人的朱梅，她的芳名也被悄悄传开。六十七军的一个相声赢得了满堂喝彩，几番谢幕均无法退场，最后还是王平政委出面求情，才算放过。

记得六十七军相声演员一上场亮相，尚未开口，台下已是一片雀跃，笑得前俯后仰了。台下有人在欢 呼--“老白干!”那位主角当时还未满四十岁，可脸上沟渠纵横，看上去总比实际年龄大出二十来岁。他脸色苍白，似患贫血症,个子偏矮，一副干巴消瘦的老头儿形态，“老一一白一一干”三字相连，全部尊容一下被勾勒出来。更有趣的是，与之搭档的另一位演员却五大三粗魁伟肥壮，真可谓天造地设相得益彰了。当晚说的相声题为《冷枪战》，内容是反映我志愿军战士利用坑道优势，采取打冷枪的战术，神出鬼没地分散消灭敌人，吓得敌人胆战心寒的故事。开头介绍什么是冷枪战那一小段开场白，是较为乏味的说教，但“老白干”别出心裁，故弄玄虚，处处答非所问、插科打诨、有意设置葫芦，一个个悬念把观众逗得透不出气来，急切盼着他说下去。这种方法，本亦属相声的传统技巧，但“老白干”运用恰当，来个先声夺人，出人意外。听人说，“老白干”曾随艺术团去国外演出多次，国外华侨也纷纷为之倾倒。自这次联欢后，在演出前各团间互相拉歌中，突然有人拉起“老白干说相声”的口号，而“老白干”也居然当仁不让，挺身出来说个小段，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会场里的欢快气氛。

快板大王罗宗楷

罗宗楷是六十三师炮兵团重炮连的四川籍战士，连队的一名文艺骨干。他擅长说四川快板，并能自编自演，板也打得特娴熟动听，在团、师多次会演得奖，被同志们称作“快板大王”。那年祖国慰问团来朝慰问结束，罗编演了一个对口快板 --“迎亲人”，在师里获奖后，拟让他参加军、兵团的两级战士会演。对该节目的加工修改任务交给了我。开始几次修改，我全在文字通顺上、语言流畅上下功夫。当时我仅仅认为罗的作品生活有基础，表演有能力，缺乏的是文字功底，语言文字过关了，罗上场一发挥，得奖估计没大问题。谁知修改稿送回本人，没几天罗竟找上门来，对我提出意见:“快板说起来顺当多了，但总觉得高潮欠有力，缺少几句感人肺腑的话，希望能在表现主题上再烧一把火。”我听了深受启发。一个普通战士，不满足自己的作品，能找到不足，向专业创作人员求助，多么虚心，多么坦诚啊!我向领导汇报后，主动要求下连深入生活，丰富自己，再加工修改。下连回来后，瞑思苦想，斟酌、琢磨、推敲，许多天睡不稳、吃不香，走路也思考，静坐中喃喃自语。有天晚上，睡梦间，脑子里突然掠过几句好词语，一骨碌跳下炕来，就着暗淡的灯光急促地写在纸上，这便是派公差去搬运慰问团行装时的两句台词:

甲:这个公差不好派，不让谁去谁见怪，

乙:咳，这个公差最好派，人人积极又愉快。

由于说时两人对口，显出一反一正，一问一答，既产生矛盾，又殊途同归，转折紧凑自然，将热爱亲人之情一下推上高峰。这个快板在军、兵团战士会演时均获大奖。师文化科吴化林同志在全师文化工作总结时也特别提到了这几句快板是“一反一正，语气各别，目标一致，转折自然，可谓神来之笔。”

我平时辅导战士文艺创作不多，没有什么光辉成果，而这一次的“神来之笔”，确令我为之兴奋过一些日子。

二 ·八”记兴

二月八日是朝鲜人民军建军节，我们六十三师也应邀参加友邻人民军的节日庆典，师部委派王爱希参谋长率领全体文工队员前往祝贺。我们乘坐师部的运输车，车厢里摆满了一箱箱国内生产的各种名酒，既是馈赠友军的礼品，又成了我们的临时座位。沿途山道弯弯，路面高低不平，车上好多同志都吐得东倒西歪。

庆祝会场设在一个被铲平的山头上，主席台布置得庄严肃穆，正中挂着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的巨幅画像，两边彩旗簇拥。主席台上摆满鲜花，王参谋长和我们全体文工队员被引到主席台下正中就座。上午九时前，小广场就被一队队整整齐齐的人民军战士坐满。九时正，一辆小汽车开进会场，车上走下一位全副戎装，威风显赫的军官，警卫战士前呼后拥。他头戴一顶帽沿上方镶有金色丝绒宽带的大盖帽，两肩是闪闪发光的将官肩牌，肩牌下端垂挂着金黄色穗带，黄呢马裤下是长统黑皮靴，据说这是他们的师团长。这时，大会值星官跑步到台前向师团长报告人数，随之庆祝大会开始。仪式进行了二小时，十一时半光景，我们全体进入后台准备演出。我们演出的大合唱《英雄战胜大渡河》，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下午，我们参观人民军的各项军事表演，仔细聆听介绍，还翘起拇指表示钦佩之意。

下午四时正，我们被邀参加盛大宴会，地点便在主席台上，王参谋长与师团长并肩齐坐，我们全体队员都被该师团校级以上军官分桌奉陪。宴会会场一角坐着人民军军乐队队员，每上一道菜肴，必先奏一支乐曲，曲停大家饮酒吃菜，军乐的伴奏为宴席增添一片喜庆气氛，我不禁想起童年时家乡迎亲结婚宴席上的情景。人民军军官均能豪饮，酒瓶一只只空了，菜碟一盆盆扫净，尽管席间语言不通，但都能互相觉出对方的热情。宴会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人人脸上都泛起了红晕，这时一部分校官持杯向师团长及王参谋长敬酒，又请师团长唱朝鲜民歌助兴。师团长很豪爽地敲着筷子唱了起来，许多军官随之跟着节拍，肩膀一耸一耸地跳起舞来。师团长越唱越有劲，跳舞的军官也越来越多,军乐队接着也奏起了舞曲。顿时会场,一片载歌载舞的场面。有人把残席移开，让出一片较大的场地。王参谋长悄悄走向我们，低声说:“大家趁兴组织一场舞会吧!”这会儿，队里这些窈窕淑女，纷纷上前邀请各位高级军官入舞，我们的乐队也亮出了乐器为舞会伴奏，瞬间，宴会成了舞会，舞影翩翩，气氛热烈，进行到午夜11时，在师团长的劝说下才依依惜别。

我们分别被人领到师团首长的房间里安息，这也只是布置较为精雅的坑道。尽管铺上盖的垫的都是高级鸭绒锦被，躺上去舒服极了，可我们还是走不出高度亢奋，久久望着房顶，无法入睡。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战友们合影留念。后排左二：李传惠、后排左三：王玲

五  班  记  丑

郑朝回忆：

带围嘴的班

我班搞舞美、舞台装置，最易脏衣服，但却是最不愿洗衣服。当时一个月每人发一条肥皂，我们一块也用不完。

深秋发棉衣，新棉衣一上身，就不肯脱下拆洗，直穿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送还后勤部。舞台上爬上爬下，滚来滚去，那尘污是不用说的，加上年轻时油质多，日积月累，几个月下来，在脸部转动的部位就形成一个油腻腻的黑圈圈，一直渗透到胸部，很象一个孩子的围嘴。这围嘴数我和班副雷楚汉最辉煌，又大又黑，油光锃亮，还有一个萧居泉，他是摆弄发电机的。也不逊色。此外，宁志岳、何巍、应碧泉、吴达，围嘴也是有的。我班与爱清洁的音乐班排队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细心的女兵嘲笑我们:带围嘴的班!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脏又怎么样?工农本色!

这个光荣传统一直发扬下去。那年在朝鲜下团，朝鲜人民艺术剧院来慰问演出，我和外宾一起拍照留念。摄影记者送了我一张，一看，一个穿白布拉吉，清清爽爽的女演员挽着我的手，我的胸前挂着一个大围嘴，不禁脸红起来了!

空心棉被

那时，发一床夹被，一公斤棉花。手勤心细的战友，把棉花铺得平展展，又钉上几行线，就这么过冬。我们班大多数人，马马虎虎把棉花塞进去也不缝一针，盖着就睡。时间久了，睡相又不好，那一公斤棉花就向四个角分裂，被子的正中反而一点棉花也没有。到了十冬腊月，那海岛的风雪，穿过红庙的两廊，直往被子里钻，好像没盖被一样，好冷也。我和楚汉睡在一起，瑟瑟发抖，楚汉还冻痛肚子，起来拉稀。后来我和楚汉就商量着并铺通腿，把两条被子盖在一起，又把棉衣裤、大衣一股脑儿压在身上，互相挤得紧紧的。这一个酷寒的冬季就是这样度过的。到了夏天交棉花，别班都是一卷一卷的，而我班大多数人交上几个棉花疙瘩。

到了温岭以后，就不并铺通腿了，但似乎还有些留恋那亲热的劲儿。很多年后，我们到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家去，还怂恿主人把夫人赶出房门，好通腿睡一宵，体验一下往昔的生活、也好没完没了地说话。

缸里集体洗澡

那阵子强调集体主义，我班一马当先。几个积极分子在班会中提出许多行动计划，集体使用津贴费，那时每人每月一斤肉，四两黄烟的钱，集起来买鸡蛋或什么的，吃过晚饭一起散步，还有人提出来一起上厕所。我们集体使用津贴费，不知怎么给队部知道了，不仅没有表扬，反被指导员批评了几句，总算这些集体主义的行动计划未付之实施。

但是，集体主义的精神还在我们的生活中。譬如一星期一次洗澡，也要集体化。那时我们借老百姓家中烧水洗澡，有入提出不用澡盆，借只大缸来洗。大缸灌满水，一个一个轮流着洗。大家谦让，都说让别人先洗，可我是班长，班长要先人后己，我说:“别说了，由我安排。”我就把自己排在最后。一个班洗下来，那水呀混浊不堪，面上浮着一层东西，现在想起来还腻心兮兮。可我能说什么呢?只好闭着眼睛下水。这事隐忍了几十年，最近几年才敢和战友们吐露当年的委屈。不料话传到西北的应碧泉耳中，便来信问罪:“哈，你还有反攻倒算的一套呢!”他不提也罢，他一说我便怀疑大缸集体洗澡的主意是他出的，这个大鼻子是我班团小组长，说话是算数的!

关于吃面疙瘩

长期来老战友流行一种传说:“五班星期天领了面粉和肉，不做饺子，老吃面疙瘩，到女兵班吃饺子。”对这个传说，我细细反思过。

其一，到女兵班吃饺子，就我自己来说，一次也没有过，但我怀疑那几个大肚子的北方佬，可能去打过秋风的，他们吃完饭，走一圈，还能吃几十个饺子。不过，戏剧班这样的北方佬比我们多，自己饺子吃完还不够，也跑到女兵班去打秋风。所以，到女兵班吃饺子的帐不能只算在我们五班，现在女兵班不会来讨饺子帐，事情还是要说清楚的。

其二,五班老吃面疙瘩，此言差矣。其实我们五班是很会做饺子的。掌厨是舒伯彦，别看他是普通一班员，揉面、拌饺子馅都是他把关,我们正副班长也听他指挥。到了星期天，和面的和面，干皮的干皮，包的包，烧火的烧火，说说笑笑，欢欢喜喜过礼拜。我们做的饺子皮薄馅厚，不大不小，一点不亚于别的班。我们五班个个学会做饺子，就说班副罢，也是不赖的，只是由于习惯势力，才老派他当烧火兵。我们五班做饺子的手艺，现都已享誉各自的家庭了!吃面疙瘩呢，我想想大概在朝鲜时有过一两次。因此，我郑重声明。五班只会吃面疙瘩之传说，乃是夸大之词，应予推倒!

写到这里，顿然悟到在自我赞美，与“记丑”题旨相违，打住了。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女战士

从“小放牛”到女部长

李娴娟回忆文章：

主持编写《战火中的文工团员》一书的蔡庆生来函请我写李胜利(现名李静)，我默许了。其一，李胜利是值得写的，她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首诗，一支歌，一本书。其二，老战友中我对李胜利了解最多，友谊甚笃，不需采访，速写李胜利急就成章，非我莫属。

我扔下手头的工作，启开岁月的仓廪，拾起缕缕思绪。

一幕幕历史的画面在交替迭化、迭化…

一个六岁的小交通员潜入敌占区掩护父母做地下工作。

一个八岁儿童强忍住生离死别的哭喊，目送母亲走向刑场。

一个女扮男装的小放牛，从遥远的舞台上走来。

一个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的革命者在铁窗中傲然挺立。

一个神采奕弈的军中女部长登上了电视荧屏的领奖台。

一个女子军乐团的交响变奏，在总指挥的展臂中轰鸣在博大的空间。

一个大起大落的女人在搏击风浪。一个笑傲死神的武士在顽强地决斗。

.....

这就是她--李胜利。

那些难以忘却的往事呵!欢乐的，悲壮的，辉煌的，沉重的..

不幸的消息

1993年5月13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李胜利患恶性淋巴瘤在301医院动手术。

这恶讯如五雷轰顶，我凄凄惶惶地把这不幸告诉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

“嘿，常见病。”

"这种病等于……”

听到人们如此冷静地议论一个遭受沉重打击的不幸者，我本已焦虑的心又平添了几重悲痛。痛定思痛，不能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也不能要求所有认识和不认识李胜利的人与我同哭，更不能把我的悲痛透露给病人。

夜思

那一夜难成眠，我想了很多。

每个人一生中结识的人数千万之多，而真正根植在感情土壤里永志不忘者却只有廖寥几个。这几个相识者，有的是在共同的历史长河中手与手的搀扶渡过了难关成了莫逆之交;有的是在特殊的境遇中心与心的偶然沟通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应该说这都是缘份，这缘份是一种财富，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精神力量。

我与李胜利相识在解放战争中山东战场上，在漫长的四十七年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南京大街上游行队伍里我们打着腰鼓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日，进驻南京上海之后，尚未洗尽战争风尘，又一同调往二十一军文工团入朝参战。志愿军归国后，同在北京市区工作近三十六年之久。

战争铸造了我们共同的历史，历史凝炼了我们的友谊，友谊丰富了我们的事业。

从“小放牛”到女部长

1948年春天，华东后政战勤剧团驻扎在山东惠民地区小桑家。这一天，剧团里调来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同志们搭门板找铺草热情欢迎。不曾想背着背包进来的是个十一岁的小妮子，军装裤腿一长一短，鞋子一只结着布条，一只耷拉着。说她什么好呢，还老革命哩!道地的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

“叫什么名字?"大同志们爱抚地问她。

“李胜利!她满自豪地通名报姓。

我说:“名字不错，大家喊着胜利胜利，把抗日战争给喊胜利了。现在胜利就在我们身边,看来解放战争也胜利在望了。

日历在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捷报中翻过去了……

1986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的电视屏幕上，主持人满面笑容地向观众介绍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文化部长李静。只见这位女部长齐耳短发衬托着白净清秀的面孔，时而抿着嘴唇挤出深深的酒窝，时而启口含笑露出细小的白牙，虽说年过不惑，却依然风姿绰约，这个李静便是李胜利。

这时，我才知道胜利当了总参文化部长。

来年，八一建军节六十周年大庆，我拍了一部献礼片《一的启示》，偶然间在影片资料里发现了1959年《将军合唱团》的影片中，有李胜利在观众席上的特写镜头，于是我便从第一个将军合唱团联想到李静部长创办的第一个女子军乐团,立即作出决定，采访这位女部长。我煞有介事地拿着八一厂介绍信到了总参文化部，有意要给胜利制造一个意外，进得门来，我默默地站在她的办公桌旁，看她应接不暇地捧着电话熟练地处理着一件又一件公务。一阵忙碌之后，她公事公办地接过介绍信，显出日理万机的部长神态却又不失礼节地伸手给我让坐。就在她伸手抬头之间，只听“哎呀”一声“你!”接着便咯咯咯弯腰，抿嘴，掩面笑个不停，她还是当年的李胜利。

采访正式开始。

听她介绍创办总参女子业余军乐团遇到的种种困难时，立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文化有胆略敢为天下先的女强人。军乐是一门高品味的艺术，掌握它难度很大，难就难在这“女子”和“业余”两个环节上，再加购置乐器的一笔巨资，以及训练的师资和正常工作的协调，没有坚强的组织能力，没有八方来风的社会活动关系，没有锲而不舍的事业精神是绝对难以办成。

拍摄女子军乐团时，我作为中国女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加拿大，没有亲临拍摄现场，胜利充当了导演的角色。从加拿大回国在剪辑台前编片子时，我把李胜利站在女子军乐团前指挥的特写反复在编辑机上摇放。不无遗憾地感叹，如果能在这位指挥若定的大校的特写画面上，叠化一张小放牛的特写剧照岂不更好，从下里巴人的小放牛到阳春白雪的女子军乐团交响，那是多么启人深思的时代变奏啊!

岁月闪回到一九四八年冬。

小胜利聪明、伶俐，打腰鼓节奏准确，舞姿优美，唱京戏音准极好且有韵味，演话剧学谁像谁，遗憾的是她还是个孩子派不上用场。领导上考虑来考虑去，嘿，就让她演小放牛吧，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女战士

团里委派我作辅导。胜利原本想演女孩，我说，你没有家槐好看，你就演那男孩吧。她听了裂开嘴哭了一场，哭完了还高高兴兴地扎了个钻天锥小辫演那女扮男装的小放牛。演得观众场场鼓掌叫好，从山东一直演到大上海。乐队队长逗她，问:"小胜利，你也不能老演小放牛呀，将来未什么?"她说:“我将来要长到十八岁。”“十八岁以后呢?(”“像你一样，当指挥。”也许在她眼中，乐队指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了。谁也没有想到事隔三十多年以后，她竟然作为一名文化部长，指挥主持着总参谋部的文化工作。

她指挥得怎么样呢?

由他创建并兼任团长的中国第一支女子军乐，享誉中外，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周年成果展览，担任了国家、军队、外事等重大活动的礼议，表演任务，有七八十个新闻单位在国内外报导,引起轰动,表现了新时代娘子军的飒爽英姿。

由她所参予表演、执笔创作的艺术品、歌词、书法等多次在部队和全军的比赛、展览中获奖。她所策划组织领导拍摄的电视剧《胡子将军孙毅》、《火与情》、《楹联春节晚会》、电影《中国勇士》等多次在中央台播放，有的在全国得奖。她主持编纂了当代军人风貌丛书的报告文学集《来自总参的报告》畅销国内外。她本人作为名人常接受新闻单位采访。

有一年我到防化团去，谈起李静部长，战士干部有口皆碑，李静在防化团蹲点，硬是把个地处山区、问题不少的部队通过抓文化建设变成了一个先进单位，该团团长说:“没有李部长就没有防化团的今天。”她亲自培养的先进文体单位，成为全军全国的先进典型事例，不胜枚举。

1991年，全军战士文艺汇报演出，总政责令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大型舞台艺术片，作为总编导的我，在选择可供拍摄的节目中，有三分之一是李静所主持的总参部队的，后来为了照顾全军的覆盖面，只好忍痛割爱，保留了四个节目，那次会演,最后获奖最多者总参亦居首位。

1990年，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礼堂组织为部队演出，首长们入席时，照例群众报以礼貌的掌声。李静部长从另一个门入场,观众席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她心里有些疑惑:这掌声…坐定后，后台有事请示她，她去而复返，再进入礼堂时，掌声又如潮水般响起直送她入座。在场的一位部队领导说:“李部长，他们是为你鼓掌的。"

这响亮的语言是广大群众对她工作的肯定，是对她人品的嘉许，是对她真挚情感自热的流露。

我也曾在掌声中不止一次地领受人生的辉煌，却没有体味过如此真诚的心与心的呼应。

当我的影片获得国际电影节奖和国家金鸡奖和政府奖时，她创建的女子军乐团被中国日报英文版在英国伦敦印刷的创刊号头版作了突出的报导。

当我几部长篇小说陆续出版时，她所领导的作家莫言创作的电影《红高梁》在世界电影节首获大奖，为国争了光。

我得到的只是个人荣誊，而她得到的是一个群体。

当我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时，我想到了她，她应该属有突出贡献者，她的突出贡献将载入军队文化史册。

她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我不敢问也不敢想。去年秋天，由北京军区姜则善、陈淑莲等几位老同志，组织在京的二十一军的同志们于西山聚会，我和胜利约好在那里相见。

秋风飒飒吹来，不时有凋落的树叶飘过肩头，望着满野萧瑟，不由得一阵悲哀涌上心头。我频频翘首远望，等待着我的战友,等待着一个生命正在凋落的不幸者在此相逢。

一辆奔驰徐徐开来，启开车门走下来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她是谁?走到跟前认出，“呀!胜利，你怎么发福了?"仔细看，白白净净的面庞，炯炯有神的丹凤眼，微微上翘的红润小嘴，还是原来的胜利，没有丝毫病态。

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练香功，带来了运着气写的长幅书法，手扶在字上，麻、热、凉气感很强。令人感到新奇，而更令我吃惊的是那书法《长征》笔锋字体，布局与毛主席的字别无二致，堪称奇才。我比任何人清楚，胜利的字原来写得不好，歪歪扭扭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是学习主席的字体竟如神来之笔，其中奥秘并不费解。她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自然受益匪浅。

毛泽东说:我与你同名

1959年春天，一个星期六上午，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人找我，我从办公室赶到大门口，只见一窈窕淑女款款走来。我怔愣良久不敢确认，这就是在朝鲜穿着一身油滋麻花棉军装，双手长满冻疮的小胜利吗?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回国两三年没见，她竟然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这姑娘美丽却不失纯真，妩媚却不失质朴，举手抬足充满青春的魅力。

青春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珍藏到发黄也不觉得破旧的回忆。

这一天，李胜利随着她所在的文工团进入中南海。柔曼的乐曲在勤政殿小礼堂荡漾，毛主席已经与李胜利跳了 好几场了，边走着慢步边含着慈祥的笑容与她交谈。舞曲末终，主席缓缓走向坐位，沉默良久，对她说:“杨开慧是烈士，你母亲也是烈士，你就是我的女儿。"

听了主席的肺腑之言，胜利热泪盈眶，她从自己母亲走刑场的影象中，想到了杨开慧大义凛然的革命气度，又从杨开慧的影象中看到了自己母亲那亲切的笑容，她默默地在心中呼唤着“妈妈，妈妈”,她觉得自己和毛主席是共命运者，都为革命献出了亲人，毛主席一家子就有七位烈士。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在朝鲜去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瞻仰毛岸英烈士墓时，许多同志都流下了痛惜的眼泪，她想，毛主席的长子，刚刚完成学业，新婚不久，便把他送到火热的战场上，不到一年，就捐躯在异国他乡的黄土地下，毛主席该是那么悲痛啊!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冲口而出:

“在朝鲜，我瞻仰过毛岸英烈士的墓碑，拍了照片，主席您要不要?”

毛主席摇摇头:“不要了，不要了，每一烈士都是父母生的,人家的孩子可以为国捐躯,我的儿子也可以为国牺牲嘛。”这位伟大的父亲目光慈祥而哀伤，他换了个话题问:

"你叫什么名字?”“叫李胜利。”，

“噢!胜 利、胜 利!Victory,Great Victory。"

他用带有湖南腔的英语连连叫着:胜利、胜利，伟大的胜利!

“因为我出生在七·七事变抗战爆发的时候，为了表达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父母为我取名胜利，其意是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人民。”毛主席幽默地笑了:“我们是一家人嘛!我和你同名，延安撤退时，我也姓李名叫李得胜。我的两个女儿都姓李。”

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亲自送孙子黄中达参加志愿军 ，分配到62师，继承英雄遗志。图为黄中达在助民劳动。

胜利的家庭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

她的父亲李荣先，出生在山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随其父逃荒到江苏邳县，靠做雇工，借债和勤工俭学，在山东齐鲁大学完成学业。她母亲王荫桐，生在江苏邳县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位反封建礼教，勇于追求真理的刚烈女子，她与杨虎成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妻子徐林霞(小萝卜头的妈妈)是好朋友。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与李荣先自由恋爱，婚后双双成医，开设医院，在苏北一带颇有名气。抗战爆发后，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胜利的父亲弃医从武，组织率领抗日游击大队抵御侵略，打击日寇，成为当地一支抗日劲旅。她母亲更是女中豪杰，不顾个人和全家的安危，投身抗日工作。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战中，率领医疗队，带病到前线做战地医疗工作，为抢救伤员累得晕倒在战地。

1939年，正当我抗日部队处于危难和缺医少药的艰苦时期，她父母毅然率全家并携带所有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了革命队伍。先在张爱萍将军领导的八路军第三支队，后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其父任后方医院院长，母任四师卫生部医务处主任。当时胜利还不到三岁，即随父母到部队，在纷繁的战事中过着缺衣少食，艰险动荡的军旅生活，胜利是在枪林弹雨中的马背上和人挑的萝筐里渡过了她的幼年。

1943年春，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经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批准，派她的父母打入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根据组织决定，她的两个姐姐仍留部队，她与年幼的哥哥李仲林，作为掩护随父母潜入邳睢铜地区做地下工作。胜利一边求学一边协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成为他们的助手，充当地下小交通员。险恶的环境锻炼了她的机智和勇敢，塑造着她执着进取，顽强战斗的性格。

1945年日伪顽大合流，胜利的母亲在对敌伪军进行策反工作时，被坏人出卖，不幸被捕，敌人以三大罪名:一是共产党，二是八路军的坐探，三是给新四军运药品，将其杀害。行刑时，她遥望着掩护在人群中的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却一句也不能说，她大义凛然，高呼口号:“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这就是她伟大的母亲临别遗言，罪恶的子弹射中了她的心脏，她平静地倒在故乡的大地上，怀着未酬的壮志，扯着对儿女的缕缕牵挂闭上了眼睛。此后，敌人连一个八岁的儿童都不肯放过，她和她的父亲被敌人通缉悬赏追捕，其父赴鲁南地区打游击，她与哥哥被接送回部队，分配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她的军龄从这时算起，到今年整整五十个年头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正因为平常才真才实，才铭刻于心这多年。

那是在朝鲜战场的鱼隐山上，我和李胜利两个女同志，还有刘建风、张君豪两个男同志到前哨连队进行创作采访。我们两女两男同在一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间的土炕上住了半个多月。那年冬天奇冷，睡觉穿着棉衣棉裤捂着棉帽子还冻得浑身发抖。有一天半夜冻醒，胜利在我身边悄声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我问:“和报纸上登的照片一样吗?”她说:“看不清，一个很大的光环笼罩着。”胜利谈到毛主席时说:“毛主席是很平易近人的，你跟他打乒乓球，输赢还很认真。”“他学习英语，态度非常谦虚。”“他让我学雷锋，如慈父般谆谆诱导。”“他教我书法，像严厉的师长。”“他给我题字,如战友般理解。”

我看到毛主席为她题的字:“向雷锋学习。”我也看到了

志愿军第21军领导在“三八线”东线自在洞军指挥所合影留念，左起谢福林、胡炜、周长胜、吴咏湘、严政。

毛主席在她日记本上写的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送她进了干部学校，学校在北京郊区某县，她整日关在房子里学习英语、文学、政治理论等，教师专为她一个人上课，平时不能回城。毛主席定期检查她的功课，下达学习任务，并为她题词:“李胜利同志:下几年苦功夫就可以大进一步!”以兹勉励。在此期间，她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并同时完成了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的学业。

李胜利是胜利者

易经学家能从人的名字测出你一生的命运，其中奥妙玄之又玄。谁也说不清楚，名字这个代表某个人的一种符号，蕴涵着多少斯芬克思之谜。

李胜利自从接受了父母授于的名字后，她的一生便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她总是能在绝境中转危为安,在挫折中赢得最后的胜利。当然,每一次胜利都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

文革中她终于从受尽凌辱虐待的专政机构平反出来，身体和精神的创伤遗留给她一身的病痛，最严重的是神经官能症和血管瘤，手臂上多处血管鼓起，阻塞了血液的循环，这种多发性的血管瘤，一旦浸入大脑、心脏等要害部位便会致命。就这样她带病受命文化部长，终日为工作奔忙，以惊人的毅力与疾病抗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是担心她那威胁生命的血管瘤，不曾想真正危及生命的是恶性肿瘤偷袭了她的肌肤。今年春天，她又在解放军309医院进行了大剂量的化疗,总算控制了全身的扩散。虽说精神依旧，却显出疲惫。岁月无情，那长长短短的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和额头。望着这位年过半百的军旅女杰，怎不嗟叹人生之短暂。

时空大反差的画面在我眼前跳荡……

大特写，山东。炎热的夏日。小胜利头上虱子泛滥成灾。她不知听信了哪个大同志的逗弄，说是糊上烂泥可以灭虱，有一天，她果真照办了。看到她一头一脸泥人似的憨态可掬的小模样，叫人哭笑不得。

跟镜头。朝鲜阵地上。严寒的冬日。小胜利一边剥着糖纸(祖国慰问团赠送的慰问品),一边踏着雪路赶往前哨部队,不小心摔倒在雪窝里，她并不考虑是否有地雷引爆，人还没爬起来，先伸着手把摔出去的糖拣起塞进嘴里，吸溜着满口香甜，慢慢爬起悠然自得地向前走去。

大全景。上海，秋初，一个五百多人的腰鼓队伍，整齐划一地敲着“冬叭，冬叭，冬冬叭冬叭”动人心魄的鼓点节奏。那场面好不宏伟。这支队伍的总教练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兵一一李胜利。

变焦距。火线上。严寒的隆冬，胜利跑步几十里，抢渡敌人封锁区，到前沿慰问演出。坑道上面的山头已被敌人占据，在只有三米见方的坑道尽头，为即将出征的战士送行。洞内照明的蜡烛因缺氧燃烧着微弱的亮光，人闷得喘不过气来，她四肢瘫软无力，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为即将与敌魔决斗的战友们舞之蹈之。那悲壮的情怀，那动人的场景，令人难忘。

推拉摇。三千里江山之春。在百花争艳的季节里，有一枝最美的花儿含苞未放，这枝花儿戴在一个少女的鬓角，她与一个少年翩翩起舞，舞蹈名为《牧童与少女》。舞者是李胜利和张克愚。这个令多少观众入迷的保留节目一直从朝鲜演到归国。人们怎能忘记那英俊潇洒的少年优美的舞姿。不，那不是舞蹈，那是一首流动的诗。人们又怎能忘记那明媚可人的少女动情的笑容，不，那不是少女，是一道闪电，一束礼花……

消逝了，她灾难的童年，她颠簸的少年，她美丽的青春，她辉煌的中年。

同期声。初夏。一位即将去医院接受再一次化疗的患者 --李胜利。她镇静自若地说:“生命就是时间，时间就是创造，我真是没有时间来生病，我还不想死，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文化部批示要我作为《中国京剧》系列艺术片总监制和制片人的任务尚未完成。正在组建的中国妇女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的诸多大事还等着我这个会长去筹措，还有一项写回忆录的计划……”我虔诚地祈求上苍，给她时间吧!时间将创造奇迹，时间将在她身上产生双倍的效率。

稿子草草写完了，我给胜利挂电话询问病情，她说:“腰部还有点隐患没有消除，下星期又该上化疗了。”那是比死还要痛苦的磨难，我相信她能拼过去。医生也叹服她战胜病魔的毅力。

老战友们，让我们大家喊着她的名字:胜利!胜利!传送给她良性信息，真诚地祝愿:她永远是胜利者!胜利永远属于她!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工团在朝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