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师傅

青青河边草

作者： 周能保

来到这个城市，住进这个小区，除了自己的孩子们，我身边都是陌生人，仇师傅是我入住小区后认识的第一人。

认识他是偶然中的必然，住进小区的当天晚上，可能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睡得很不踏实，天还未亮，就睁着眼睛醒在床上。天蒙蒙亮时，门口就有了“唰唰”的扫地声，睡不着，我索性起了床，打开门看个究竟。原来，那声音是由一个身着蓝色背心、背部印着“小区清洁”字样的人发出的。看见我走出门，他笑着和我打招呼:“你是新来的？”我微笑应着：“是的。”“好，好，好，欢迎！欢迎！”

说话间，他抬起胳膊肘向着我。我一愣，片刻明白他是要和我行“肘礼”。疫情期间，不便握手，外国元首见面也用这种礼节。但一个小区清洁工要和我行肘礼，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要不是反应快，也就失了礼。

晚上，我询问下班回家的孩子们，才知道他姓仇，具体叫什么名子，他们也不清楚。仇师傅大约六十多岁，个子不高，和我这个身高一米七五的人站在一起，他明显小了一号。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沙哑，那带有浓厚的北方口音，发出的每句话，好像都是从嗓子眼里使劲推出来的。据仇师傅自己讲：他也是根正苗红，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退役军人。可能是在部队里养成的那种直爽的性格，让父亲在文革期间吃了不少的苦头。一次，红卫兵要批斗父亲，父亲对那些扯着他不放的人说了一句：“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这一句触怒了那帮红卫兵，于是给父亲戴上了高帽子，拉出去游街。父亲成了反动派。

仇师傅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他在家排行老大，兄弟姐妹五人没有哪个特别有出息。平时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间来往自然就不多。原来他和妻子在街道一个大集体单位上班，可是自己偏偏继承了父亲那臭脾气，既不会媚上，更不会欺下，还常常对单位领导的一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因此，他很不受领导待见，始终没有混出了什么名堂，到了单位要改制了，还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企业改制时他和妻子一商量，干脆买断，自谋职业。他先后干了不少行当，可惜，都没有干成气候。仇师傅和妻子育有一个女儿。那个时代谁敢多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大家都得相信“一个子女好，政府来养老”的号召。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在社区上班，女婿在公交公司。两人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和妻子退休工资加在一起有六千多，本来这样的收入，在这个城市过生活应该是衣食无忧。遗憾的是前些年体检，查出了他患有糖尿病。于是，通过女儿在社区工作的关系，做起了小区的清洁工，他盘算着，通过这些劳动来活动活动筋骨，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还可以挣几个小钱补贴家用。

听说，仇师傅曾经闹过罢工。几年前，仇师傅曾找到楼栋长说：“小区两个单元六层楼高，每天爬上爬下好几回，我实在受不了，你另请人吧。”楼栋长原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谁知仇师傅一连几天就是不来小区打扫卫生，小区的卫生瞬间变差，这可急坏了楼栋长，向外招人，别人一打听，小区现有住户只有三十几户，每户每年只收两百元的物业费，一年也就挣七八千，不划算，没有人愿意来承担这份烂摊子。楼栋长只好和住户协商，最终达成妥协，每年每户物业费涨四十元。楼栋长再次找到他，告诉他说涨了物业费，仇师傅说：“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人们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扫地声。一天傍晚，我沿着金口一路去散步。经过一个独立的院子的门口，看见仇师傅在把一些纸盒等捆绑打包，就停下来和他闲聊。问他是不是就住在这里，他说住这儿多年了。我仔细打量一下矗立在这个院子里的那栋楼，猜测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建筑风格和格局与周边环境基本吻合。在青岛市南区沿海像这样的一栋小楼往往是住着几户人家，这栋楼里住着多少户人家，我不得而知，但这次简单的交流，让我俩更加熟知。

一个夏日，星空格外明亮。我从海边散步回家，看见一个黑影缓慢地从楼道里往下挪动，那黑影撅着屁股，弓着腰，那双手使劲地扯着一堆东西，看上去很是费力。过道拐弯处昏暗的灯光下，我认出了是仇师傅，他也看见了我。我说：“仇师傅，这么晚还在忙呀？”他停下挪动的脚步，喘着气说：“没法子，在五楼的过道里扔了一大堆纸盒，挡住了上下楼的去路，不把它挪走，上下楼都会不方便。”我提出要帮帮他。他连忙摆摆手：“那哪能呢。”他坚持不让，我只能作罢。于是笑着冲他说：“仇师傅，天黑，自己当心点。”从此以后，我们家和孩子家的包装纸盒等一些可以变卖的废旧东西，我一律把它整理好后，放在仇师傅存放这些东西的角落里。

妻曾送给他几回东西。一次是送给他五十个鸭蛋，那是暑假我们在老家带来的，谁知孩子们不爱吃这些鸭蛋，说鸭蛋腥得很。孩子们不吃，我和妻子也吃不了，时间长恐坏了的，左右邻居又不熟悉，送给仇师傅算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次是今年春节从芜湖回青岛，我们特地带来了黄山的毛峰茶叶。妻说这个仇师傅好像对我们特别关照，隔三差五的还将我们门前用拖把清扫，我们初来乍到，应该表示感谢。那日，仇师傅双手捧着我们送给的那盒茶连声道谢，呲咧着的嘴把他的脸上皱纹卷起，在额头上形成了几道沟壑。他那敦厚的样子，免不了让人把他与“厚道”联系在一起。“老干部，多谢你！多谢你！”

不知什么时候，我在他的心目中成了老干部了，真是有趣。“这是我们安徽最好的茶叶，黄山毛峰。”“我知道，我知道，黄山毛峰的名字响很呢。”

有一次，我在家看书，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看见仇师傅直直的立在门口，手里拿着用白色的塑料膜包裹着的东西。“老干部，这是一个提包，送给你。提包是对面学院的领导送给我的，我留它没用 ，想想你肯定需要，就来送你。”仇师傅满脸真诚。其实我并不缺这样的包包，当我收下仇师傅手里的包的时候，他那有些僵硬的脸颊好像松弛了许多，露出了一副释然的笑容。包上清晰地印有“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字样和圆形学院标识，这样的包常常是会务时发给与会者的，望着这树皮纹发泡布包，我知道这是他对我们的回赠。

那是一个清晨，雨很大，仇师傅穿着雨衣，挥舞扫帚清理着院里的垃圾。他一边奋力的扫着，一边嘟囔着：“小区改造，改造个屁！这水泥地不但没有弄好，反而比以前更糟糕了。”我这才想起，去年暑假，我们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主要是对小区的下水、地面、墙体等重新整修。本来地面改造设计是在原地面的基础重新铺设一层红砖，这样就与青岛老城区的建筑格调吻合。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改成了在原有的基础上抹上了一层水泥。谁知，今年冬天青岛天降大雪，青岛降大雪是多年才会有那么一回。冬去春来，当厚厚的雪融化之后，那抹上去的水泥，都片片起壳，与原来的地面分离，于是水泥地斑驳陆离，把小区的地面弄得像唱戏里的个大花脸，难看至极。不仅如此，翘起的水泥，经过人踩车压，成了碎粉，在太阳的照射下，一有风就会扬起灰尘。青岛靠海边的市南区，平时本身就风大，弄成这样的环境，住户纷纷投诉。

仇师傅每天都要将那些翘起的水泥壳和灰扫去，这无形加大了他的工作量求。望着仇师傅奋力扫地的样子，我说：“小区改造是好事，可是水泥地这样弄不科学，缺乏基本常识。”仇师傅停下手中的活，对我说：“就是，你看这地给弄的，多难看。”望着我，他忽然又说：“我看你像教授，以后我就叫你教授，教授比老干部好听，这个称呼更适合你。”自此，每次我和他在院子里相遇，他总是高声对我说教授好。起初，我告诉他，叫我老周更亲切些。可是他非不这么叫我，几次三番，我也就不再计较，慢慢地习惯了这称呼。

仇师傅最让我担心的是二零二二年最后一个月的那段日子，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青岛疫情防控全面取消，整个城市的上空似乎一下子就被病毒笼罩。人们不敢出门，不是非要外出不可，大多会选择宅在家里。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做尽了各种防护措施，很多人还是瞬间“阳”了。于是新冠的症状在不同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演”。仇师傅因工作的原因，他不得不每日还正常到小区清扫卫，他自己调侃说：“我的体质有抵抗新冠病毒的基因。”

可是一连数日，我不见他的身影，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我知道，这病毒最伤害老人。电视天天报道美国赫夫库斯网站统计，新冠病毒致死美国人的人数，他天天在外与空中病毒相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的担心是有依据的。

那一日，天色很晚，我又听见了久违的扫地声。开门一看，果然是仇师傅，他明显比以前瘦了一圈，挥动了手臂的力量已大不如前。见到我，他先是诧异，接着就用沙哑的声音说：“教授，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这该死的新冠，险些要了我的老命。”说到这里，他眼眶湿润。停了停他问：“你阳了吗？”这是当时的流行语，人们见面时的问候，已不再是“你好”“早上好”“晚上好”，而是“你阳了吗”？

“阳过了，不过和孩子们比起来，不算太严重，发了两天的烧，晚上睡觉时感到胸口隐隐的疼，吃了点药，现在好了。”“那好！那好！这是你修来的福分。几天不见，我怪想你的。”仇师傅望着我说。“看你这身体好像没有完全恢复，这卫生你就暂时不来打扫吧。特殊时期大家也会理解。”“那哪行。这是我的职责。”仇师傅低沉的语气里透着坚定。旋即，他似乎是提醒我，说：“进屋吧，会安全些。”此时此地，听到他的话，我瞬间感动。我突然感觉到，人与人之间这简单的关心，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世上最真诚的爱莫过于心的牵挂，彼此关心的语言是最温暖的友善。望着仇师傅瘦弱的身影，我心生许多担心。遗憾的是在这些担心面前我无能为力，只有默默的为他祈愿。

有几天没有听到窗外那熟悉的唰唰扫地声了。一个黄昏，小区楼栋长告诉我说：“仇师傅这回真的辞了，他已经干不动这活了。”听了楼栋长的话，我心里一阵隐痛。眼前浮现出最后一次看到仇师傅扫地时的身影，泪水瞬间迷糊了我的双眼，想控制一下，可怎么也控制不住，素性任由泪水滚落。人的脆弱有的时候真的远远超出想象。

一日清晨，院内又有了扫地声，可那声音不再是我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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