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我的人生经历》（77）

拜石

第十章 一言难尽的大学

人生坐标初定向

中国大车我们拉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 。这封充满迷茫的信，随即引发了一场持续近半年、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全国青年积极响应，纷纷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报刊杂志连篇累牍登载讨论文章，经久不衰。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一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我在学校阅览室偶然读到此类文章后，也身陷其中，每天都挤时间去翻阅中国青年报和青年杂志，尽管临近高考，耽误复习时间也再所不惜。我们大队（村委会）订有青年报，接下来的暑假，忙完“双抢”后，我就去大队部找寻旧报纸拿回家阅读，东鳞西爪地读到了一些文章。到我读大学的时候，人生观全国性讨论虽然已经暂告段落，但在我的心目中它还没结束，于是我就去读书馆借阅同一时期的报纸和杂志，断断续续补读了相关文章。
之后我又爱上了伤痕文学。每天中午晚上睡觉前，躺在枕头上看小说，困了累了放下书本就睡觉，看书成了一种催眠方式。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长，尽可能借阅了图书馆收藏的该类小说。从中我认识了从未谋面的张贤亮、张承志、丛维熙、韩少功、王安忆、张抗抗、史铁生，梁晓声等知名作家。“伤痕文学”过后我就很少读小说了，阅读兴趣转向了文史类书籍。
1982年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播出，那段时间我成了俱乐部的常客，我不想落下一个场景，不愿遗漏一句台词，看得我如痴如醉。从那以后，女主角扮演者肖雄成了我心目中的女神，时至今日无人取代；《一支难忘的歌》是该剧的主题歌，旋律如泣如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爱唱爱听的歌。虽然我与知青不是同时代的人，但是知青的生活我见证过，知青的喜恕哀乐我经历过，所以我与知青在思想情感上能够产生共鸣。
“在暴风雨过后的泥泞道路上，中国的这辆大车又开始前进了，有的人坐在车上抱怨车速太慢,我只是想说——给我一根纤绳吧，中国的大车我们拉。”
这段话同样读自《中国青年报》，我当即被震撼到了，过目不忘地记了来，时间上已想不起是在哪个学期看到的；这段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豁然开朗，似乎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坐标。
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从迷茫中走出来的我，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
中学阶段是人生观的萌芽期，也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关健期。感谢那场人生观讨论，它让我从中吸取了力量，坚定了信心，让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发奋读书，跳出了农门；感谢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它让我不自觉地融入进去，借助别人的人生经历，思考个人的未来，找准自己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