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九七）兴于骁勇、毁于枭雄之左良玉

平民

韩非子留有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虽是用人至理，可真正能这样做并且做得好的却并不普遍。大明朝从朱元璋起兵抗元称帝到崇祯亡国，前后近三个世纪，军中将帅万千，但真正“发于卒伍”的猛将，除去开国时期，其余二百多年，则寥若晨星，而活跃于明末的左良玉就是这样一员大将。

左良玉，字崑山，山东临清人。左良玉有过一个非常不幸的幼年和童年，“少孤，育于叔父，其贵也，不知其母姓”。出生于困苦家庭，靠叔父养大的左良玉，自然没机会读书，但并未因此耽搁左良玉长大成人，青年的他，“长身赪面”，颇有齐鲁壮汉的英武神采。以铁匠谋生的叔父应军征至辽东整修兵器，左良玉也随之来到军中。长期军营生活浸润，让目不识丁但心智颇高的他爱上了军旅生活，悟得治军要领，并习得一身武艺，“善左右射”，生性骁勇的他因此离开叔父，加入明军，成为最基层的一名兵卒。但不久即以军事素质突出，表现抢眼，被辽军守备张通看中，收为亲兵舍人。如此之后，左良玉更是如鱼得水，随辽军南北转战，屡立战功，加上守备张通有意栽培，很快便进入低级军官行列，官职也自百户而累迁至辽东车右营都司，“领三百户，管车马”，成为中级武官。由孤儿而军卒，再至四品武官，完成了左良玉人生的第一次跃升。

崇祯元年，辽东宁远兵变，逼死巡抚，朝廷追究责任，牵连甚广，左良玉也因此“坐削职回卫”，丢了官职，事毕即“复官”。崇祯三年，受命“从游击曹文诏（明后期名将）援玉田、丰润，连战洪桥、大堑山，直抵遵化。论恢复四城功，与文诏等俱进秩，隶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崇祯四年，“大凌河围急，诏昌平军赴援，总兵尤世威护陵不得行，荐良玉可代率兵往。已，恂荐为副将，战松山、杏山下，录功第一”。时仅一年，左良玉就从武官“都司”，一跃而成代总兵统领兵马的一线将军，而且还干得非常出色。此时的他年仅三十有二，正值年富力强，便完成人生再次跃升，跻身大将行列，为以后一飞冲天储备了足够多的能量。

崇祯五年，陕西农民义军进入河南，“图怀庆，廷议令良玉将昌平兵往剿，大指专办河南”。这既是左良玉第一次单独领兵征战，也是其军事生涯由“抵御外辱”转为“平定内乱”的重要转折。为一军主将，对于左良玉，有如鱼之得水，他“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及巧于应变的机动灵活和讲究效率的坚定果敢，从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故战辄有功”。在河南，他的对手主要是农民义军首领中最为强悍的张献忠。入豫初期，人地生疏的左良玉尚能低调处事，唯命是从，尽其所能完成好每一项任务。义军“窜入平阳”，“檄良玉入山西御之”，他即赶赴山西，“颇有斩获”。奉命“驻泽州，扼豫、晋咽喉，可四面为援兵”，他亦依令而行，与秦、豫友军协同配合，以犄角之势御敌。崇祯六年，左良玉率领从昌平带来的两千军士，西讨东征，机动作战，先后在涉县西陂、武安、辉县、修武等地，与义军激战，胜多败少，直至在柳树口大败义军，俘获其几个重要首领，进入河南的义军被逼离境西奔。数战之后，左良玉的昌平兵损耗过半，“势孤甚”，于是，总兵邓𤣱便派帐下川兵及石砫土司兵“驰赴良玉，与共角贼”，左良玉的兵力第一次扩充。随着义军“纵横三晋、畿辅、河北”，其势大炽，左良玉便与总兵邓𤣱共同负责河南剿贼事宜，“屡破之于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万善”，“又扼之武安八德，斩获尤多”，因此，左良玉获得“署都督佥事、为援剿总兵官”的晋职褒奖。身为武将，获二品总兵官，自然非同小可，左良玉自然为之感奋，愈加英勇。同年冬，“西奔”的义军“复折而东”，左良玉与京营兵等友军联手，“连破之柳泉、猛虎村”，迫使义军“自郧、襄入川中”，至于再犯河南，致中原残破，那已是后来的事情，但此役过后，最大的受益者三晋、畿辅，以此“独不受贼祸者十年”。

农民义军渡河离豫，河南诸将即一分为三，分地驻守。左良玉“扼新安、渑池”，以应对自秦陕出关觊觎河南的农民义军，一直流动作战的他终于有了被自己控制的安身之地。常言道，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这样一块地方的取得，让左良玉的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妥善经营，可保军需供给不受制于人，另一方面，有了地盘，也让他有了与其它势力、包括自己的上司乃至朝廷衙门较劲的本钱，也正因为如此，左良玉已不再是单纯的一介武夫，他的意识开始向割据一方的军阀理念蜕变。从此以后，每临大战，胜负之间，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加进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考量。最先出现的毛病，便是古之藩镇惯有的“养寇自重”。在现实中，出身低微的左良玉，无论获得多高地位，在宦海中总是被人鄙视的异类。无论是向上攀爬，还是保住既有地位，对于他，最有价值也最管用的，就是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一旦没了实力，便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一残酷现实，迫使他萌生“吾即尽贼，安所见功乎”的狭隘心思，在江山社稷与个人得失孰先孰后的价值基点上，本末倒置，因此再与义军作战，除了不致败仗，其它的一切都有了质的改变，“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渐成常态，对待督抚檄令，也不再唯命是从，而是“依违其间”，即使是看重并“倚良玉不啻左右手”的阁师杨嗣昌，发布命令，左良玉也是“九调而九不至”。

尽管尾大不掉如此，但左良玉有一点却一直没有改变，亦即该打的仗，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打，并且力争大胜。崇祯七年十二月，“遇贼于磁山，大战数十，追奔百余里”。崇祯八年，“败贼于鄢陵”，解密县之围，抵灵宝，与辽东总兵祖宽合兵“剪贼于涧口、焦村”，之后又抗击合兵一处的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接连救洛阳、汝县，并在总理军务的卢象升支持下，先后败贼于汝西和宜阳黄涧口。连续的胜仗，让左良玉威名更重一时，“流贼惮之”，呼其为“左爷爷”。但就在这一过程中，左良玉也还是任性地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河南贼破颍州，毁凤阳皇陵。其陷鹿邑、柘城、宁陵、通许者，良玉在许州不能救”，见危不救，此其一。“蹑贼于郏之神垕山。贼连营数十里，番休更战，以疲我兵，良玉收其军而止”，其之“止”，既可理解为“避敌锋芒”，也可作“避战”解，若与其初入河南的一往无前相比，此时的“止”，无疑是“消极”的避而不战。可怕的是，这一行为之后一再延续，遂成积习。崇祯九年二月，“贼败于登封郜城镇，走石阳关，与伊、嵩之贼合。故总兵九州由嵩县深入，与良玉夹剿。良玉中道遁归”，致使总兵汤九州在“乘胜穷追四十里”后，遭敌伏击围攻，“无援败殁”。巡抚杨绳武因此弹劾左良玉“避敌”，朝廷给予左良玉“戴罪自赎”的责罚。

受到责罚，左良玉多少有些收敛。安庆告警，他奉诏入皖，道剿南阳土寇，急抵六安，“与贼遇。部将岱、道兴乘胜连战，大破贼。贼走霍、潜山”，加之其它明军屡败贼众，皖之“江北警少息”。可时间不长，他便“旧病”复发，“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良玉入山搜剿”，左良玉“不应”之外，还“放兵掠妇女”。“淅川陷”，他再一次“拥兵不救”。惹恼了朝廷，被崇祯“诏落职戴罪”，但很快便因其所部在诸军中最强，以解安庆之功为由，让他官复原职。虽是责罚，效果却恰恰相反，左良玉从中尝到了拥兵自重的甜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农民义军“东下袭六合，攻天长，分掠瓜洲、仪真，破盱眙”，“良玉坚不肯救”倒也罢了，为了推卸责任，他还“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夺也”。皇帝尚且如此，其它人更无奈他何。

左良玉虽欲“自重”，但对现实中更直接的对手农民义军，却一直认真对待。崇祯十一年，假意投降的张献忠，“假官旗号袭南阳，屯于南关。良玉适至，疑而急召之，献忠逸去。追及，发两矢，中其肩，复挥刀击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遂逃之谷城。未几，请降，良玉知其伪，力请击之，文灿不许。九月，文灿剿郧、襄诸贼，良玉与洪范及副将龙在田击破之双沟营，斩首二千余级”。这是左良玉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也是他与张献忠唯一一次面对面的过招厮杀，张献忠中其“两矢”“一刀”，险些命落黄泉，阴谋破产，可见左良玉神勇睿智，远非寻常将帅可比。至于后世有人诟病左良玉，说他此举逼反张献忠，未免有失公允。此役过后，左良玉威名大振，张献忠部下视左良玉如战神，每逢相遇犹恐避之不及。然而，同样在这一年，左良玉也遇到了人生中最为悲伤的事情，其奉调于陕州，大本营许州发生兵变，其安置在许州的家人遭灭门之灾，给他的心智带来更加偏激的灾难性影响。

崇祯十二年二月，左良玉入援京师，后应诏“还讨河南贼”，途中兵过灞头、吴桥，纵兵大掠，又一次受到朝廷“戴罪”处罚。回到河南，他先还势如破竹，连续取胜，但是在罗猴山，因军中乏食，士气低落，再度与张献忠交战的他，未能再现胜捷，“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馀，士卒死者万人”，狼狈的他“以轻进贬三秩”。一年后，“督师杨嗣昌荐良玉虽败，有大将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贼将军”。可此时的左良玉更加我行我素，即使是对他有荐举再造之恩的督师杨嗣昌也不能约束。未命先行的他入川追剿张献忠，寻得战机，在四川太平的玛瑙山，与张献忠展开第三次对决，分兵三路，与秦兵合力进攻，“鏖战久之，贼大溃，坠崖涧者无算。追奔四十里”，“兵斩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献忠妻妾亦被擒”，张献忠率残部“遁入兴山、归州之山中”。这一仗，左良玉重现威风，得雪前耻，功居第一。“事闻，加太子少保”。

然而，就在左良玉大战之际，不满左良玉的杨嗣昌却动了换将念头，“私许以人龙（总兵官贺人龙）代良玉”，等到大捷，杨嗣昌又缓言爽约。“贺人龙大恨，具以前语告良玉，良玉亦內恨”。张献忠惨败，落荒而逃，左良玉穷追不舍，张献忠便施计派爱将马元利携重宝面见左良玉，陈述利害，劝其放一条生路，言“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一语道破左良玉心病，心动之下，左良玉遂“纵之去”，与督师杨嗣昌的关系从此更是渐行渐远。张献忠入川，杨嗣昌召左良玉领兵合击，结果又是“九檄皆不至”。崇祯十四年，张献忠被围开县黄陵城，又是从左良玉所部先溃之处穿破重围，得以重生。故而《明史》有语，“贼濒死复纵，迄以亡国者，以良玉素骄蹇不用命故也”，以实看来，原因虽不唯一，但左良玉亦难脱干系。如此大错，左良玉又获“削职戴罪、平贼自赎”的处分一枚，但对他已没有多少作用可言。

历史无情，但也不乏戏剧性。左良玉“办贼”，征剿张献忠势如破竹，几乎是无往不胜。玛瑙山之后，二人在战场相遇，张献忠只要示弱，便相安无碍，可一旦翘尾巴，如“陷郧西，掠地至信阳，屡胜而骄”，左良玉则毫不留情，迎头痛击，“从南阳进兵，复大破之，降其众数万。献忠中股，负重伤夜遁”。可一旦遇到李自成，左良玉则心怯如鼠，几无胜算。南阳战败张献忠，左良玉即被李自成围困于郾城，“几陷”，只待陕兵出潼关，李自成回兵迎战，才逃脱灭亡厄运。与李自成会战于著名的朱仙镇，左良玉见李自成兵营势盛，竟无心应战，“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后又遭围追堵截，李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军大败，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崇祯帝命左良玉会兵“拒河图贼”，但“良玉畏自成”，竟“迁延不至”。再后来，左良玉“壁樊城，大造战舰，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诸降贼附之，有众二十万”。功取襄阳的李自成乘胜攻樊城，渐衰多病的左良玉“退兵南岸，结水寨相持，以万人扼浅洲”，李自成“兵十万争渡，不能遏”，又一次“宵遁，引其舟师，左步右骑而下”。左良玉何以遇张献忠强如猛虎，遇李自成则若似病猫，原因一定在现实之中，清代史学家徐鼒认为，左良玉“岂其材力优于献忠而绌于自成欤？献忠残剥淫掠如饿豺狼，故良玉得乘其敝。自成之再出河南也，诡托仁义之师号召饥民，为所愚者箪食壶浆之恐后；而良玉之摽掠顾甚于贼，焉得而不败哉！”这一推论，肯定不是全部因由所在，但其从民心相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则更加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左良玉知兵爱兵，在军士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常胜建功的依据。但他治军亦有执纪不严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对兵士骚扰百姓、强取财物的违纪的行为，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予宽容对待，拥兵自重，尤其是朱仙镇亲兵爱将损失过半、大量收容降卒的情况下，为了笼络军心，他对这种行为更是从“宽容”放大为“放纵”。从樊城兵退武昌，向宗室楚王“乞二十万人饷”未果，他更是“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窜山谷，多为土寇所害”，时间长达二十余日，以致兵离武昌时，“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过矣！”，此时的左良玉，在百姓眼中，已与寇匪无异。

朝廷每况愈下，左良玉亦日趋颓废，但求自保，作一方军阀。从安庆“徐溯九江上。闻献忠破湖广，沉楚王于江”，亦“坐视不救”。再入武昌，便开始经略湖广。崇祯十七年三月，“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畀其子梦庚平贼将军印，功成世守武昌”。同月，京师沦陷，“诸将汹汹，以江南自立君，请引兵东下”，此时的左良玉尚忠心不泯，当众恸哭，“誓不许”，并“以巨舰置炮断江，众乃定”。

福王朱常洵在南京继位为皇，“晋良玉为侯”，“以上流之事专委良玉，寻加太子太傅”。左良玉趁李自成无心江淮，收复楚西荆州、德安、承天，与湖广巡抚何腾蛟、江西总督袁继咸合作协防，“南都倚为屏蔽”。此时，左良玉“已老且病，有兵八十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诸镇兵“不及良玉远甚”。但实际军力，已大不如朱仙镇之前，“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慑”，仅凭“统驭有体，为下所服”。而此时的南京王朝再起“党争”，前有对左良玉有知遇之恩的东林党人侯恂匿居南京，当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担心侯恂等东林党人“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左良玉见状而叹，“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心有所忧。后有监军御史黄澍挟左良玉势，当朝与马士英、阮大铖正面冲突，“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矛盾激化，黄澍与诸将勾结，“日以清君侧为请”，左良玉“踌躇弗应”，黄澍便再借“北来太子事”，“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形势至此，左良玉意决“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二百余里”。行至九江，病入沉疴的左良玉邀总督袁继咸加盟，被拒绝，于是，部将郝效忠便擅作主张，“阴入城，纵火残其城而去”。左良玉望城中火光，大呼“予负袁公”，呕血数升而亡，终年四十七岁，时值大清顺治二年四月。

对于左良玉，《明史》曾这样概述，“左良玉以骁勇之材，频歼剧寇，遂拥强兵，骄亢自恣，缓则养寇以贻忧，急则弃甲以致溃。当时以不用命罪诸将者屡矣，而良玉偃蹇偾事，未正刑章，姑息酿患，是以卒至称兵犯阙而不顾也”。一个“目不知书”的草根将军，仅凭粗知“将之五德”的智、勇、仁，即从一个大头兵迅速成长为拥兵数十万、威震四方的骁勇战将，左良玉怎么说都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但是，他也终究没有摆脱缺少文化素养、没有德性智慧俱佳的文人辅佐的桎梏和局限，每每在重要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最终落入胸怀狭窄、鼠目寸光的军阀窠臼，本可成为救世安国的一代英雄，却偏偏以于世无补、甚至“误国”的枭雄收场。时也，命乎？念及于此，亦徒有几声叹息而已。

2014.10.08.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