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军事理论的殿堂

李百鸿

　　1983年3月，我调到济南军区作战部战场准备科（后改为作战三处）任参谋。

大军区是战略区域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而作战部号称军区第一部，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大军区作战部门的参谋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的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而且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能参善谋，为首长决策提供科学的意见和建议。

积极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提高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能力，是提高作战部参谋人员素质的重要环节。以前，作战部参谋人员虽然开展了军事学术研究，但都是单兵作战，自发进行，效率不高，成效不明显。为了使作战部的军事学术研究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形成整体合力，系统、全面、科学地发展，在易元秋部长的领导下，1984年2月作战部成立了军事学术研究指导小组，提出了开展军事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目的、研究的重点、实施方法以及仼务和要求，以形成军事学术研究一盘棋，取得更好的成果。我意识到，这是提高自己能力水平的重要机遇，便积极投身到军事学术研究中去。

　　熟读兵书，充实头脑。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搞好军事学术研究，首先要遨游在军事书籍的海洋中，汲取丰富的军事知识，充实头脑，奠定军事理论基础。我和战友们如饥似渴地深研细读各种军事书籍，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军事名家的兵法和作战理论、现代战争的特点、未来战争的预测等。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杜黑的《制空权》、马权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富勒的《装甲战》、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孙武的《孙子兵法》，以及毛泽东军事理论等。亚历山大、恺撒、汉尼拔、拿破仑、隆美尔、朱可夫、孙武、韩信、诸葛亮、孙膑、刘伯承等一大批中外军事家的战略思想和战争艺术，深刻地铭记在脑海之中。尤其是代表中西方军事理论巅峰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大家更是反复研读，力求掌握其精䯝和真谛。在精读各种军事书籍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为搞好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思想碰撞，迸发火花。慕尼黑大学附近有个“芦茨”咖啡馆，学者经常在此聚会，针对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进行激烈的思想碰撞。结果，科学家劳厄发现了X射线对晶体的衍射现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融多门学科为一体的军事学术研究中，更需要进行这种思想碰撞，以促进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化。当时，宋普选、侯鲁梁、冯玉军等，是军事学术研究的佼佼者，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如冯玉军立志要学“万人敌”，发表了几十篇军事学术论文，其中《新理论引导新装备》一文引起了钱学森教授的高度关注。侯鲁梁在《军事学术》、《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后来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社，成为总编。宋普选更是军事学术研究的骨干和组织者，除了自己带头写稿外，非常重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经常组织学术交流，进行思想碰撞，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知识优势，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此外，还积极联系《军事学术》、《解放军报》的编辑，加强研究的预见性、前瞻性和针对性，并对重大课题组织集体攻关，群策群力，发挥团队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解放军报》学军事版设立“军事纵横谈”、“未来战场设计”、“从超越登陆到垂直登陆”等栏目后，他积极与军报曾广军主编联系，组织部里的参谋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出了一批成果。《蘑菇状烟云下的新抗争》一文，就是我和同志们思想碰撞的结果，发表在《解放军报》未来战场设计专栏。

　　《冲破传统登陆战术的樊篱》一文，是我与宋普选合作，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宋普选还积极与《军事学术》杂志社联系，结合“两队”（战略预备队、战略作战部队）建设的需要，组织全部参谋人员开展学术研究，写出了一批学术文章，《军事学术》专门将我部的学术成果出了一期“两队”建设专刊。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部长的领导下，在骨干的带动下，作战部掀起了军事学术研究的高潮，参谋人员人人动脑动笔，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高国峰、顾卫国、尹东、蔡运华、迟学起、李昌平、王田……，形成了军事学术研究的集团力量，军事学术研究之花在作战部盛开。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作战部迅速召开学术研讨会，针对高技术战争特点，各抒己见，探讨未来战争的应对之策。

　　通过军事学术研究，我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每年都有许多学术论文见报。

　　这是我在军区司令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建设动员型国防》。

1991年3月，我带了2篇学术论文参加了全军作战系统海湾战争研讨会。

　　我的部分军事学术研究成果获奖。

　　开展军事学术研究，使我获益非浅，不仅军事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战略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深刻认识到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善于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以发展创新的意识，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争创一流的业绩。